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是明代中后叶继《西游记》之后而产生的一部神魔小说。作品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奇幻怪异的丰富想象、特色鲜明的主要人物形象，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近年电视剧的不断翻拍，更是大大扩展了这部小说的影响力，使《封神演义》小说中人物，一时成为街头巷议时的热门话题。然而，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作品所写故事有多少史实依据？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体现在哪几个层面？如何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它在艺术创作方面有着怎样的特色？诸如此类，并非每个喜欢《封神演义》故事者都能明了的。因此，《话说封神演义》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一场古与今、神话与现实的心灵对话。本书由赵兴勤著。

明清之时的通俗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言“通俗”，自然有它晓畅易懂，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一面。

《封神演义》是明代中后叶继《西游记》之后而产生的一部神魔小说。作品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奇幻怪异的丰富想象、特色鲜明的主要人物形象，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作品所写故事有多少史实依据？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体现在哪几个层面？如何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它在艺术创作方面有着怎样的特色？诸如此类，并非每个喜欢《封神演义》故事者都能明了的。因此，《话说封神演义》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一场古与今、神话与现实的心灵对话。

《话说封神演义》由赵兴勤著。本书由赵兴勤著。

一、小引

二、扑朔迷离的作者

三、《封神演义》的前生今世

 (一)史籍载述

 (二)元明小说

 (三)后世戏曲

四、《封神演义》的价值指向

 (一)小说构建的理想王国

 (二)违逆民心的种种暴政

 (三)贯串始终的民本思想

 (四)身处浊世的担当意识

 (五)价值评判的多元选择

五、《封神演义》的人物形象

 (一)哪吒

 (二)姜尚

 (三)黄飞虎

 (四)邓婵玉

 (五)申公豹

六、《封神演义》的艺术探索

 (一)情节模式的借鉴

 (二)叙述格局的蜕变

 (三)艺术追求的创新

余论

后记

说起《封神演义》的价值指向，当然应结合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来探讨。这一问题，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每每有人论及，且皆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此，仅结合前贤时彦的某些观点，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小说构建的理想王国

《封神演义》是一部学界所公认的神魔小说，但它与《西游记》有很大不同。《西游记》是以唐玄奘取经故事为由头，引发一连串的去西天途中所发生的降妖伏怪的虚构情节，基本上没有多少史实依据。而《封神演义》则不然，是在“汤武革命”之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恣意铺染神魔斗法之故事。因史实本身就浸润着儒家的“王道”与“霸道”的较量与抉择，故小说家构筑情节时，在继承既有故事文本之政治主张的同时，又吸取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某些思想。

所谓“王道”，就是用仁政治理天下。它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曾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所谓偏陂，即是不平、不正之意。大意是说，治理天下者，应该至公无私，以天下百姓利益为重，而不能以个人之好恶代替政令的制定，也不能偏袒亲信而失信于天下。只有这样，为天下之君者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广。为政不公，偏袒私人，是治理天下的大患。此类说法，为历代所推重。孟子就主张为政应施以仁道，“以德行仁”。曾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曾经引用孔子的话称，优秀品德的流播，应当快于驿站传递上级的命令。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才会无人能敌。夺取天下，不应该行一件不道德的事件，杀一个无辜的人。占有天下，不能仅靠武力。以力服人，其心未必服；以德服人，才会令人心悦诚服。

那么，怎样才叫“行仁”，孟子也有相应的表述，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推想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伤民之政，治理天下则易如在手中转动圆球。当然，“不忍人之心”，体现在许多层面，如高明的君主，应该让老百姓得到家业，足够养生送死所用，上可以侍奉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儿，丰年能吃饱肚子，歉年也不致饿死；顺应民心，起用贤才；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身体力行，关注民生，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人人安居乐业。儒家的这一思想，为历代欲有作为的忠臣义士、贤明君主所认可，成了他们理想的社会形态，影响至整个封建时代。许多读书人，每当述及政治理想，总与建构这一社会生活模式紧相牵绾。衡量一个朝代的君主贤否，往往也以此为参照，这自然影响到作家创作心理的形成。

《封神演义》虽说是意在“演义”商、周之事，而开头所叙的乃是夏、商交替的一段史实，与“国事荒淫”、“信谗逐贤”的夏桀相对应的是“宽仁大德，能救护生民”的成汤。他听说伊尹在有莘之野(在今山东曹县北一带)务农，向慕尧、舜之道，是个贤才，故多次派人持重礼征聘，献给夏桀，但不为所用，仍归于汤。汤得罪夏桀，被囚禁在夏台。后被放回国，出城郭，“见人张网四面而祝之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日：‘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汉南闻之曰：‘汤德至矣！’归之者四十余国”(第一回)。意思是说，当有人网张四面，想尽捕飞禽走兽的时候，汤却解开三面，为生灵打开生路，让它们逃走。所以，人们才称道他道德高尚，无人可比，四方慕名来归顺者达四十余国。这是儒家典型的“仁民爱物”思想的体现。孔子把“仁”作为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视仁为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仁”的着眼点，就在于“爱人”。孔子的弟子樊迟，曾请教他什么叫“仁”，孔子的回答就是“爱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当然也是“仁”的体现。孟子以此为基础，又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处之“物”，即指的是鸟兽草木，“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者无不爱”，所强调的就是这一博爱思想。当然，“爱物”与“爱人”有所不同，更多指的是对“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能毫无节制胡乱砍伐，不能未待其长成就肆意猎杀。放在当今的语境下来思考，这未尝不是追求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理论的雏形。汤见人张网捕猎而开网放生之举，正是后世儒家所尊崇的文明行为。

作者以此为引子，逐渐导出武王伐纣的话题，其创作主旨隐然可见。作者的理想社会，就如纣王大臣商容所言，“君有道则万民乐业，不令而从”。天子应“与民偕乐，以仁德化天下，不事干戈，不行杀伐”，“民丰物阜，行人让路，犬无吠声”，“进贤，退不肖，修行仁义，通达道德”，并引用孟子的话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所以，治理天下，应对百姓抚爱有加，“修其德，爱其民，惜其财费，重其使令”。(第二回)使“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宾服”(第一回)。在贤臣看来，“人君修德勤政，则万民悦服”(第二回)。此类表述，与成汤之治对照来看，就较好地完善了作品开头“仁民爱物”的具体内容，使人们越发明晰作家的创作意图。P20-23

《封神演义》是明代中后叶继《西游记》之后而产生的一部神魔小说。作品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奇幻怪异的丰富想象、特色鲜明的主要人物形象，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近年电视剧的不断翻拍，更是大大扩展了这部小说的影响力，使《封神演义》小说中人物，一时成为街头巷议时的热门话题。然而，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作品所写故事有多少史实依据？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体现在哪几个层面？如何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它在艺术创作方面有着怎样的特色？诸如此类，并非每个喜欢《封神演义》故事者都能明了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一场古与今、神话与现实的心灵对话。

明清之时的通俗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言“通俗”，自然有它晓畅易懂，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一面。但任何一种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想要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艺术追求说得透彻、明白，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去年十月于江苏淮安举办的《西游记》国际文化论坛上，笔者应约作即兴发言，曾引用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中的话称，“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当时，惟恐为与会专家所误解，还作了不少解释，并就该小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的确是有感而发。

说通俗小说亦难解，自然有难解的理由。明清通俗小说，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在其发轫之时，就很注重对各种文化的接纳。“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衍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搏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在小说家那里，闺阁相思、山川草木、烟粉灵怪、州军程途、年代兴废、朴刀捍棒、传奇公案、英雄文武、发迹变泰、神仙妖术等等，几乎均在讲述之列。说话所面对的虽说是市井听众，但所讲故事总有一定的现实或历史依据，即所谓“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此处所说，虽不无夸饰张皇之语，但小说内容出入经史、囊括世事、曲尽人情、丰富多彩，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世小说恰继承了这一传统，且在穿越历史隧道，反映现实人生方面，较宋元话本又有了许多丰富与发展。若缺乏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真正将它读懂，是很不容易的。

从另一层面看，明清的小说家，大多为科举失意者。他们的特殊遭际，决定其不可能像一般经生那样，以科名为意，“非孔孟之书不观，非程朱之说不用，国无异学，学无他师”，以致“诸生兢为揣摩场屋之文，期于合时”，以图寸进，“自本经而外，一无通晓”。而小说家正因其功名失意，不再以科第为念，读书当会有很大的随意性，以至扩展至六经之外的许多杂书。这一读书的杂乱无序，虽说难以形成专门的学问，但却使他们具有了开阔的知识视野和多层面的文化积淀。那么，运用在小说创作上，就形成了内容宏阔的叙事格局和针砭时弊的担当意识，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学养与识见。如创作小说《水石缘》的李春荣，就“天怀洒落，贯穿百家，少制精义，不遇，遂幕游燕赵吴楚间”，后游宦滇南，以吏为隐，心有所触，意有所指，遂创作该小说。作品虽叙儿女之情，实亦有“发舒学问”之意。(何昌森《(水石缘>序》)当然，此处所称“学问”，并不仅仅是指清代夏敬渠《野叟曝言》、李汝珍《镜花缘》中充斥满篇的那种学问，而是指小说文本自然流溢的历史、文化、风俗习尚、社会人生等许多层面的知识点。论者时常将《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小说称作“百科全书”，强调的就是这一层面。若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就很难准确捕捉到小说内涵的精髓。

还有，小说家既然泛览群籍，出人百家，山经地志，博物杂乘，野史类纂，无所不读，而且，缘其地位、处境的原因，与社会各阶层人等，都可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其小说作品内容不可能不包罗万象。作为研究者，若想与生活在几百年前的作者实现心灵的对话，必须善于体味小说文本所提供的重要信息，并对相关内容作深入探究，在文本不自觉流露的点滴印痕中，追索作者的情感趋向、道德依据、艺术追求。读古人书，必知其人而论其世，而不能贸然贴标签。清初阎若璩，治学颇精微，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曾说：“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还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丘札记》)这一治学方法，同样适用于古小说之类通俗文学的研读。清人治学，重证据，重事实，且强调寻源溯流。这一证据或事实，往往就潜藏于作品的文本之中，亦即阎氏所谓“隐在书缝中”。我们必须以探索的目光将它搜剔出来，才能求得事物的真相。著名学者黎锦熙、李嘉瑞，都曾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辨所谓元刊《京本通俗小说》之真伪。冯沅君研究古代戏曲与小说，为避免资料堆砌，往往以注释的形式为论证作进一步补充，也是沿用的这一传统的治学方法。我们研讨古代小说，必须结合小说产生的特定时代的社会内容去解读，注意不同小说在思想蕴含、创作追求上的特殊性，而不能泛泛地以某种思想比附之。本书的撰写，就力图结合作品文本内容以及特定时段的文化语境，发表点自己的粗浅看法，也是以实证法解读小说内涵的一点尝试。当然，疏漏谬误之处亦恐难免，祈方家通人赐教。

江苏省社科联、江苏人民出版社，为弘扬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特组织编撰这套丛书。这对我省文化精神资源的发掘、地方文化的普及以及人文精神传统的赓续，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殊为有识之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萧相恺、冯保善、王翔宇等先生的支持与鼓励，在此致以谢意。去年6月间作《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的“后记”，年初刚刚写完另一本专著《元遗山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的“跋”，现在又作此文，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大概能串联起我学术道路上不懈探索的足迹。然更多的想法等待着实践，有学界众多好友的关注和勉励，以及笔者所在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支持，我会倍加努力，继续前行。

赵兴勤

二○一一年五月一日

彭城凤凰山东麓倚云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