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可能是承受最多偏见的中国城市。各种段子在坊间流传：香港人画只龟，龟壳上写着“独自去偷欢，漏夜上东莞”；内地边陲小镇，高挂着横幅，声称“正宗按摩，来自东莞”；坑蒙拐骗，外省人“哇，又是东莞”。这些暧昧、故弄玄虚、挤眉弄眼的说法，让东莞人哭笑不得。无论东莞再怎么努力，都很难洗去这些偏见。东莞活在世人的传闻中，东莞这个城市几乎承受了全中国最多的偏见。

东莞究竟什么样？

李炜主编的《东莞人：讲出自己的故事》将带领大众揭开层层面纱，深入认识不一样的东莞——偏见最深的城市。是一部反映东莞本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口述作品，具有一定的口语化特点。

以口述激活民间记忆，用客观保持最大民间立场。

中山大学中文系师生历时数月，在对东莞各行业、各年龄层人士进行深入访谈后，整理而成了《东莞人：讲出自己的故事》这本有关东莞历史与现状的口述实录。《东莞人：讲出自己的故事》中涵盖了莞城城区建设及变迁的集体记忆，介绍了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传统，还囊括了莞城人独特而富有家乡情怀的个人记忆。我们既能从个体的私家记忆中回眸东莞历史的光影，解答东莞人为何“升了富了不变形”的疑惑；又能从大时代的背景下，看到构成东莞过去、塑造东莞现在与开创东莞未来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前 言 坚守岭南传统，为什么是东莞？（胡传吉）/001

第一辑 集体记忆/001

远去的城市背影/003

——杨宝霖（东莞文史专家）

天字码头，雷管当枕头/016

——邝耀水（东莞原水利局副局长）

140天的开运河奇迹/023

—— 黎浩权（曾任东莞大围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为建运河，测量了东莞每一亩土地/033

—— 钟钦明（东莞原水利局科长）

冠军徐致祥白手打造游泳之乡/043

—— 李永康（东莞市政协原副主席）

80年代的泳坛辉煌/054

——廖横眉（莞城体校退休老师）

莞城中心小学：没挂校牌，但无人不知/060

——梁惠权（莞城中心小学校长）

要了解东莞的党史，必须了解莞中的历史/072

——邓显宗、温应昌（东莞中学退休教师）

莞城图书馆：“艺修身，史为鉴”/086

——王玥（莞城图书馆馆长）

莞城美术馆：用精品展普及“艺术”/095

—— 谢钧（莞城美术馆馆长）

张炎燊、徐骄（莞城美术馆办公室工作人员）

博厦社区：逐渐消失的“学圃”和古民居/105

——杜志青（博厦社区工作者）

北隅老区：拆建两难中/111

—— 何鋈堦（北隅社区原书记）

罗沙社区：“复活”古老的翟氏宗祠/123

——翟普权（罗沙社区翟氏宗祠负责人）

第二辑 个人生活/133

记录莞城的最佳拍档/135

—— 醉红颜（李翠薇，室内设计师）

巨野子木（李培军，中学语文老师）

乡情乡风的教育要加强/148

——卢晓羽（东莞莞城作协秘书长）

在莞城的幸福文化生活/156

——叶瑞芬（《文化周末》报主编）

东莞文化传播，我是第一家/168

—— 傅娟（东莞东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卖咸鱼起家的慈善老板/178

——梁锦枝（东莞鸿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诚信务实的莞城风格/184

——袁斌（广东宏达工贸集团董事长）

适者生存，不进则退/194

——潘雄伟（东莞市联丰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

古建筑是对城市的美化/206

——罗锐和（自由画家）

社区工作者的文学之路/216

——叶宴珍（社区工作者、文学爱好者）

莞城的文化还有优势/224

——许焕雄（《莞城志》编者之一）

白话民歌很有本土特色/233

——吴志滔（《东莞民间歌曲集成》收集人）

爱心启航，我们感动了很多人/238

——曹建卫（东莞爱心启航公益服务中心干事）

立足本土的“大众”社工服务/243

——王志伟（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东莞妈妈”与新莞人艺术团/251

—— 陈丽芬（凤凰之约新莞人金韵台艺术团创始人、团长）

第三辑 民间传统/261

木鱼书：东莞最重要的文学财富/263

——张铁文（民俗学家）

千角灯的文化与传承困境/268

——张树祺（千角灯传承人）

点灯：文化或陋习的拷问/276

——张森、严鋈觐、刘定邦（西隅社区老居民）

“南记花灯”二十年/284

——陈炳南（“南记花灯”开创者）

打麒麟：舞动万家祝福/291

—— 李满基（兴塘社区委员、兴塘社区李屋村前村长）

李灿南、李灿林（当地老居民）

小门洞开启的粤剧世界/297

——翟铭芬（社区粤剧私伙局成员）

老时光里的小欢喜/303

—— 李莲心、钟委欢（翟氏宗祠随访阿婆）

坤叔：盲人算命佬“讲古”/311

——陈汝坤（西隅社区老居民）

志亮牛杂：20年的口耳相传/324

—— 钟醒开（志亮牛杂店老板）

陈秋玉（志亮牛杂店员工）

朝阳大包：用传统手艺打造美味/329

——张树贤（朝阳大包店老板）

李枝记：只用一种鱼做鱼丸/334

—— 李贵枝（李枝记老板）

曾肖然（李枝记老板娘）

中山餐馆：两代单传的烧鹅濑粉/338

—— 凌建成（中山餐馆老板）

采访者手记/343

邂逅四分之一个故乡（丘梓娴）/345

一座城市的关键词（黄怡辛）/348

有责任去挖掘东莞的文化（吴海敏）/350

对这片土地愈加浓烈的热爱（文淑贤）/352

一切还得从“随缘哥”说起（谢冠琦）/356

从建游泳池到成立全国第一间业余体校

李永康：就是说呢，他（徐致祥）没有架子，从条件优越的国家队回来，在国家队的时候发给他用的东西，他都不舍得扔，收拾了回来，包括资料。我们游泳为什么这么快赢了他们（对手）？第一个，我们是通过学、用（徐致祥带回来的资料）。第二个，领导很重视，这样我们才有得做，如果他们不重视，我们哪里有得做呢？

徐致祥回来的时候，由于省体委很重视，1957年的时候给钱搞一个游泳池，25000块。我们计了一下数（算了一下），25000块能弄到一个水泥游泳池。那就叫那个副县长，副县长是民主人士，给5000块。但5000块不够，至少10000块，有35000块才能弄到这个游泳池。体委的干部说，如果你要10000块就要找书记。书记那时是林若。由于当时县的书记很忙，没有时间管子女，子女都在镇中心读书。有一些就很调皮，最后通通放到我的游泳池。我们哪里认识林若，怎样找他呢？他（体委干部）说，林若每天下乡，四点多五点回来，你在门口等他。我们就四点多五点站在那里等他，等到他一进大院门口，在旧县府那里，我就跟徐致祥两个人走过去叫“林书记”。他说：“你哪里的？”“我们体委的。”“体委？有什么事呢？”“我们建游泳池啊。”“找林强。”我们说：“不行的。”当初还不会讲话，“不行的，找他不行，一定要找你。”“一定要找我？”“他不敢给那么多钱，一定要找你。”“哦，好，30分钟。”30分钟呢，就去当时政府八角楼那里，里面就几条凳条（长板凳）。坐在凳条那里，他说：“你们讲吧。”我们省体委的办公室主任是东莞人，应该是望牛墩人，姓梁的。他说，你跟林若说“东莞什么拿第一，游泳拿第一”。讲了之后，林若说：“你想怎样？”“修游泳池没钱，省体委给了25000块，要县给一点钱。”“我给10000块，不够的话，我再给。”不用13分钟就讲完了。我们立刻说可以了，就走了。

党政重视，林若的头脑很“灵醒” （意即灵敏）的。他听了这句话，第二天呢，在那时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什么叫三级干部呢，县一级、公社一级、大队一级，三级的干部在大会堂那里开会——他讲：“我们东莞游水在全国拿冠军，我们不单只游水要拿冠军，我们农业（也）要拿冠军。”林若不单（支持）游泳，他还促进经济发展。那时候不是经济，是促农业发展，以粮为纲嘛。林若后来走了，去了湛江，接着姚文绪做书记。

采访人：那对游泳方面有什么影响呢。

李永康：我们去找他，姚文绪书记很高水平，后来“文革”斗他的时候，他都可以做相声演员。那些学生斗他，说他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就说：“我走资产阶级路线，很严重。”呵呵……他说得他的学生也（拿他）没办法。那我们游泳呢，他每次的活动都来参加，他就说：“如果文艺啊、体育呢，你给我票我也不参加。但是这些（游泳）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林若走了之后就交代姚文绪，姚文绪走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莫淦钦。莫淦钦也很重视，莫淦钦走了之后，欧阳德也很重视，有求必应。欧阳德走了之后呢，就是李近维。李近维呢，就更进一步，他说我（们）不单游泳要拿冠军，工业也要拿冠军。所以说呢，历任领导都重视。东莞游泳就有这个基础。后来呢，组织了个业余体校。因为在1957年，当时只有大中城市才有业余体校，县是没有的。东莞县的业余体校，就是全国的第一间。

采访人：这个细节很重要啊。那它是在莞城的吧？

李永康：对，在莞城的。莞城，当时是（东莞）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业余体校呢，麦加礼当校长，副校长就是莞城文教办的。文教办那时叫“股”，股级的，张仿（音）股长而已，当副校长。这个呢，是莞城的历史。莞城的历史，那些新的一代哪里知道啊。游泳之乡就（说是）道滘，其实游泳之乡就是从东莞（注：这是对莞城的另一种说法）开始、莞城开始的。后来呢，写《东莞市志》的那个是道滘人，所以呢，很多东西就加了进去（给道涪），其实呢，没有那么多的。呵呵呵，就是这样。

徐致祥就在体校里面，当时省里给两个名额，做工作人员，两个都是教练来的，他和我两个。当时条件很差的，就那个池塘，主席台后面那个池塘，我们就拿那里做大本营了，吃是在那里，住是在那里，通通都是在那里。这个呢，就说明他（徐致祥）能够将这个身份，在国家队的这个比较优越的条件不要，回到东莞，踏踏实实（地做事）。当时他跟我们说，我们埋头苦干，搞他十年，就不信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结果1957年成立业余体校，1958年去湛江比赛，男孩子呢还超过广州。当时女孩子很少，还是起步初期。全国举行一个比赛，28个城市参加，包括北京、天津、大连、上海那些大城市，就我们东莞县，唯一一个县，去参加这28个城市的比赛。县里很重视，派一个副县长当领队，徐致祥就带那群人从湛江去北京，由北京去大连。结果那次比赛呢，我们拿了总分第六名。只是男孩子的而已喔，拿总分第六名。不用十年啊，就已经有成绩了。

P46-49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 李炜

在岭南三种主要文化中，我对广府文化一直是仰视的，尽管我身上流动着客家与潮汕的血脉（外公是梅州人，外婆是潮州人）。再往大里说，在我所了解的中国各地文化中，广府文化仍然是最令我仰视的，尽管我的祖籍和出生地都在黄河以北（爷爷是山东人，自己出生于甘肃兰州）。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广州已生活、学习、工作了28年，也不仅仅是因为对我做人、做学问影响最大的三位恩师都是广府人（他们是黄伯荣教授、黄天骥教授和唐钰明教授），还因为在东莞我有一帮好朋友和死党学生。

在与这些东莞好友和校友的长期相处中，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升了富了不变形”，就是说无论升官或发财，他们还是该干吗就干吗，以前啥样儿还啥样儿，不像我常常在某些大城市（尤其是北方）所看到的那样，一旦升了、富了，就变着法儿地显摆，生怕人家不知道，一个个要么目中无人，要么气宇轩昂，好像一定要镇住你而后快似的。记得有一回在北京参加一个酒局，除我之外大都是公务员干部，一位刚被提拔的年轻副厅级干部，居高临下地对大家说：“这里我官儿最大，听我的，来！都用大茶杯！倒满咯！”这事儿如果发生在东莞，人们一定会把这位副厅长当傻子。相信真熟悉东莞的人都知道，在东莞你很难凭借穿着打扮、座驾乃至气质来判定谁是富人，可在北方某大城市，我就听说不少人借钱买悍马、路虎，这在东莞人看来纯属有病。

东莞人为何“升了富了不变形”呢？我认为与他们在精神上的某些传承和坚守密不可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情讲义。我的东莞好友黎卓荣，他上东莞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就是本书中重点提到的东莞著名文史专家杨宝霖，在前两年的毕业30周年师生聚会上，杨老师拿出了他和几位同学31年前的作文作为见面礼，同学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二是诚信勤力（“勤力”为粤语词，比“勤奋”更接地气）。比如本书中介绍的那位卖烧鹅濑粉的老板，他每天一大早就四处去寻购“走地的瘦身鹅”，绝不买随时可送上门来的用饲料饲养的肥鹅。因为他怕“老街坊说，哎呀，怎么变了不同的味道”，他坚信“人家知道到这里吃，就是因为口碑好”。再比如书中提到的那两位只用一种鱼做鱼丸的“李枝记”老板夫妇，他们两公婆的鱼丸一定只用半斤以上七两以下有“油水”的活鲮鱼，最后一道工序则一定是他们亲自用双手挤捏出鱼丸，这样才够“弹牙”，才好吃。

三是低调谦虚。比如本书中提到的那位赞助商，在他的鼎力支持下，东莞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才得以顺利举办，但他并没有通过此事宣传或显摆过自己。策划人傅娟女士感慨地说：“我到现在也没有见到过他，从这件事开始我对东莞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四是务实明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彻底解决洪涝问题提高农作物产量，东莞人在条件极端有限加上省里又不大支持的巨大压力下，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硬是用短短的140天创造了开运河的奇迹。洪涝被降服了，年产量当年就提高了一倍以上。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东莞人又率先大踏步地行进在先富起来的康庄大道上。在我看来，东莞人才最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深意，同时，他们还明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但不能强人所难。因此，即使是万众一心的运河工程，也得为一小块菜地绕行，因为菜地主人不愿意。

五是包容并蓄。东莞人向来不排外，我教过的学生现在至少有上百位在东莞工作，他们大部分不是本地人，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融入东莞文化。他们就像书中所提到的傅娟、巨野子木那样，身为“新莞人”却毫无客居之感，都以做东莞人感到自豪，也都成了东莞文化的捍卫者。

以上几个方面，也是我心目中的东莞精神、东莞价值、东莞文化。遗憾的是，似乎有太多人是在误解和偏见中看东莞的。究其原因，胡传吉有很好的分析，不赘。其实，在中国被误解的城市不止一个。比如“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最冤的是保定，据说这一句原为“保定府的勾腿子”，是说保定人爱摔跤，而且摔跤时爱使勾腿这招儿，非常厉害，后来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把“勾腿子”变成了“狗腿子”。要命的是，对“狗腿子”的演绎可就相当恶劣了。还有那句戏词儿：“洪洞县里无好人”，愣把个“华人老家”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还好，东莞还未被一句熟语定格。赶快为东莞正名，让人们正视东莞，这是我很想做的。

还有一件我很想做的事，那就是让我们中文系的在校学生走出象牙塔，服务社会，把实践教学落到实处。这也是84级校友，现任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新潮很想帮母校做的事。就这件事情，我们曾经有过长时间多角度的讨论。我俩的基本共识是，应该在东莞寻找这样的机遇，而东莞也正需要来自中大人文学科的合作。

天作良缘，2011年底，东莞莞城的主要领导找到我系，希望与我系联手，就如何提升莞城社会文化建设水平，做一些务实不务虚、真正能够惠民的项目。我感到，眼下不少地方政府的所谓文化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提出一个概念，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搞一场大秀或大型活动，很热闹但就是不接地气，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更不能代表一方水土精神层面的文化。只有深入了解这个地方的精神个性、价值信念，才能真正把握住她的文化，才能有依据去做真能落地、惠及民众的实事儿。基于此一认识，我们策划出了这样的项目：由我系师生组成调研团队，深入莞城街区，用中文人独特的视角和人文情怀，挖掘出一个个莞城过去到现在的感人故事，并透过这些故事来破解她的文化密码。于是，东莞莞城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牵手就一拍即合了。在该项目签约仪式上，潘新潮说：“过去我们太务实，挖掘开发不够，宣传不够，许多文化积淀养在深闺人未识，东莞绝非文化沙漠……”这个项目的最初名称是我起的，叫作“莞城故事”。

签约后，我系精选出了从大一到研二的11位学生组成调研团队，由研究民俗学的刘晓春教授、研究现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胡传吉副教授，还有研究语言学的我，对同学们进行了短期培训，主要是调研方法及撰写方法的培训。我们所用的方法其实挺复合的，至少包括了民俗田野调查方法、口述历史调研方法、言语（尤其是方言）沟通方法等等。培训之后就由胡传吉老师带领11位同学开赴莞城，分6个小组，每天走街串巷，对近100人进行深入的访谈调查，一口气干了两个月。这近百位访谈对象“保持了最大的民间立场” （胡传吉语），或者说是第三方立场。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调研结果客观性的基本保证。这些调研对象在今天来说，一般不大会出现在主流媒体或官方史书中。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或者缺乏光环的群体，但恰恰是他们的叙述，才最为客观；他们的故事，才最为真实感人。

《莞城故事》初步形成书稿后，送各方征求意见。潘新潮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建议（比如现在书稿的图文并茂就是他提的，初稿只有文字），并敦促抓紧推进此项工作。南方日报出版社副社长谭庭浩先生则建议，将《莞城故事》更名为《东莞人：讲出自己的故事》，我们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因为拥有1250多年历史的莞城，一直是东莞政治、文化的中心，在文化上，东莞人都认莞城。更为重要的是，东莞亟需正名，而不仅仅是其中的莞城。这，也是我的初衷。

这个项目的完成获得了多赢的效果。从莞城来看，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东莞做了件很接地气的事，无论对重塑形象还是对下一步如何在文化建设上大做文章都极其有利；而对中大中文系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教学，摸索出了一条在校中文系学生如何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新路子；对于参与此次项目的同学而言，他们的收获远大于他们的预期，正像丘梓娴同学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一寸寸土地，一个个人，都在用心写故事，用心做文化。随着一天一天的行走、采访，被莞城和东莞人一次一次地惊艳、一点一点地打动，我终是陷了进去，离开时竟心生不舍……”。

我有个建议，当您要读这本书时，最好先看看胡传吉老师的“前言”，她对“坚守岭南传统，为什么是东莞？”这一命题理解得很深入，分析得很到位。之后您可以直接跳到最后，看同学们所写的“采访者手记”。最后，您再看正文。也就是说，先看两头，再看中间，您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为序。

2013年9月

于中山大学中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