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编著的《国企变法录》是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刻度、最具有感性温度、最血肉丰满、最细腻、最全方位展现和回顾一个地方国企的改革历程。

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曾经的地方经贸委主任，亲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企破产、合并以及整个改革历程，中国当代经济制度转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赋予《国企变法录》信史意义。

《国企变法录》以亲历真实短故事连缀，诉说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人与事，回顾和反思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以及现代化历程，视野宏阔、立意深刻，让《国企变法录》带来强思考性和可读性。

《国企变法录》是一本纪实散文集。《国企变法录》以作者(周闻道)亲身经历以及多年调研处理的国企改革真实案例为主线，通过非虚构散文写作重回历史现场和还原历史个性细节，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挣扎、痛苦、揪心的历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国企改革议题，在此政策背景下出版《国企变法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国企改革，一曲国家经济命运交响乐，写的是经济，说的是时代。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国世平联袂推荐！

第一章 你看这匹老马

 《三套车》，一个体制的挽歌

 历史绕了二十年

 坚冰从长江源头打开缺口

第二章 红旗下的蛋

 青春作伴

 初经沧海，我心里咚咚乱跳

 身体还软

第三章 都是一家子

 改革改到书记头上

 这个问题难倒了“王克思”

 “左耳书记”的忧虑

 教授在黑板上画了几个圆

第四章 这世界变化快

 我与县长悻悻而归

 不是我不明白

 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要资本不要主义

第五章 法律无能？

 厂长在江边偷偷哭泣

 指挥部指示钻狗洞逃离

 情况突变：破产缓行

 “法大，还是国务院文件大？”

 只谈生存权

第六章 突围战

 “你们要把一个好好的企业折腾垮”

 书记站着汇报了两分钟

 厂长作揖谢谢大家支持

 财务部长诧异：这是不是太玄乎了

第七章 破与被破

 “嘿嘿，我只是个杀猪匠”

 “这一架把我们打清醒了”

 下岗工人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检察院叫把问题说清楚

 “我们是国企，请你放心”

 收购不成，我们做永久的朋友

第八章 用活吃够

 又收到棉纺厂破产申请

 律师质疑：这是股东会还是政府办公会

 要把政策用活吃够

第九章 未完赌局

 上海滩，一个赌王的故事

 废品的报复：不加油，只加水

 新环巷：律师们咄咄逼人

 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第十章 国企老总

 黄永亮：丹心永亮

 毛自雍：我还要回来

 陈可夫：永远的留守

 附录：企业病的个性散文考证

 ——读周闻道《国企变法录》（龚盖雄）

后记

《三套车》，一个体制的挽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第一次听《三套车》，是在1998年深秋。只是，唱歌的不是那赶车的人，而是一位叫叶琳娜的俄罗斯美女。

正是“碧云天，黄叶地”，却不是一个谈收获的季节。

我们眉山地区经贸代表团一行8人，在团长黄峰率领下，考察刚从苏联解体中独立的俄罗斯。任务是明确的，与莫斯科克林斯基区洽谈，建立友好区际关系。我却多了一份心眼，何不乘机了解一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为我们步履维艰的国企改革提供些借鉴。

飞机从我国新疆出境，一直向西北而行，越过广袤的黑土地，把静美的山川河流，还有一片片无边的白桦林抛在身后，然后平缓着陆，把我们送上异国他乡，开始了一段好奇之旅。先后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经过沙皇夏宫的流连，荷兰湾的望海，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睹物神伤，瞻仰了莫斯科红场的圣火，感受了列宁墓的苍凉，此刻，我们正漫步于美丽的伏尔加河畔。

时值深秋，莫斯科虽还不是冰雪覆盖，却已有了明显的凉意。干凉的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不留意就吹进了领口袖口，贴着皮肤满身乱钻，一股幽幽的凉，便浸人心里，禁不住打了几个喷嚏。明媚温暖的阳光，把天空装扮得清爽而亮丽，云被高高托起，飘逸或聚集。

不知谁突然冒出一句：“喂，琳娜，你会唱《三套车》吗，那歌唱的就是这伏尔加河畔呀。”琳娜也不推托，骄傲地回答没问题没问题，如果不会唱就不是俄罗斯人了。话音刚落，歌声即起，轻婉，凄美，忧伤。先是俄语，接着是中文，充分展示了她留学北京大学4年的语言优势。我只顾眼前，只顾陶醉于歌声的优美抑扬里，并没有注意到里边深藏的忧郁和伤感。也许，穿过百年尘烟，这首歌里隐忍的忧伤早已沉淀，或被岁月风干成一种符号，伴随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隐匿于歌声那优美的韵律里，非一般人随意可以捕捉和理解。

理解是在此后，在考察了克林斯基化纤公司之后。

克林斯基作为莫斯科的一个直辖区，与我们北京的区差不多。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像他们。我们旧有的机构建制和企业制度，本来就是一切照搬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模式。1992年，戈尔巴乔夫宣告共产主义的试验在苏联失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改革上推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上全面推行西方式民主，在经济上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将整个国家体制置之死地而后生。私有化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大私有化，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产业和重要的基础产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般由国家控股；另一种是小私有化，即对一般竞争性产业和中小企业，实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和公司制改造，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抓大放小”。

显然，克林斯基化纤公司，属于小私有化范围。

冷清，懒散，漫不经心。这是我们来到克林斯基化纤公司的第一印象。

是的，冷清，懒散，漫不经心。没有想象中的热火朝天，那种变革体制，解放生产力后的生气和热火朝天；没有我们在《东方红》史诗中感受到的“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气派”那种豪迈喜悦气氛。不仅在这个刚完成变法的公司，甚至在整个俄罗斯，我们都是这样的感受。只有在海关边检时，准确地说，是在我偷偷塞给美丽的验关官员10美元后，才看见一丝鲜活的生动。我们同行的老李，则因这个小小的疏忽，被生硬地叫到旁边，将行李翻了个底朝天。

改制前的克林斯基化纤公司，叫国营克林斯基化工厂，是一家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中型企业，现在则是小私有化的“作品”。按理，是不该如此冷清的。公司主要生产化纤纱和产成品，或者说叫轻工产品。这样的产业，这样的冷清，在冷战时期，在过去长期的以重工，特别是以军工为宠儿的军备竞赛阶段，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在此刻，在柏林墙早已被推倒，整个东欧国家都在追求温饱的时候，明显不合时宜。改革中，这个企业的5000余名国有职工，每人分得约5000股股份(每股1000旧卢布)，以资产换取了职工身份；其余资产，则按市场价格和自愿的原则，卖给了个人。同时，企业还保留了5％的国有股。现在看来，这5％的象征意义，也许大于实际意义；它背后折射的，应当是一种暂时割舍不了的念国情绪。改制后，企业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董事会成员按股份确定，经营管理者由董事会聘任，政府不再任免。

应该说，就当时而言，这样的改革已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现场考察时，该公司刚进行完改制。厂长给我们考察团成员每人送了一份礼品，就是他们生产的长筒丝袜，化纤与棉混纺的，质量一般。导游说，这已是厚礼，当时的俄罗斯，轻工产品奇缺。有点感动。只是不知这是对我们远道之客的热情，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潜规则惯性。在国内下厂，这种事总是常见，名称是产品宣传推广或品评指导。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这里的许多方面，仍残留有昔日痕迹；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职工、产品等，尚未走上市场化正轨；从政府、企业领导到职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生产力解放的激情与希望。相反，他们的脸上布满了一场大动荡之后，前程未卜的疑虑与忧郁。联想到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的国企改革，情绪被现实拉长，我心里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思绪又回到伏尔加河畔，叶琳娜的歌声又萦绕于耳际——P1-5

自序：往事并不如烟

现在谈国企改革，可能是个过去的话题。但这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关于改革，有许多课题，我们至今并未完全破解，仍是纠结我们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逾35个年头。无论思想观念、经济体制还是政治领域，改革的成就自不待说，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做了几千年、几百年，现在终于曙光初现。这不仅是改革成效的最好证明，也是世人信服的事实。但问题与困惑也不容忽视。究其根源，仍是不匹配。总体看，开放胜于改革，经济改革胜于政治改革，现实改革需求胜于思想观念的改革跟进。

评判成就与纠结，都有必要回顾一下走过的路。

成就怎么取得，我们为什么成功？答案只有一个：改革。真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改。以此出发，我们以一个“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了纠结多年的社会主义究竟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以“计划与市场都是形式，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解决了长期困扰的计划属性及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以“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所有制基础问题。试想，如果没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没有大胆探索、大胆突破、大胆创建的勇气，在思想领域，我们能破除“政治崇拜”，确立“发展崇拜”，破除僵化的老祖宗“经典崇拜”，确立鲜活的“实践崇拜”，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在经济领域，我们能够破除“计划崇拜”，确立“市场崇拜”，破除“公有制崇拜”，确立“股份制崇拜”，破除狭隘的“按劳分配崇拜”，确立资本分配的合法性及效益优先原则吗？在政治领域，没有大胆的探索和改革，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确定的人权原则，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入我们的政治制度吗？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歧视选举制度能够改变吗？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能够成为我们政治监督和反腐倡廉的利器吗？能够鲜明提出司法独立，党组织不得干预具体个案审判吗？一句话，我们不靠实事求是的改革魄力和勇气，突破一个个人为设定的坎，能解决13亿多人吃饭问题吗？能让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体，跃居世界第二吗？

不能，绝不可能！

往事并不如烟，纠结就在眼前。在场写作关注当下，关注国家的、人民的、社会的痛，不可能对这种纠结视而不见。回顾过去，观照当下，启示未来，正是《国企变法录》的写作主旨和目的。

是的，长期以降直至现在，深化改革之声从未停息，可改革的实质性深化与推进，却困惑纠结渐增，日显艰难。纠结怎么生起，我们为何困惑？面对中石油腐败窝案，有人就责怪一帮校友统治了一个命脉行业几十年；同样，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窝案，也不能简单归罪于他个人的贪欲与女人。其实，这里的腐败之根，既不在“校友”和“行业”（包括基础命脉行业），也不在“女人”，而在体制。因为校友、行业、女人处处都有，贪欲之心也人皆有之。集权与集利相结合，叫他不腐败，真是为难人。制度好，可以把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回到困惑。如果要简单回答，似可理解为成也萧何，困也萧何。换句话说，改革的成功，在于我们坚持了某种正确的理念和做法，而困惑纠结的产生，则是我们对这种正确的理念和做法，坚持得不坚决、不彻底，进而导致整个改革推进的不匹配、不平衡、难突破。平衡有三个关键词，那就是衡器、权、权重。前面谈到的“三个胜于”，都可以从这里获得答案。再试想，既然“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对一些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为什么左右顾盼，不敢触及？既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被证明是指导改革的正确思想路线，对许多显而易见的改革之义，为什么人为地划定界限，讳莫如深？既然许多曾被我们奉为社会主义基石的东西，比如计划、市场、股份、所有制等，实践证明都只不过是形式，而非本质，一改革就解放了生产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把一些也是形式的东西，比如权力赋予、意见表达、社会监督等，视为内容和实质，而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反而常常流于形式呢？

因此，关注国家当下的纠结，先要为改革正名。

改革不是筐，什么都可装。改革是触其根本，伤筋动骨的革命，其价值指向，是要解决社会前进中重大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而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比如前些年已经解决的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现在亟待解决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才是根本，其他都是枝节。

整理完这个书稿，心情沉沉的，也很复杂。沉重，痛心，惋惜，欣慰。各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为沉没的庞大国企船队，为几代人丢失的青春梦想，为嬗变后的那一片灿烂蓝天，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多舛命运……

从资本构成和经营方式看，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共生共营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50余年)。此间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的艰难曲折过程。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入，促使了中国社会封建式自然经济的解体，加上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官僚资本；同时，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也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并形成国办国营、洋办洋营和民办民营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由于政府支持、“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一战对世界市场格局的打乱重构，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及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都有长足发展。可是，好景不长。后来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工业日益萎缩，许多产业几近破产。

二是国有国营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约30年)。建国初期(1949—1952)，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后4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以及付偿定息等一系列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此，中国民族工业步入几乎单一的国有国营阶段，政府像管理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一样，对国企实行指令性计划统管，并承担相应无限责任。

应该说，国有国营模式在形成的相当时期，凭着翻身得解放后的满腔社会主义热情和熊熊燃烧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逐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消退，理想渺茫，利益意识滋生，工业生产的商品性与国有国营的计划性、职工具体劳动与利益所得脱节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人性本质上的趋利性，与国企“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等的矛盾，形成难以克服的体制痼疾，国企失去了内在的活力源泉。在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后，国企痼疾集中表现为体制与市场的矛盾，于是出现了江河日下，步履维艰，穷途末路，全军尽墨的局面。因此，国企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而不是人的悲剧；人，包括国企领导和职工，都是悲剧的受害者。

三是共生共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约30年)。我对这个阶段的命名与第一阶段相同，是否意味着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来了?是的!从资本构成和经营方式看，不正是这样吗?经过35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在这个格局中，作为城市经济，或者说整个国民经济支撑的国企，仍主导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命脉；“洋”变“外”，“三资”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迅猛崛起，成为我们经济结构中重要成分。当然，这并不是机械的回归，而是哲学上所说的“螺旋式上升”，量变中带有质变的性质，这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0，融人世界发展格局。“民族工业”这个概念，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已完全不同，其内涵和外延也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要以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化视野和规则来理解它。

值得关注的仍是国企。显然，现在的“国企”也非彼时的“国企”。改革与市场，已把传统国企的僵化体制冲击得支离破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则为新型民族工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但在新制度面前，改革的程度相差还是很大的：有的改得彻底，彻底走向市场，并在市场中如鱼得水，比如本书中提到的丹甫股份、肉联厂等；有的则隔靴搔痒，换汤不换药。比如，电信、移动、联通的三足鼎立，竞争求存，与石油、石化、铁路、电力等的一统天下，垄断经营，就不仅是体制、资本、组织结构差异，还涉及更深层次的权力、腐败、活力等问题。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城镇化率已接近或超过50％，进入发展“快车道”。预计，中国2013年工业增加值将达到23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发展方式正在转变，正向着集中化(园区)、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如果传统国企的改革与阵痛，换来的是整个民族工业的振兴，也是可以欣慰的。历史证明，民族工业的发展状态与实效，取决于体制、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还在眼前，前进是不可阻挡的。

国企改革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直至当下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作者的优势在于，他既当过具体操刀国企改制的经贸委主任，又长期担任主流媒体财经专栏作家；既是经济专家，又是作家；既有逻辑思维，又善形象思维。因此，这本书在切人的深度、贴近的密度、波及的宽度及文字的成熟度上，都很值得注意，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在场写作，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亦不无参考价值。

——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

周闻道的散文写作具有强烈的在场性。读过这部《国企变法录》，大致可以了解“在场”的深刻意义。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者亲历了三十多年来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通过一个地区国企改革的漫长艰难攻坚，从具体案例人手，从在场的经验出发，描述了国企体制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自己对于这一独特人生经验的思考。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思和

作为一个经历了三十年中国国企改革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周闻道从一名歌者到一个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便司以看出其写作基因的突变——由于“在场主义”散文观念的不断深入，他不再是用对个别现象的散点透视法来书写国企改革了，而是将改革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用更加犀利的批判眼光来深刻思考其得失了。于是，一个思想者的书写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著名文艺理论家丁帆

国企改革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解决好。周闻道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为香港著名财经报纸《信报》（财经新闻）专栏作家。他的“神州内望”专栏名场世界，很多外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机构，都以这个专栏为重要参考，国内《参考消息》和一些高端改革内参，也经常转载其观点。周闻道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许多国爪改革思路，都一一实衍、落实和验证。这次周闻道先生十年磨一剑，以文学形式铸就的《国企变法录》，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学角度，都值得关注。

——著名经济学家国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