《反乌托邦三部曲(共3册)》编著者译林出版社。

《我们》《1984》《美妙的新世界》

极权政治最深沉郁结的反思，

人类文明最痛定思痛的自省，

一份冲破禁锢，挣脱强权的指南，

一套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类教科书。

★ 最强译本阵容：

《我们》，范国恩：著名俄语翻译家，中央编译局译审，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直接从俄语翻译，而非英语转译，独家附扎米亚京自传和致斯大林的信。

《一九八四》孙仲旭：大陆一流新锐译者，译有乔治·奥威尔、伊恩·麦克尤恩、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等著名作家的二十多部作品，由其翻译的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备受关注

《美妙的新世界》孙法理：著名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成员，译有莎士比亚、查尔斯·狄更斯、杰克·伦敦、爱伦·坡、王尔德等文学名家的作品几十部，获得过包括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和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优秀奖在内的多项殊荣。是本书第一个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译本。

《反乌托邦三部曲(共3册)》编著者译林出版社。

《反乌托邦三部曲(共3册)》内容提要：《1984》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寓言。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瓜分，三个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并用高科技手段监视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

《美妙的新世界》所想象的是公元26世纪的未来社会。在那里，人类分为数个“种姓”，批量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经过统一的教育和训练，依照预先设定的身份去完成固定的工作和消费。在那里，人人各安其位，快乐满足，人类数百年梦寐以求的一切似乎都已实现。

然而有一天，终于有人发现，我们并不需要如此的舒适。我们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恶……

《我们》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首部曲，在斯大林时期被列为禁书，禁止在苏联出版。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大一统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在这个攀上了“人类文明最高峰”的大一统国，所有公民一律被以数字冠名，“号民”们并对于极权安之若素。但是极权也不能扑灭人性的光辉与，对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过……

《1984》

代译序

1984

附录

一、新话的原则

二、我为何写作

《美妙的新世界》

前言

美妙的新世界

译后记

《我们》

对扎米亚京的《我们》再思考——代序

我们

附录

一、自传

二、致斯大林的信

《美妙的新世界》

第一章

一幢灰白色的大楼，矮矮的，只有三十四层。门口大书：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盾式的图案上是世界国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

底楼的巨大厅堂面对着北方。尽管对夏天而言窗户外已经很冷，室内却热得像赤道。薄薄一道森严的光耀眼地射进了窗户，渴望搜索出什么苍白的、长鸡皮疙瘩的穿便衣的非专业人员的形象，却只找到了实验室的玻璃器、镀镍柜橱和闪着凄凉的光的陶瓷。对荒凉的反应还是荒凉。工人穿的大褂是白色的，手上戴的橡胶手套死尸般煞白。光线冻住了，冻死了，成了幽灵，只有在显微镜黄色的镜头下，才找到了某种丰腴的有生命的物质。那东西在镜头下浓郁得像奶油，躺在实验桌一排排擦得银亮的漂亮的试管里，向辽远处伸展开去。

“这里，”主任开了门说，“就是孕育室。”

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进屋时三百个孕育员身子都俯在仪器上。有的不声不气，全神贯注，几乎大气不出；有的则。已不在焉地自语着，哼着，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低声下气地跟在主任身后，有些紧张。他们全都非常年轻，红扑扑的脸蛋，乳臭未干。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大人物说一句他们就拼命地记一”句——从“大人物那里”直接受教是一种难得的特权。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对亲自带领新生参观各个部门特别重视。

“这只是给你们一个全局的印象。”他向他们解释。因为既然需要他们动脑筋工作，就得让他们了解一些全局，尽管他们如果想成为良好的社会成员过幸福的日子，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必不可少的邪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玩集邮的人。

“明天”主任总对他们微笑，亲切而略带威胁他说，“你们就要安下心来做严肃的工作了。你们不会有多少时间了解全局的。而同时……。”

而同时，从大人物的嘴直接到笔记本也是一种特权。孩子们发狂地记着笔记。

主任往屋里走去。他身材修长，略显瘦削，身板挺直。长长的下巴，相当突出的大门牙，不说话时两片嘴唇勉强能包住，嘴唇丰满，曲线好看。他究竟是老还是年轻？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或是五十五岁？很难讲。不过，在这个安定的年代，福帝纪元六三二年，并没有谁会想到去问一问。

“我从头说一说”主任说，积极的学生把他的意思记进了笔记本：从头说一说。“这些”他一挥手，“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道绝缘门，向学生们展示出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都是本周才供应的卵子，保持在血液的温度，”他解释道，“而男性配偶子的温度，”说时他开了另一道门，“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而不是三十七度。十足的血液温度能够使配偶子失效。”窝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配不出崽的。

他仍然靠在孵化器上，向他们简要地讲述现代的授精过程，铅笔在本子上匆匆地涂抹着。当然，先从外科手术介绍起——“接受手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带来一笔报酬，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然后他讲到保持剥离卵存活、使之活跃发展的技术，对最佳温度、最佳盐度和最佳部调度的考虑；讲到用什么液体存放剥离的成熟卵。然后他把学生领到了工作台前，向他们实际展示了这种液体是怎样从试管里抽取的，是怎样一滴一滴注入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的；展示了液体中的卵子如有异常如何检查，卵子如何记数，如何转入一个有孔的容器里，那容器是如何浸入一种有精子自由游动的温暖的肉汤里的——他强调肉汤里的精子浓度至少是每立方厘米十万（同时他领着他们观看操作），如何在十分钟后从液体里取出容器，再次检验其中的东西。如果有的卵子还没有受精，又再浸泡一次，必要时还要再浸泡一次；然后受精卵便回到孵化器里，留下阿尔法们和比塔们，直到终于人瓶。而伽马们、德尔塔们和爱扑塞隆们则要到三十六小时之后才重新取出，再进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任重复道，学生们在各自的小笔记本里的这个字下面画一道杠子。

一个卵子形成一个胚胎，一个成人，这是常规。但是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会萌蘖、增生、分裂，形成八至九十六个胚芽，每个胚芽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胚胎，每一个胚胎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成人。以前一个受精卵只能生成一个人，现在能生成九十六个人。这就叫进步。

“从根本上讲，”主任下结论道，“‘波坎诺夫斯基化程序’包含了一系列对发展的抑制——我们制止卵子正常发育生长。而出人意外的是，卵子的反应却是：萌蘖。”

卵子的反应是萌蘖，铅笔忙碌着。

他指点着。一条非常缓慢地移动着的传送带上有满满一架试管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金属柜，另一架试管也在逐渐露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告诉他们：一架试管通过金属柜需要八分钟。八分钟的X光强力照射大体是一个卵子所能经受的照射量。有些卵子死去了，有些最不敏感的卵子一分为二；而大部分卵子则萌蘖出四个胚芽；有的则萌蘖出八个。它们又全部被送回孵化器，胚芽在其中继续发育。两天后又给予突然的冰冻。冰冻，抑制。两个分为四个，再分为八个。胚芽反而分蘖了；分蘖之后又用酒精使之几乎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再分蘖，又再分蘖——胚芽再长胚芽，新胚芽又发展出新胚芽——然后便任其自由生长，此时如再抑制，一般是会造成死亡的。这时原始卵可能已经分裂为八至九十六个胚胎——你们会承认这对大自然是了不起的进步。恒等多生，不是母体分裂时代那种可怜巴巴的双生或三生；那时卵子分裂是偶然的——现在实际上一个卵子一次能够生长为四五十个，或八九十个人。

“八九十个人呀。”主任双手一挥，重复了一句，仿佛在抛撒赏金似的。

可是有个学生却傻呵呵地问起那能有什么好处来。

“我的好孩子！”主任猛然转身对着他：“这你还看不出来？你连这也看不出来？”他庄严地举起一只手，“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男性和女性。一个小工厂的人员全部由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产生。

“九十六个多生子女操作九十六部完全相同的机器！”那声音由于激动几乎在颤抖。“你们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这是了不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无穷无尽地波坎诺夫斯基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由同一标准的伽马们，一模一样的德尔塔们，一成不变的爱扑塞隆们解决了，由数以百万计的恒等多生子解决了。大规模生产的原则终于在生物学里使用了。

“但遗憾的是，”主任摇摇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地波坎诺夫斯基化。”

九十六个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七十二个已是很不错的中数。要用同一个男性的精子从同一个卵子生产出尽可能多批量的恒等多生子，这已是最佳成绩（遗憾的是，只能够算是次佳成绩）而且就连这也很困难。

“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要让两百个卵子成熟需要三十年之久。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稳定人口，稳定在此时此地的水平。花四分之一个世纪去生产少数几个多生子——那能有什么用处？”

显然毫无用处。但是泼孜纳普技术却大大加速了成熟的过程。他们有把握在两年之内至少生产出二百五十个成熟的卵子。然后让它们受精，再波坎诺夫斯基化——换句话说，乘以七十二，于是你得到差不多一万一千个兄弟姐妹，一百五十批恒等多生子女，全都在两年之内出生，年龄一样大。

“在特殊的例外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卵子培养出一万五千个成年人。”

主任向一个浅色头发的壮健青年招了招手——那人正好路过。“福斯特先生。”他叫道。那壮健的青年走了过来。“你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卵子的最高记录是多少么？”

“在本中心是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福斯特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长着一对快活的蓝眼睛，说话迅速，显然很以引述数字为乐。“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共是一百八十九批恒等多生子。但是在赤道的有些孵化中心”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成绩还要好得多。新加坡的产量常常超过一万六千五百个；而蒙巴萨实际上已达到一万七千的指标。但是他们的条件优越。你要是能看看黑人卵子对新液的反应就好了！你若是习惯于使用欧洲材料的话，黑人卵子的反应会叫你大吃一惊的。不过，”他笑了笑，又说（但眼里却有战斗的光彩，翘起的下巴也带有挑战意味），“不过，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想超过他们。目前我正在培养一个惊人的德尔塔加卵子，只有十八个月时间，却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个孩子，有的已经换瓶，有的还处于胚胎状态，可仍然健壮。我们还有可能超过蒙巴萨。”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户主任拍了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叫道，“跟我们一块走走吧，让孩子们有幸获得你的专门知识。”

福斯特先生客气地笑了笑。“乐意效劳。”便一起走了。

装瓶室一片繁忙，却节奏和谐，井井有条。切成适当大小的新鲜母猪腹膜片从大楼次底层的器官库里由小电梯里送出来，吱的一声，然后是咔哒！电梯孵化器打开；装瓶线上的人只须伸出一只手，抓住腹膜片，塞进瓶里，按平，已经装好的瓶子还没有沿着运输线走开，吱，咔哒！又一块腹膜片已经从下面冒了出来，只等着被塞进另一个瓶子——那缓慢的传送带上的无穷的行列里的下一个瓶子。

生产线工人旁边是收纳员。流水线继续前进；卵子一个个从试管转入更大的容器；腹膜内膜被巧妙地剖开，甚状细胞准确落了进去，硷盐溶液注入……此时瓶子已经离去。下面是标签员的工作。遗传状况、授精日期、波坎诺夫斯基组别——全部细节都从试管转到瓶子上。这回不再是没有名字的了，署上了名，标明了身分。流水线缓缓前进，通过墙壁上一个人口进入了社会条件预定室。

“索引卡片总共有八十八立方米之多。”大家步入社会条件预定室时福斯特先生得意地说。

“包括了全部的有关资料。”主任补充道。

“而且每天早上更新。”

“每天下午调整。”

“他们在资料的基础上做出设计。”

“某种品质的个体是多少。”福斯特先生说。

“按这一种、那一种数量分配。”

“在任何特定时到投入最佳的分量。”

“有了意外的消耗立即会得到补充。”

“立即补充，”福斯特先生重复道，‘称要是知道上一次日本地震之后我加班加点所做的工作就好了！”他摇着头，温文尔雅地笑了笑。

“命运预定员把他们设计的数字给胎孕员。”

“胎孕员把需要的胚胎给他们。”   “瓶子送到这儿来敲定命运设置的细节。”

“然后再送到胚胎库房去。”

“我们现在就是到胚胎库房去。”

福斯特先生开了一道门，领着大家走下台阶，进入了地下室。

温度仍热得像赤道。他们进入的地方越来越暗。那条通道经过了两道门，拐了两个弯，用以确保目光不透进地窖。

“胚胎很像摄影胶卷，”福斯特先生推开第二道门时开玩笑似地说，“只能承受红光。”

学生们跟他进去的地方又暗又热，实际上可以看见的东西都呈红色，像夏天午后闭上眼时眼里那种暗红。通道两侧的大肚瓶一排接着一排，一层高于一层，闪着数不清的红宝石般的光。红宝石之间行走着幽灵样的男男女女，形象模糊，眼睛通红，带着红斑狼疮的一切病征。机器的嗡嗡声和咔哒声微微地震动着空气。

　“告诉他们几个数字吧。”主任不想多说话。

福斯特先生巴不得告诉他们一些数字。

二百二十公尺长，二百公尺宽，十公尺高，他指了指头顶上。学生们抬起眼睛望望高处的天花板，一个个像喝着水的鸡。

架子有三层：地面长廊，一阶长廊，二阶长廊。

一层层蜘蛛网样的钢架长廊从各个方面往黑暗里模糊了去。他们身边有三个红色幽灵正忙着从传送梯上取下小颈大肚瓶。

从社会命运预定室来的电梯。

每一个瓶子都可以往十五个架子中的任何一个上面搁。虽然看不见，每个架子却都是一条传送带，以每小时三十三点三厘米的速度运动着。每天八公尺，二百六十七天。总共两千一百三十六公尺。地下室的巡回线有一条在地面高度，有一条在一阶长廊高度，还有半条在二阶长廊高度。第二百六十七天早上日光照进换瓶室。所谓的“独立生命’便出现了。

“但是在这个阶段，”福斯特先生总结道，“我们已经在它们身上下了很多功夫。啊，非常多的功夫。”他带着洞察一切的神态和胜利的情绪笑了。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主任再次说道，“大家一起走一圈，你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向他们介绍一下吧，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照办。

他向他们介绍了在腹膜苗床上生长的胚胎，让他们尝了尝给胚胎吃的浓酽的代血剂，解释了必须使用胎盘制剂和甲状腺制剂刺激它的理由；介绍了妊娠素精；让他们看了从零至二千零四十公尺之间每隔十二公尺就自动喷射一次妊娠素精的喷射口；介绍了在最后的九十六公尺过程里分量逐渐增加的黏液。描述了在一百一十二米处安装进每个瓶里的母体循环；让他们看了代血剂池；看了驱使液体在胎盘制剂上流动并驱动其流过合成肺和废物过滤器的离心泵。向他们谈了很麻烦的胚胎贫血倾向；谈了大剂量的猪胃提取素和胚胎马的肝——人的胚胎需要用马胚胎肝营养。

他也让他们看了一种简单的机械，每一个胚胎每运行八公尺到最后两公尺时，那机械便对它进行摇晃，使之习惯于运动。他提示了所谓的“换瓶伤害”的严重性，阐述了种种预防措施，用以对瓶里的胚胎进行适当的训练，把那危险的震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向他们介绍了在二百公尺左右进行的性别测试。解释了标签体系。T表示男性，O表示女性，而命定了要做不孕女的则是白底上的一个黑色问号。

“当然，因为”福斯特先生说，“对绝大部分情况而言，多产只是一种多余。一千二百个卵子里只须有一个多产就已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过我们想精挑细选。当然还得有很大的保险系数。因此，我们任其发育的女性胚胎多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剩下的便在以后的过程里每隔二十四米给予一剂男性荷尔蒙。其结果是：到换瓶时它们已经成了不孕女——生理结构完全正常（‘只是’，他不得不承认，‘她们确实有一种很轻微的长胡子的倾向’），但是不能生育。保证不能生育。这就使我们终于，”福斯特先生继续说，“走出对大自然的奴隶式模仿的王国，进入人类发明的世界，那就要有趣得多了。”

他搓搓手。因为当然，他们并没有以孵化出胚胎为满足：孵化胚胎是无论哪条母牛都能干的事。

“我们也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我们把婴儿换瓶为社会化的人，叫做阿尔法或爱扑塞隆，以后让他们掏阴沟或是……”他原打算说“主宰世界”，却改了口道：“做孵化中心主任。”

孵化中心主任笑了笑，接受了赞美。

他们正从三百二十米处的十一号架前经过。一个年轻的比塔减技术员正忙着用螺丝刀和扳手处理路过的血泵——那是用以泵出瓶里的代血剂的。他拧紧了螺丝，马达的嗡嗡声极轻微地加大了。往下，往下……拧了最后一下，他看了一下旋转柜台，任务完成。他沿着流水线前进了两步，在下一个血泵前重复起了同样的程序。

“每分钟旋转数一减少，”福斯特先生解释道，“代血剂的循环就减慢了，流经肺部的时间也随之延长，这样，输送给胚胎的氧气就减少了。要降低胚胎规格没有比减少氧气更好的办法了。”他又搓了搓手。

“可你为什么要降低胚胎规格？”一个聪明的学生问道。

“傻孩子！’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主任才说，“你就没有想到爱扑塞隆胚胎必须有爱扑塞隆环境和爱扑塞隆遗传吗？”

那学生显然没有想到过，感到惶惑。

“种姓越低，”福斯特先生说，“供氧越少。最早受到影响的是头脑，然后是骨骼。供氧量只达正常量百分之七十就形成侏儒。低于百分之七十就成了没有眼睛的怪胎。”

“那就完全是废品了。”福斯特先生总结说。

而同时，他们要是能找到一种缩短成熟期的技术，对社会又是多么大的贡献呀！（他说话时带着机密的口气，而且迫切。）

“设想一下马吧。”

他们设想了一下。

马六年成熟；象十年成熟；而人到十三岁性还没有成熟，等到充分成熟已经二十岁了。当然，发育迟缓的结果是智力发育也迟缓。

“但我们在爱扑塞隆们身上，”福斯特先生非常公正地说，“并不需要人类的智慧。”

“本来就不需要，而且也得不到。但是爱扑塞隆们到十岁时心智就已成熟，而身体呢，不到十八岁却成熟不了。让非成熟期占去许多年是不必要的，也是浪费。如果体力的发展能够加速，比如能够跟母牛一样快，那对社会会是多大的节约呀！”

“了不起的节约！”学生们喃喃地说。福斯特先生的热情带有传染性。

他相当专门化地谈起了使人生长迟缓的内分泌失调问题，并提出萌芽期突变作为解释。那么，这种突变的影响能不能消除？能不能采用一种适当的技术使个别的爱扑塞隆胚胎回归到狗和牛一样的常规去？问题就在这里，而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蒙巴萨的琵金顿已经培育出四岁就性成熟，六岁半就充分成长的个体。那是科学的胜利，可在社会上却还没有用处。六岁的男人和女人太愚蠢，连爱扑塞隆的工作都干不了。而这却是个“一揽子”程序，要就是不变，要就是全变。他们打算在二十岁的成人和六岁的成人之间寻求理想的折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成功。福斯特先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他们在猩红的光线里转悠着，来到了九号架的一百七十公尺附近。从这儿往下九号架就封闭了。瓶子在一个隧道样的东西里结束了行程。隧道里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口子，两三公尺宽。

“是调节温度的。”福斯特先生说。

热隧道与冷隧道交替出现。以强X射线的形式出现的冷冻跟不舒服结合在一起，胚胎换瓶时经历了可怕的冷冻。这批胚胎是预定要移民到赤道地区去做矿工、人造丝缫丝工和钢铁工人的。以后还要给他们的身体配合心灵判断力。“我们设置条件让他们能在炎热气候里兴旺成功，”福斯特先生下了结论，“我们楼上的同事会培养他们喜爱炎热。”

“而幸福与德行的诀窍，”主任像说格言一样道，“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一切条件设置的目标都是：让人们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

在两条隧道交合点的一个空处，一个护士正用细长的针管小心探索着走过的瓶中的胶状物质。学生们和向导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列宁娜。”护土抽回针管，站直身子后，福斯特先生说。

那姑娘吃了一惊转过身来。人们可以看出，尽管光线令她红得像害了红斑狼疮，眼睛也通红，却美丽非凡。 　

“亨利。”她向他闪来一个红色的微笑——一排珊瑚样的牙齿。

“迷人，迷人。”主任喃喃地说，轻轻地拍了她两三下，从她那儿得到一个毕恭毕敬的微笑。

“你在给他们加什么？”福斯特先生问道，有意让声音带公事公办的调子。

“啊，平常的伤寒和昏睡症疫苗。”

“赤道工人到一百五十公尺处就注射预防疫苗。”福斯特先生对学生们说。“这时胚胎还长着鳃。我们让‘鱼’免疫，以后就不会传染人类的疾病。”他转向列宁娜，“今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在屋顶上，”他说，“照旧。”

“迷人。”主任又说了一句，又最后拍了她一下，跟别人一起走掉了。

第十道架上一排排下一代的化学工人正在承受着铅毒、苛性苏打、沥青和氯气伤害的锻炼。第三排架上是胚胎期的火箭飞机机械师，每批二百五十个，其中的头一个正从三号架的一千一百公尺点通过。一种特别的机械使它们的容器旋转个不停。“这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平衡能力，”福斯特先生解释道，“火箭进入太空之后，要到火箭外进行修理是很困难的活儿。他们直立时我们便减缓转速，让他们感到很饥饿；他们倒立时我们就加倍供应代血剂。这样，他们就把舒适跟倒立状态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他们只有倒立时才真正感到快活。”“现在，”福斯特先生说下去，“我要让你们看看对阿尔法加型知识分子的性格预定，那是很有趣的。在五号架上我们有一大批阿尔法加，在第一道长廊，”他对已经开始往一楼下去的两个小伙子叫道。

“他们大体在九百公尺附近，”他解释道，“在胚胎的尾巴消失以前实际上是无法设置智力条件的。跟我来。”

但是主任已经在看他的表了。“差十分钟到三点，”他说，“我担心的是没有时间看知识分子胚胎了。我们必须在孩子们午睡醒来之前赶回育婴室去。”

福斯特先生感到失望。“至少看看换瓶车间吧。”他请求。

“那也行，”主任宽厚地笑了笑，“那就看看吧。”

著名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1921年出版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之作《我们》，然而自作品发表以来，它一直没有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了理解这部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社会思考的延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16-19世纪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百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1839年，它反映了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唯利是图的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H.□．费德罗夫的4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相互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却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的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结果，这个城市里的人们都患上了一种“矛盾综合征”：想的是一样，说的是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在十月革命前(1916—1917)目睹了英国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扎米亚京写作《我们》，实际上是继续着他在写作《岛民》(1917)时期已经开始的思考，同时也是继续着俄国人传统的反乌托邦思考。当然，作为一个20世纪的思想先行者，他的思考范围绝不仅仅是苏联社会，而是在警惕地、批判性地审视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走向。扎米亚京1932年对《我们》的主题这样解释：“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09~-g-，预告人和人类社会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我们》写成于1921年。苏联在20世纪2卜3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社会弊症当时还在萌芽状态。与其说扎米亚京是在诽谤苏联社会，不如说是表明他由于对现代社会初见端倪的弊症的尖锐目力和思想预见力，对之后几十年可怕后果的不幸而言中。

二、同时，《我们》又是针对十月革命初年的空想社会思潮而发的。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常常援引扎米亚京对小说的解释，试图为之“说情”：《我们》不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又确实是对十月革命初年，特别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的一种反应。小说并没有去过多地展示科技进步对人类造成的“威胁”，而是把工业化和集权化绝对地联系起来(这在对比另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时格外明显)。小说思考的是关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人的个性权利和暴力、极权的矛盾问题。所以也可以说，在俄国长期专制制度的背景下，扎米亚京进行的首先是对民族命运的具体思考。

十月革命后，苏联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超经济的强制、政治上的集权来抵御国内外的强敌，战胜国民经济上的严重破坏，从而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统一。而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施行的暂时性的抹杀个性、集权化、强制性的措施被一些人(如无产阶级文化派)绝对化、理想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来歌颂，便成为一种荒谬的东西。这其中所隐藏的极大的危险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出了《动物农场》和《1984》。

——中国著名学者止庵

★所有英国作家中最受爱戴的一位。

——英国作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

★乔治奥威尔最后的杰作，对现代历史令人着迷而不可或缺的理解。——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里阿什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

——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

★在今天这个基因工程、虚拟现实和网络超链接的时代，《美妙的新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中要害。

——哈罗德布鲁姆

★《我们》这本书最先让人注意到的是——没有人指出过，但是我相信——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肯定部分来源于此书。

——乔治奥威尔

★这是一本焚书年代的奇书……这无疑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我很惊讶没有一家英国出版商有胆量再版这本书。  ——乔治奥威尔

★哲学性可比柏拉图之《理想国》，趣味性可比H.G.威尔斯之幻想作品，冷峻得像一把上膛左轮手枪，讽刺性直追《格列佛游记》

——皮特里姆索罗金

★《1984》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展现出不可磨灭的才华，令其他同类作品无法望其项背。对时代来说，它仿佛毒药瓶上的一枚标签。

——《纽约先驱论坛报》

★乔治奥威尔的遗世杰作……是了解现代历史不可或缺而又引人人胜的一本书。

——《纽约书评》

★乔治奥威尔就极权主义危险发出的警告，给他的同时代人和未来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的书名和其中创造的很多新词，比如“新语”，都成了现代政治中丑恶现象的代名词。

——《韦氏文学百科词典》

★令人震惊的未来。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