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和实践家，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不停顿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作者陶鲁茄较为详细地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多次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对他们这一代高级领导干部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作者陶鲁茄较为详细地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多次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对他们这一代高级领导干部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从《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我们能够受到深刻启示：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毛泽东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无穷的人格魅力等。

自序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调查研究中的言传身教

“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

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

“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

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

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让我们来个读书比赛

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

毛主席畅谈“四面八方”

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

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

《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序

后记

“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常委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我的意见对或不对，看多数同志是否赞成，我服从多数嘛！在一个省，哪有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的呢！那是霸王。现在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我看你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我这样说，就是要触动你一下，使你三天睡不着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了自我批评，我说要把我的错误和我的自我批评传下去。但是，有些省就是不传。这不对嘛！不能隐瞒嘛、！谁叫你当主席！谁叫你当第一书记！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到小组会上一坐下，人家就不敢说话了。你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回避一下，让人家说话嘛。现在，我们还有困难需要克服。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不向干部交心，不让他们充分说完自己心里的话，怎么可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呢！怎么可能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怎么可能克服困难呢！

“要反对官气”

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请同志们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都要注意这一点。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业社、工厂、商店、学校去，解剖几个麻雀。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靠做官，对人不平等，这是官僚主义。靠这一条吃饭，就会妨碍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要扫除这种官气。看谁有真理，不管是淘大粪的还是扫街道的，只要真理在他手里，就要支持他、赞扬他，并且要向他学习。真理不在你手里，就不管你的官有多大，群众就不买你的账。官气，摆架子，看不起人，不平等待人，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的，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共产主义精神。不管你职位有多高，只要有半年不去接触实际，接触干部，接触一部分工人、农民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了解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他们经过什么苦难，你的脑子就空了，马克思主义就失灵了。

毛主席说，要反对官气，这对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同志来说，尤其重要。官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清朝、国民党那里学来的。以为我们胜利了，也应该是他们那个样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最容易滋长官僚习气。有些官气，甚至超过国民党，例如，衙门之大，官气之足，如不打掉，不得了。因为有官气，就引导群众为“五大件”也即为人民币而奋斗，如同国民党引导人们为法币、金圆券而奋斗一样。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众并没有感到彻底解放，情绪不满，气不顺。他们感到一层层的官压在他们头上，而官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是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总而言之，从上到下，官气十足，上下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不能以诚相见，老百姓怎么能舒服呢？现在下去做调查研究，官越大，招待费越大，公安保卫人员越多。招待简直是灾难。好像《四进士》里的“巡按出门，地动山摇”，我们有多少巡按，部长就是尚书。湖南和广东省委要写一个招待问题的报告，作出严格的规定。经过1957年的整风反右，官气开始打掉了一些。凡是官气打掉的地方感动了工人阶级，群众痛快了，就马上检查自己，说为人民币而奋斗，不对。去掉币字就对了。就是要为人民而奋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官气最严重的是死官僚。死官僚是上不信中央，下不信群众，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无法无天。死官僚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这种人要批判，批判到他活过来，或者调动他的工作，违法乱纪的，要绳之以纪律。总之，不能让死官僚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们的官气同国民党的官气一样不一样？当然不同。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但是官气是相同的。因为我们的官气是从国民党那里学来的。共产党员如果官气十足，那就是国民党作风。国民党的官气是改不掉的。要改，除非是推翻它的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官僚制度。我们的官气，是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有缺点，并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整一整风，把脏洗掉就行了，不必把指头砍掉。P13-15

1993年12月，我曾把1990年以后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毛主席的文章，辑成一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作为一瓣心香，献给毛主席百年华诞，聊寄对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现在，我把近两年新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又将前书中的文章做了些重要修改，编辑到一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里主要是回忆当年毛主席怎样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地教导我们当好省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以开卷篇“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的题目做书名，当会更准确、鲜明地反映全书的主题。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和实践家，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不停顿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在这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取得过伟大胜利，也经受过失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败。对于毛主席在建国后的功过是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是完全拥护的。

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在他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仍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人们深情地思念毛主席。越来越多的人，把怀念和敬仰之情，变成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热情和积极性，在中国、在世界，正出现一个研究毛泽东的热潮。在我国毛泽东研究的科学园地里，更是一片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不仅有许多专家学者、专业人员从事专门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加入研究毛泽东的行列。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学术研究趋势日益繁荣。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人们在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得出相同或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学术观点的多样性，是应当允许而无须大惊小怪的。要求学术研究的结论千篇一律，只能使人们思想僵化，不利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凡能冠以“科学”的研究，必须根据真实有据的史料，而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依据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因此，重要的是掌握真实可靠的史料。正是为了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我把同毛主席接触的往事，一一回忆起来，写成文章，编成书，献给读者。

吾生也晚。我没有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在石家庄入党后，我就盼着去延安面聆毛主席教诲，因工作原因未能如愿。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在太行山根据地工作，没有机会去延安，夙愿也没能实现。直到1949年4月，我作为太行区党委书记，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年我32岁。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我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最难忘的是1957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会议结束时，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我因事迟到了，走进餐厅时，除中央领导同志那桌还有空座外，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我一眼看到，周总理在招呼我，我便坐到他身边。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正好坐在我右边。他似乎发现我有些紧张，就边说笑，边为我夹菜。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回想起来，这十多年的历程和机遇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毛主席逝世以后，当年那些最美好的记忆化作汇聚心头、无法排遣的不尽思念。

1990年以后，我陆续把这绵绵思念一段段理出来，述诸笔端，整理成回忆文章。但我并非对往事简单追述。我像学生咀嚼、消化老师讲过的课那样，对往事的每个细节，都认真地再思考、再体会，并努力把自己的新感悟、新体会，表述到文章里。收入本书的文章，除《毛主席畅谈四面八方》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以外，其他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所有的这些文章，主要是依据我听毛主席谈话、讲话的个人笔录整理而成的。

本书在时间上涵盖的历史跨度是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这12年零8个月。按内容，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毛主席言传身教，生动地体现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他那独特、卓越的领导方法、工作作风与学风、文风。我尽量通过描述具体事例，使读者从中得到具体的感受。第二类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试验与探索中，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现在看来，当年毛主席是要探索一条不照搬苏联模式而又胜于苏联的冲国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客观实际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与失误。如何看待这些曲折和失误？我认为，科学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中我们经历了曲折与失误，就把一切都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应当看到，在那段历史中，还是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值得珍视的，它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明天的中国还是有益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而后又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书正是想通过历史回顾，使人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有所帮助。

书中第三类文章涉及至今仍有争议、评说不一的历史问题。我依据十多年问的现场笔录和山西省委保存的档案，力图把毛主席当年讲到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话，如实地记录下来，重现这些历史事件和有争议问题的本来面目。

这本小书，若能给研究毛泽东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真实史料，我就很满意了。当然，即使是史料性的文章，也不能不反映作者的观点，而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认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思想水平所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拙作《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出版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一封封读者来信送到我的案头。这里，有往昔友人的关心，也有不少素昧平生的朋友的厚爱。他们当中，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不少青年人。他们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信中表达出一个共同的心愿：渴望更多看到有关毛主席的真实史料。对于我把接触毛主席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并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他们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许。信中，无论是鼓励、建议，还是切磋、指正，字里行间都透出真诚率直，令我十分感动。借此机会，谨向这些关心爱护我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一位自称“晚辈共产党人”的四川青年，说他把那本书通读了八遍；还说看了书中文章，联系现实进行了钻研比较，对书中所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本书对有志献身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大业的中青年共产党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读过这些读者来信，深深感到，像我这样接触过毛主席的老同志，把接触毛主席的往事写出来，把自己心中的毛主席写出来，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在继续写回忆文章的同时，对已发表的，作了新的补充、订正和重要修改。在全书结构和编排上，把有利于突出“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一主题的文章放在前边，按发表的先后编排；把另外几篇有关文章放在后边；把前书序言附在后边，以反映这本书与《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之间的关系。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向曾在百忙中为《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撰写序言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自同志，为出版本书自始至终给予我诸多支持和帮助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刘，贯文同志曾自始至终协助我写作，艾炜、冯东书、李约翰、王春明、赵海望、阎香明、刘铮等同志和《党史文汇》编辑部诸同志、山西省档案局诸同志，曾在写作过程中给予过各种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