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编选的《201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精选了2012年度中国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包括乔叶、格非、须一瓜、曹寇等12位作家的14篇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通过本书，能帮助读者领略中国二十一世纪中篇小说的魅力，打开一扇通往小说艺术世界的门。

《201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由谢有顺编选：把小说视为生命的学问，从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来读解小说，这未尝不是一条新的路径。义理是大道，考证是知识，辞章是情感和艺术的统一，三者兼备，缺一不可。以前小说界多注重小说与现实、小说与人生、小说与存在的关系，但小说若没有那些考证、核实过的知识，没有辞章的讲究，终归不算健全。中国小说界太匮乏学问精神，过度迷信虚构和想象，缺乏实证意识，没有对一种生活的考据，写出来的人生就缺乏实感；而没有文体意识，情感的表达越来越简陋、直接，少了一种隐忍的美，也使当下的小说多半成了这个粗糙时代的合唱；更为致命的是价值观的混乱，无所信，也无人生义理的追求，生存处于晦暗之中，又无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勇气，小说在德性上就一直匍匐在地，无法张扬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价值，精神上萎靡不醒。即便有好的精神，假若没有把这种精神进行实证和考据的能力，它也最多就成为一个写作口号，而根本无法使小说真正被建构成灵魂的容器。

小说对生命的勘探、考证，借由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和自觉的文体意识来落实、表达，这是生命的敞开，也是生命的学问。

《201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适合小说爱好者阅读。

小说是生命的学问(代序)

隐身衣

忘年交——给LZDL

等深

塘村概略

声音低回

漫水

菩提阱

扇子的故事

那世那人

在尘风入念的世界里

第二人

白头吟

隐身衣

格非

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这个小区就在圆明园的东侧，北边紧挨着五环路的高架桥，因为轰动一时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八号楼的一个客户做了一台KT88的电子管功放，用来推他刚买的阿卡佩拉书架箱。阿卡佩拉带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见，开声时高音单元闪着幽蓝的弧光，有点神秘莫测；可新出厂的这款书架箱，我只是在发烧音响杂志上见过照片。为了制作一台足以与她相匹配的电子管功放，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星期。但说句实话，能不能推出好声来，我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把握。

秋已渐深，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空气的能见度很高，仿佛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圆明园探出院墙外的烟树和百望山的宝塔。如果再下一两场霜，西山一带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颔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GEC的KT88电子管以及美国RCA的5u4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讯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孑L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

“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15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你只需花上500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么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人情人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

“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的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听罢“恩格斯”的一番高论，对面的那位教授频频点头。可教授接下来的一番话，听起来却多少有点离谱。他表示很认同对方的看法。甚至，他认为连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他还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所写的日记。

他很喜欢用“不是吗？”这样一个反问句，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好像一旦用了这个反问句，他那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就会立刻变成真理似的。

虽说我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说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教授的观点，虽说我对知识分子一向尊敬，但听了他刚才的那番论调，我心里立刻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来，怎么说呢？他的话让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坟似的，我很想过去与他争辩一番。而且，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大肆吹嘘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时候，把“神祗”的“祗”竟然说成了“抵”。我虽然只念过一年电大，我的绝大部分文学知识，都来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本《大学语文》，也还知道那个字不读“抵”，而应读作“奇”的。

我拼命地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从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盘《红色娘子军》，准备试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问我，能不能换一张。她最喜欢刘德华。她告诉我，在2004年的工体演唱会上，她差一点就有机会跟刘德华握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但你可以想象，当“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轻佻的哼唱，从珍贵的阿卡佩拉扬声器中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我浑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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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生命的学问(代序)

谢有顺

一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作历史来读，这一点，钱穆先生多有论述。

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的人格判断之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假若奏折、碑铭、笔记都算文学，小说、戏曲却不算文学，以致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不配称为文学，这种文学观肯定出了大问题。

进入20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做了记录？没有。由于中国人对文字过于迷信，对圣人、史家过于盲从，许多时候把虚构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是历史书来读。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春秋》《史记》都是历史著作，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是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

把历史的真实看作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只有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虚构这种真实的意义，小说写作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还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一直持续地产生影响。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也都灰飞烟灭了，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得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

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但是，到底历史人物真实还是文学人物真实？这就很难说。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之大势的人，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这可以说是人生即文学的最好诠释。  文学把一种历史的真实放大或再造了，即便世人知道这是文学叙事，也还是愿意把它当作信史来看。而更多的文学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完全出自作者的虚构，可由于他们活在文学作品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成了历史人物了。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比鲁迅的夫人朱安还真实。朱安是历史中实有其人的，但对多数读者而言，虚构的祥林嫂比朱安更真实。祥林嫂的悲哀和麻木，被鲁迅写得入木三分，之后我们只要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自然就会想起祥林嫂，甚至会直接形容一个人“像祥林嫂似的”——此刻，祥林嫂已不再是文学人物，她也成历史人物了，她仿佛真实存在过，而且就像是我们周围所熟知的某一个人。

看《红楼梦》就更是如此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人物，谁还会觉得他们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人？一旦理解了他们的人生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真实地爱过、恨过、活过和死过的人。由此可见，文学所创造的真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历史化的过程，文学不仅成了历史，而且还是活着的历史。

文学所创造的精神真实，也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真正的历史真实，即所谓的客观真实，它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主观的、“我”所理解的真实。真实是在变化的，也是在不断被重写的。此刻真实的，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来看，就可能不真实了。时间一直在损毁、模糊真实。比如，今天看这张讲台桌，很真实，是木头做的，方形，摆在这里，很多人都用过，是再真实不过了，但你们想一想，三十年后，这张讲台桌会在哪里？可能它已损坏，甚至被当作柴火烧掉了，或者腐烂了。也就是说，此刻你认为的真实，三十年后可能就不真实了；此刻你认为它存在，三十年后它可能就不存在了。现实中的桌子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我们对这张桌子的记忆。于是，记忆的真实就代替了关于这张桌子的客观真实。记忆是文学的，客观的真实是历史的，但更多的时候，文学比历史更永久。我们所追索的客观真实，许多时候，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客观的真实已经趋于梦想。即便是新闻，看起来是记录客观事实的，但也可能是经过剪辑和加工的，哪怕真实的记录，因着角度不同，材料的选择不同，也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电视是可以剪辑的，文字也是可以加工的，因此，新闻的真实，很多也是被改造过后的真实。同样一个采访，把前面的话放在后面去说，把后面的话放到前面来，说话的语境变了，新闻的效果也就变了。你们都看过电影《阿甘正传》吧？里面的阿甘可以跟肯尼迪总统握手，一个是虚拟的人物，一个是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但好莱坞的电影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握手，普通的人，肯定想不到这是特技，就会以为这是真的。如果此时你迷信自己的眼睛或耳朵，就会落到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的陷阱当中，就像我们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你永远都不知道他镜头下的人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

文学是依据自身的艺术逻辑来书写真实的，所以，文学是自由主义的，作家那些虚构和想象，不过是为了坚持个体的真理——个体的真理，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也是作家认定真实的唯一依据。举一个例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按正史记载，是雍正和他满族的妃子所生，但像高阳、二月河这些小说家，就认为乾隆是雍正和一个宫女所生。据说雍正一次狩猎的时候，喝了鹿血，春情大发，当晚临幸了一个宫女，结果这个宫女就怀了乾隆。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已无可考。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认定的真实，真实就不再是唯一的了，而文学所敞开的，就是这种无限地接近真实的可能性。因此，文学有文学的逻辑，历史有历史的逻辑。文学的逻辑更加重视情理，即心理、精神的逻辑；比起历史所遵循的事实逻辑，精神逻辑也并非是全然不可靠的。

这令我想起对《红楼梦》的考证。很多作家都是《红楼梦》迷，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和学者是不同的。学者多以历史材料为证据，是用考证的方法来找小说中的现实影子，而作家则更看重人物精神、性格、心理的发展，从这种情节演进的逻辑来看作者的写作用心。这是两种不同的读小说的方式。学者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但很多作家则坚持认为这两部分是由同一个作者所写的。据我所知，林语堂、王蒙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林语堂、王蒙本身写小说，深知写作的奥秘——若不是同一个作者，而是由另一个人来写续书，是很难续得如此之好，也很难把前面布下的线索都收起来的。从小说的逻辑来讲，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有很深的联系，一些生命的肌理、气息，包括语感，有内在的一致性，假手他人来续写，这是很难想象的。也有人提出反证，比如刘心武就说，《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到了很多植物，后四十回写到的植物品种要少得多，前八十回写到很多种茶，后四十回写到的茶也要少很多，等等，于是，刘心武认为，续书的人，无论是知识面还是生活积累，都赶不上前八十回的作者，他们必然是两个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想，一个研究的角度。试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前面八十回是作者花心血增删、修订过，而后四十回作者来不及增删、修订就去世了，所以不如前面那么丰富、精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甚至认定小说所写，就是一种可以信任的真实。所以，连孙悟空、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的故乡，前段也有不少地方政府想认领了，这当然有地方政府在旅游宣传上的苦心，只是，细究起来，似乎也和中国人对小说的态度不无关系。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小说和戏文写的历史，当然不可靠，但它却为很多民众所认同。玄奘在历史上是如何一个人，民众是不关心的，他们多半都照着《西游记》写的来认识这个人；诸葛亮的实际情形如何，民众也无心考证，他们相信《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包括《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他的历史知识也全部来自于说书和戏曲，他的英雄情怀、江湖义气，也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鹿鼎记》第二回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韦小宝帮茅十八脱险之后，茅十八从怀中摸出一只十两重的元宝，交给韦小宝，说道：“小朋友，我走了，这只元宝给你。”金庸的描写很生动，说此时的韦小宝“见到这只大元宝，不禁咕嘟一声。吞了口馋涎”——可见他并不是不爱钱，但韦小宝听过不少侠义故事，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日好容易有机会做上英雄好汉，说什么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于是就大声道：“咱们只讲义气，不讲钱财。你送元宝给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伤，我送你一程。”②这两人就这样结交上了，他们的人生也由此纠结在了一起。很显然，“只讲义气，不讲钱财”这种思想，是韦小宝听戏听来的，戏曲里的人生，早已影响了他的人生——对于韦小宝来说，小说、戏曲所写的就是历史。

……

六

其次是考证。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考据之学，它要复原一种业已消逝的人生，要让人读到一个时代富有质感的生活，就必须有对那个时代的物质、风俗、人情事态的考据、还原。所谓考证，就是要把小说中所写的事物、情理写实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一个人物也有一个人物的口气，他的性格如何，他生活在什么环境中，这会决定他将如何说话、行事，甚至他吃什么、穿什么，都应有情理上的依据。作家在写这样一种生活时，不能有语境的错位，也不能张冠李戴，不能把南方的风俗安在北方人头上，更不能让人物随意经历不同时代的事情。考据即实证，而实证是一种笨工夫，它要求作家做一些案头工作，甚至查找资料，核实细节，熟悉他所要写的生活。

有实证的基础，小说的叙事才会有说服力。好的小说，在编织情节、塑造人物上，都是绵密、坚实的，不能有逻辑或情理上的漏洞，否则就会瓦解读者的阅读信任。金庸笔下有一个著名的人物黄蓉，她心灵手巧、智慧超群，为表现她这个特点，金庸就安排她成长在江南——按金庸自己的说法，他想象中的桃花岛就在宁波舟山群岛一带，还为她设置了一个无所不知、神通广大的父亲黄药师。这是一个必要背景。像“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样的名菜，像一次次对付欧阳锋的机敏心思，成长在蒙古土地上的华筝公主做得出来、想得出来吗？不可能。郭靖第一次见黄蓉，分别的时候从身上摸出四锭金子来，给黄蓉两锭，自己留两锭，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这很正常，如果他只是刘家村的普通小儿，让他摸出这几锭金子来，而且很大方地赠给一个刚结识的陌生人，就不合情理。

情理也是一种逻辑、一种规定性，合情合理是小说家在描写一种现实时必须遵循的铁律。不合情、不合理，经不起推敲，留下逻辑的漏洞，就会影响一部小说的真实感。  小说写作中的考证，既是为了创造一个能把各样描写镶嵌得严丝合缝的物质外壳，也是为了建构起一种符合生命情态的情理逻辑，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命运的展开显得合理、精微而又密实。假若一种写作，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实了，把每一次人物内心的细微转折都还原到了极富实感的情境之中了，那它就会在读者心中建立起强大的说服力。考证是对生命的辨析，也是对生命的还原。

最后来看辞章。这是指小说的文体、文采、语言、形式。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又说“直而不肆”，也可谓是辞章之学，说话要真实、诚恳又不放肆。用词要有分寸，口气要有节制，讲义理，也要讲艺术。语言上尤其如此。贾平凹在一部长篇的后记中说：“几十年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①这种认识是有高度的，只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在语言、文体上转身，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意识到了变的意义，从字词开始，一点一点累积着，仍然可以经营出一番气象来。今天这个时代，求变的作家太少，创造的欲望越来越低，把写作看作是辞章之学、试图在文体上有所革新的人，就更少了；而消费主义、躁狂主义的风习，在语言上却对中国文人影响至深，失了分寸、肆无忌惮的话，随时可见诸报章或网络，这种状况的形成，文学也要在其中担负一份责任。

中国小说自“五四”以来，逐渐出现了两类写法，一种是以外来文学形式为核心的具有新文学风貌的小说，一种是接续本土文学传统但亦有革新的章回体小说，应该说，这两种小说的差异不仅在义理上，更是在辞章上。前者的语言先是欧化的白话文，再是标准的普通话，后者的语言却以传统白话为主，但也吸纳有表现力的生活语言。

很多人误以为，使用传统的叙事形式写小说就是落后，殊不知，20世纪很多传统作家，写作上都颇具新意。金庸是一个典范。他的白话文，克服了欧化的毛病，既承继了传统白话及古雅文言的韵味，也有日常口语的亲切活泼，用李陀的话说，金庸“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是对“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至少，在辞章意义上，金庸重视传统叙事资源的运用，也不回避新文学的影响。韦小宝这个人物，显然受了阿Q这一形象的影响，郭靖、黄蓉在牛家村的密室里疗伤七天七夜，而密室外上演了无数故事，这又明显借鉴了戏剧的写法。在人物塑造上，金庸还罕见地写了好几个极富性格张力和感染力的少数民族英雄形象，以萧峰为代表，这种形象，在中国小说的人物谱系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小说的结构上，像《天龙八部》，写了宋、辽、大理、西夏、女真、吐鲁番等六七个国家之间的纷争，有如此广阔的空间跨度、如此复杂的多国交锋场面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几乎未见。这都是这一类小说的新意。

另外，金庸的小说，往往有深切的情感表达，但在情感的书写上，他也遵循节制、隐忍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文学之美。梁实秋说“美在适当”，说的就是节制。汪曾祺也说：“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他觉得伤感主义是一切文学的大敌。金庸笔下一些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得极为节制、动人，比如郭襄，她对杨过的感情就是隐忍的，《倚天屠龙记》的开头写她骑着小毛驴浪迹天涯，这能体会到她的伤怀、惆怅，但她也就止步于想知道点杨过的消息，不作他想，这种引而不发的感情，思之令人落泪。再如张三丰，他十三岁那年，在华山遇见杨过等人，临别时，郭襄送了他一对铁罗汉；张三丰一百多岁以后，这对铁罗汉居然还揣在他的怀里。这令我想起《诗经》里有一句思念情人的诗，“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国风·卫风·伯兮》)，意思是说，自从心爱的人走后，我的头发便乱得像飞蓬，不是没有润泽的发油，而是我把头发梳好了又给谁看呢？张三丰一生邋遢，未尝不是因为见不到郭襄的缘故。他的外号就叫“张邋遢”，首如飞蓬，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慨：谁适为容。这或许只是猜测，但小说把一种情感写得如此深沉而隐忍，的确有一种节制之美。《鹿鼎记》里写韦小宝把七个女人抬到床上，也就用“胡天胡地”这几个字就交代了，这也是辞章上的节制。节制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艺术。

语言的选择，情感的抒发，文体的创新，都属辞章之学，也即文章之道，它是学问之一种，也是小说写作至为重要的一环。无德性，文章就无光彩，而无文章之道，义理也无法得到有效表达。今日的小说日渐粗糙、苍白，辞章上不讲究，以致失了文学的魅力，这肯定是其中的病症之一。

把小说视为生命的学问，从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来读解小说，这未尝不是一条新的路径。义理是大道，考证是知识，辞章是情感和艺术的统一，三者兼备，缺一不可。以前小说界多注重小说与现实、小说与人生、小说与存在的关系，但小说若没有那些考证、核实过的知识，没有辞章的讲究，终归不算健全。中国小说界太匮乏学问精神，过度迷信虚构和想象，缺乏实证意识，没有对一种生活的考据，写出来的人生就缺乏实感；而没有文体意识，情感的表达越来越简陋、直接，少了一种隐忍的美，也使当下的小说多半成了这个粗糙时代的合唱；更为致命的是价值观的混乱，无所信，也无人生义理的追求，生存处于晦暗之中，又无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勇气，小说在德性上就一直匍匐在地，无法张扬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价值，精神上萎靡不醒。即便有好的精神，假若没有把这种精神进行实证和考据的能力，它也最多就成为一个写作口号，而根本无法使小说真正被建构成灵魂的容器。

小说对生命的勘探、考证，借由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和自觉的文体意识来落实、表达，这是生命的敞开，也是生命的学问。

2012年10月28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