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美等编著的《丁一岚传》是一部透过主人公人生经历讲述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起伏跌宕、曲折发展历程的书；这是一部诠释邓拓、丁一岚这对亲密伴侣诗魂的书。本书内容包括家庭(1921年～1935年12月)、选择(1935年12月～1937年11月)、成长(1937年12月～1938年12月)、旅途(1939年1月～1942年10月)等。

成美等编著的《丁一岚传》以叙事方式为主，生动记录了丁一岚的一生。这本书采用了大量文献、档案、手迹和照片，很多史料属首次披露。作者介绍，《丁一岚传》在记述人物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历史背景时，采用了文学的语言，使该书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增强了可读性。

引子

第一章 家庭(1921年～1935年12月)

第二章 选择(1935年12月～1937年11月)

第三章 成长(1937年12月～1938年12月)

第四章 旅途(1939年1月～1942年10月)

第五章 诗思(1942年)

第六章 洗礼(1942年10月～1945年夏)

第七章 辉煌(1945年10月～1949年12月)

第八章 生活(1949年～1966年)

第九章 诗殇(1966年)

第十章 沉思(1966年～：1977年)

第十一章 淡定(1977年～1986年)

第十二章 延安(1986年～：1998年)

附录

一 丁一岚生平年表

二 参考资料

后记 三秋不是别离时

出水芙蓉真本色 贫贱津门炼侠肠

丁一岚晚年居住的地方，它的北面是与中央电视塔毗邻的玉渊潭公园，园内两潭净水，几座古建，一派悠然；西面，是雄壮伟岸并带有更多古典气息、承载着中国革命煌煌然历史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与这座20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毗邻的，是北京城当年为迎接新千年到来时而修建的极显张扬的颇有几分后现代色彩地标性建筑——中华世纪坛；东面是中国科技会堂和中国科学院；向南，则是堪称为新中国世纪大道的长安街的延长线——复兴路。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称之为长安街；偏东一隅，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所在。

生活在这环境中，丁一岚很是惬意。湖光水色、如茵绿草，傍着很是现代的都市通衢大道和风格迥异的建筑，现实而又浪漫。天气好的时候，老人常常推开窗户，抑或站在阳台上，历史和现实，古典和现代，对照之中，谐协于此，一如自己的心境。她感受到的，既有玉渊潭的清新雅静，也不乏长安街的勃勃生机，更有厚重的历史，一如她的一生。她说，“我是看着长安街的巨大变化走到今日的。”①

或许呢，就是这情境，就是这些都与她心境相连的情境，使得晚年的丁岚，虽然沉疴在身，心却始终朗朗。  1991年，夏秋之交，朗朗心境中，70岁的丁一岚向子女们自述着自己的生平经历。

七十日老，而传。丁传始于平淡。

’“我的一生平平淡淡，无独特建树。今年我70岁，也恰逢我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多么好啊！多么巧啊！就冲这一点，这个‘七十’年。我已经是很知足的了。想想，人的一生，能和自己献身的事业有着这样一种巧合，应该说很是幸运了，更是幸福的。该是给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小结的时候了。

我用《忆生平》三首诗给自己作了这个小结：

‘波涛万顷诵朝阳，贫贱津门炼侠肠。万里遥遥瞻宝塔，巍巍敌后战顽强。’

‘历尽艰危万岭中，喜闻伏虎颂帅声。荣临盛典常追忆，爱我广播献平生。’

‘人生道路本曲折，九死为民不蹉跎。陷身浩劫疑无路，春风又唱古稀歌。’

我之所以写了这么三首诗，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我这一生自以为对我影响很大的三个阶段：第一首诗，是我少年时代在天津帝国主义租界内所目睹，这是刻骨铭心而且有着切肤感受的纸醉金迷、俾昼作夜和箪食瓢饮、荆衩布裙的对照；第二首诗，当然就是我至今依然备感荣耀、备感自豪的人生辉煌，那就是我们的新中国开国大典，那是我的广播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尤其是，比起许许多多历经艰危，先我而去的革命的先烈，这就是我常常追忆的原因，不是追忆自己的‘荣临’，而是追忆他们的伟大；至于第三首诗中的‘九死为民’，则是自己的一生感悟，这首先也是出于对先我而去的革命战友，对先贤的崇尚和对邓拓的怀念、纪念。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分，虽九死其犹未悔’，邓拓的‘一生九死抱琵琶’，和他们相比，我虽曾经‘陷身浩劫疑无路’，竟然能活到了古稀之年，能看到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赢弱国家的盛强，还有比这幸福的吗？！

为什么以诗来给自己作个小结，实在是由于：诗，尤其是旧体诗词，在我的一生中，印象和影响是太大了，苦辣酸甜，尽在其中，沁人心脾荡气回肠。这也正是我以诗言志，为自己作总结的初衷。不用说，这完全是因为邓拓。所以，临到退休后，我读老年大学的那几年里，用功最甚的，也是诗。所以，以这三首《忆生平》，算作自己一生历史的提纲式的总结。

当然，我这古稀歌，永远也达不到我所向往的诗的至高境界。我所追求的、理想的诗的境界，就是我很喜欢的杜甫评价庾信诗中的那一句，‘暮年诗赋动江关’。一个‘动’字，便把诗的意蕴搞活了。倘若邓拓能有今日，能有幸于今日，我说的是‘有幸’！他一定应该是可以达到这境界的。其实，戎马倥偬的年月里，他的诗已经可以说是‘动江关’了。

我还觉得，人们一谈到老年时常常提到的李商隐的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倒从来没有读出人们常说的太多的伤感。人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岁数，伤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至于大家从叶帅的‘黄昏颂’中的那句‘满目青山夕照明’中，解读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也并不是很赞同的。只不过是无限好的另一个角度罢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人的心，只有自己清楚，这一生走到哪个阶段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人生的小结，不也就是‘驱车登古原’吗？登临我心中的‘乐游原’啊。或许有人会说，哪里是您那‘乐游园’呀？说句也许不合时宜的话，我心中的乐游园，就是复兴的中华大地，就是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所以，李白《忆秦娥》中的乐游园，柳色、伤别，气势虽然真是雄浑，意境也真是高远，但是太素淡了，太悲凉了。倒是用太白韵所作忆秦娥的宋人李之仪，我是很喜欢的，‘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歆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天际双阙。’帆来帆去，云归云别，白居易说什么，‘去似朝云无觅处’，不就是那天际双阙么。

既然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当然就要从头说起，从自己的出生说起。人老了，记忆模糊了许多，但是，塘沽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生活意义上的、现实的故乡，这是永远的记忆。至于祖籍福州，几十年来，那都一直是想象之中的家乡，倒也曾经有过很多浪漫的遐想。直到1986年5月13日，邓拓逝世20周年日前夕，‘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在福州邓拓故居开幕，福州对我来说，似乎才现实了许多。”P4-6

一部常读常新的书

——《丁一岚传》代序

刘习良

大凡喜好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本好书，越读越有兴味，越读越有收获，越读越能读出新意。由此，一遍一遍读下去，直至爱不释手，即所谓“常读常新”。识人也是如此。接触越多，了解越深，越能感到亲切，越能理解其所言所行。

想法由来已久，近日再次触发是下面这件事。

9月12日，邓壮打来电话，邀我为即将出版的《丁一岚传》撰写一篇序言。我毫不犹疑地当即答应下来。为一生献身革命的老大姐的传记写序言，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有这个义务，原因是我一直把老丁视为良师益友，视为我中年工作转型(从翻译业务转为行政管理)期间的主要引路人。

14日，收到邓小岚通过快递送来的《丁一岚传》书稿。尽管一段时间以来视力日渐减退，仍然一口气读完全书。紧随着作者的叙述，羡慕、钦佩、兴奋、悲伤、遗憾、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可谓百感交集。静下心来想一想，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本来自以为对老丁有所了解，读过《丁一岚传》，才知道过去的了解是那么肤浅，仅仅局限于她人生的一个小段落。

这不是一部单纯讲述传主人生经历的书。

这是一部透过主人公人生经历讲述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起伏跌宕、曲折发展历程的书；这是一部诠释邓拓、丁一岚这对亲密伴侣诗魂的书。

2006年6月，为纪念丁一岚同志逝世8周年，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一身正气，永驻人间》的怀念文章。文章重点在于讲述老丁晚年对发展我国国际广播事业的贡献以及对我个人的言传身教。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过：“识人好比读书”，对一个熟人做个系统回顾，哪怕只是人生的某一阶段，就像再次系统阅读一本熟读过的旧书，又一次看到新意。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以“四个六十，见证辉煌”为题评选60年来影响我国广播电视进程的60件大事、60位人物、60个节目和60个栏目。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我看到国际台推荐的人物名单里“丁一岚”名列第一。在多次讨论中，评委们一致同意把老丁评为“影响广播电视进程的60位人物”之一。对她晚年工作的评价是：“任国际台台长期间，带领全台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推进改革，建章立制，加强思想工作，为我国国际广播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评价简洁公允，老丁当之无愧。

在那篇纪念文章里，我开列了13项在老丁领导下推进的带有开创性的工作，可以作为上述评价的佐证。然而，读过《丁一岚传》以后，深感那篇文章只限于展示行为，描述现象。至于现象背后的思想支撑完全没有述及。以我当时对老丁的了解，也没有可能述及思想层面的深刻内涵。

几天来，边阅读《丁一岚传》，边回忆，历年来耳闻目睹的点点滴滴往事终于和老丁的人生观、思想脉络、道德准则联系起来了。

“文革”期间，我曾经在广播大楼音乐厅旁观过一场老丁的“批斗会”。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老丁大义凛然，既坦然又如实地回答各种无理责问，无声抗议在挂牌中加入重物的过火行为，以此捍卫个人的尊严。“士可杀，而不可辱”应是老丁早已熟读的古训；“威武不能屈”其实是老丁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练就的品格。

在淮阳“五七”干校期间，老丁掌管伙房，和同期学员和睦相处，甚至还积极鼓动、协助我们到各地演出文艺节目。当时，邓拓冤案尚未平反，她是强忍悲痛，乐观面对现实。显然，这和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相信群众、相信党”以及“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密切相关。  在改革开放时期，和老丁接触多了，目睹老丁处世风格的事情也更多了。

从1982年起，和老丁共事三年多，更有机会直接观察她的处世哲学。

1982年6月，以丁一岚同志为台长的新班子成立后，面临的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重重困难”。

究竟难到什么程度？仅举办公室极度紧张为例。

台长办公室只有十余平方米。三位台长、副台长和两位顾问同在一室办公。科处干部想和某位台领导谈话，只能另找地方，或者站在走廊里交谈。

华侨部工作人员每人可以分到一张办公桌。可是，办公室没有足够的地方安放那么多办公桌，只好把一些桌子摞放起来。

其他语言部组、行政科室即使稍好一些，也说不上宽裕。

那时候，在广播大楼的大院冷却水池西面盖了一排木板房，冬冷夏热，谁都不愿意去。老丁决定各个编辑部和语言组留在大楼里，机关工作人员一律搬到木板房办公。这可是一道大难题。老丁亲自出马，动员搬迁，还不时到那里去，向干部嘘寒问暖。夏天，发给每间办公室一台电风扇；冬天，发给每人一件军用棉大衣。办事果断，优先照顾一线“战士”；关心干部，于细微处下功夫，几乎再现了她在战时铸就的军事作风。

物质困难再大，也比不上精神压力来得厉害。

读了《丁一岚传》，特别是老丁自述部分，我才了解了她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个别交谈中流露出来的兴奋、喜悦、担忧、烦闷、焦急背后合乎逻辑的思想变化，才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老丁常说她是“过渡台长”，需要在3年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建新班子，调整台、处(部)、科(组)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此事谈何容易！

“文革”留下了成堆的后遗症。人心思散，情绪波动，在人事问题上矛盾重重，尤其是对新班子缺乏信心。老丁把处理各种难解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全部包揽起来，好让我们专心致志地改进对外广播，因为她心里明白，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开创我国国际广播新局面，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想想看，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承担起超重的负荷，这该是多么大的压力！所幸的是她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历史交于她的任务。

老丁多次找我个别谈话。那种诚心诚意，那种直言不讳，有批评，有提醒，有关怀，有表扬，次次都是有的放矢，至今我记忆犹新。

记忆最深的是她屡次正面提醒我要谦虚谨慎、加强团结、办事沉稳、心无旁骛地完成本职工作。反过来说，就是批评我容易骄傲自满，喜欢单打独斗，不懂得请示汇报，不善于与人商量，遇事急于拍板，还恋恋不舍西语专业(这些的确是像我这样一个刚刚进入台级领导班子的人的缺点)。如果话说到这里为止，那就不合乎老丁一贯的辨证思维方式了。几乎每次谈话结束时，她总是反复叮嘱：要保持一股锐气，要勇于探索、勇于负责，要提高工作效率，要着眼于提高国际台干部的外语水平。

每次谈话后，我感到的不是压抑，不是垂头丧气，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尽快提高水平，以适应台级领导的工作要求。我想，这才是老丁找我谈话的目的：精心培养国际台的接班人。

1990年离开国际台后，我又做了7年行政管理工作。如果说大体上没有辜负领导的重托和群众的厚望，也是得益于老丁的谆谆教导。

我没有可能经历老丁经历过的历史锻炼。但是，在进一步了解了她的人生经历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学习她公而忘私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沉稳干练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待人方式。

如今《丁一岚传》即将问世。我在老丁这部“常读常新的教科书”外，叉多了一部“常读常新的参考书”。

愿老丁的熟人以及未曾谋面的朋友们也读读这本书。  开卷有益，诚哉斯言！

2010年10月10日晨

于知还室

三秋不是别离时

写《丁一岚传》的那些日子里，常常会想起宋人张元斡的“可意湖山留我住，断肠烟水送君归”，每每感怀不已。完稿之日，时值2010年，庚寅立秋，又想到了这首浣溪沙下阕最后一句“三春不是别离时”，略改一字“春”，“三秋不是别离时”，便是我们此时的心境。

两年前的2008年10月，受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丁一岚子女的委托，我们三人接受了《丁一岚传》的写作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女播音员，作为新中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现场播音员，作为长期工作在我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同志，作为“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的受害者邓拓同志的妻子，丁一岚同志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1998年，丁一岚同志辞世不久，成美曾提出为她作传。“文革”中成美和丈夫顾行因“三家村”冤案遭残酷迫害。顾行当时是北京晚报主管副刊的总编辑。邓拓的《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副刊发表，顾行是这个栏目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文革”一开始，邓拓被拿来开刀祭旗，顾行一家也备受摧残。

十年动乱结束，顾行和成美就决心写《邓拓传》。那是百废待兴、充满激情的年代。历时12年，他们两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了《邓拓传》。这期间，丁一岚与成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的确，倘若成美和顾行能再次为丁一岚作传，应当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顾行因“文革”十年的折磨，不到六十八岁就与世长辞。对成美来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怀念之情是双重的，正如她在《邓拓传-再版后记》中所言，“看到他们留在书上的熟悉的笔迹，他们的音容笑貌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耳边，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留在心底的创伤再次被戳痛。”更何况她也年逾古稀。

于是，便有了我们三人的合作。陈道馥和薛夏原都是中年新闻工作者，经历过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满怀景仰。陈道馥还曾和丁一岚一起在首都女记者协会共事过，对这位老大姐有一份独特的感情。

2008年仲秋，在成美同志家中，我们与邓拓、丁一岚同志的长女邓小岚、长子邓云、次子邓壮，就《丁一岚传》的写作座谈。非常感谢邓小岚姊弟对我们的信任，他们将自己搜集、保存并整理的全部资料，包括丁一岚同志的个人经历口述回忆录录音带、手稿及相关出版物，悉数交与我们。

随后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沉浸于这些资料当中。与此同时，我们还以丁一岚的生平和这些资料为线索，仔细查阅了相关的史料。我们随着丁一岚的身世、经历回溯历史；我们随着丁一岚的情感的起伏徜徉于那一代人的理想和激情中；我们随着丁一岚的遭际陷入沉痛的思索。同时我们还多次采访了丁一岚的亲人和友人，从他们的回忆中得到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

丁一岚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渐渐站立起来。

丁一岚同志的一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知识女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成长、成熟，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也曾在历史挫折中经历劫难和认真思索，直到淡定、从容的一生。千千万万和丁一岚一样追求真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每个人的历史，组成了党的历史，他们的崇高品格，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力求以真实、朴实、严谨的文字为丁一岚作传。考虑到丁一岚与邓拓一生相守，同休戚，共命运。不仅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而且有着共同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借鉴《邓拓传》的写法，以史为经，以事为纬，在记述翔实史事中，展示人物的人生轨迹。在写作的主旨与风格上，力求《丁一岚传》与《邓拓传》相匹配。为了获得真实的感受，陈道馥和薛夏原两人随同邓小岚赴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在马兰村，参观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瞻仰了当年牺牲在那里的晋察冀日报社的革命先辈。随后又赴平山县南滚龙沟，1942年3月7日，丁一岚与邓拓就是在这里的一个小四合院结婚的。通过实地体验，我们不仅得到了许多生动的材料，而且具体地感受到当年战争环境的残酷和艰苦，在感情上更加接近了邓拓和丁一岚。

在坚持真实的前提下，我们也力求把传记写得饶有兴味。在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以及历史背景时，采用了文学的语言。特别是，我们选择以对诗的阐释来深入寻求邓拓和丁一岚两位前辈的内心世界。言为心声，就现有材料而言，还有什么能比这些诗更能体现两位前辈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情感呢！

《丁一岚传》得以成书离不开丁一岚子女们的劳绩。传记中大量丁一岚的材料，是他们悉心记录整理的，许多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字材料，是他们搜集保存的，包括全书的立意和修改，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特别谢谢邓壮！邓壮才思敏捷，文笔洒脱。这本传记的每个章节他都细细读过，并作了认真的核实、修改和大量的编辑工作。晚年的丁一岚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丁一岚晚年生活中的细节和本书收录的所有照片，也都是他提供的。

谢谢丁一岚的战友和同事们。

最应该道一声谢谢的，是丁一岚，是邓拓，是千千万万的前辈。三秋时节，谨以《丁一岚传》作为我们对他们最后的送别。

永不别离的，是他们的精神和境界。

作者

2010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