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生》中，作者樊纲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

《经济人生》简介：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樊纲的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1968年，随着“文革”的开始，樊纲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了北大荒。30年后，樊纲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人生》中，樊纲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解读人生——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用“收益与成本”的理论分析，年轻人应该满足于“闲暇”，还是应该对成就怀有“偏好”；“理性人”都在追求一种使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却为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活法”……

新版自序／1

序(1999年版)／5

选择与约束

 无处不在的约束／3

 机会并不均等／4

 选择的余地／9

 社会进步的意义／14

幸福的评价

 多样的幸福／21

 闲暇的快乐／25

 “机会成本”／26

 “均衡”与“中庸”／31

“偏好”的差异

 分析与假定／39

 先天的爱好／40

 “养成的”兴趣／46

“无为”与“野心”

 不同的“活法”／55

 “为过”和“未为”／60

 嫉妒与“攀比”／65

金钱与权力

 金钱的悖论／71

 权力与约束／77

“为他”与“为己”

 “利他主义”／86

 个别与一般／89

 欺骗与道德／93

能力与性格

 天赋的差异／99

 生活的积累／105

 复杂的性格／110

 真诚与宽容／116

需求与供给

 竞争与创新／121

 社会的需要／123

 “时髦”的风险／127

 机会与诱惑／132

投入与产出

 生活的艰辛／136

 没有免费的午餐／137

 “多样的人生”／143

预期与风险

 预期的作用／151

 “风险”的把握／155

求解“人生方程”

 “人生方程”／163

 “理性”是否存在／166

 偶然性的作用／170

两难选择之一：“是否回国？”

 去与留的难题／180

 “梁园”确有好处／181

 与己无关的享受／186

 事业的“情结”／190

 外来人的位置／196

 “代价”与“良心”／200

两难境地之二：“下海”的诱惑

 面对新的环境／205

 重新审视自己／207

 没有轻松的人生／210

 皇冠上的明珠／215

跋／218

无处不在的约束

其实，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选择都是受限制的选择：天下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的选择，没有人能够在进行选择时不受限制，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绝对地“为所欲为”。这个有限的、供我们进行选择的若干种可能性，就构成我们的“选择范围”。每个人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一个特殊的选择范围，由一些不以我们自己决定的“外在因素”、“客观条件”、“社会环境”所决定。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显得“无法选择”，甚至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就是因为那些主客观条件已经事先将某些更好的可能性排除在可供我们选择的范围之外了。所谓“最优选择”或“最佳选择”，都是在“矬子里面拔将军”，是在诸多不太好的可能性当中，选择“稍好一点但不能再好”的那么一个。总之，是在一个被限制的、可能实现的范围之中进行选择。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梦想”，不可企及。

这就好比经济学在研究消费选择时，首先要明确一个人的“可行的采购单”，说白了就是明确一个人买得起什么、买不起什么。如果一件物品的价格数额比一个人所能支配的全部收入还高，它根本就不能进入这个人的选购范围。比如一辆“奥迪”轿车五六十万、一栋别墅小楼几百万，比我们的全部积蓄甚至这一生预期的收入还高出几倍、几十倍，它们根本就还没有进人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中——它们不是你“可能的消费”！换句话说，我们的收入水平，限制了我们所能进行的选择。我们只能在那些买得起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比如我有一万元存款，我就买得起一套9900元的音响组合。许多人可能不会“倾家荡产”去买这套音响，但如果我就是有听音乐的强烈偏好，属于音乐“发烧友”之列，我总还是能够买得起的。一个人的收入越高，他的“可行的采购单”就越长，选择余地就越大；反之，收入越少，那个采购单就越短，选择的余地就越小。

机会并不均等  限制我们选择的因素很多。就“先天因素”来说，首先，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当中，成长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讨论这种“先天性”因素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会经常感觉到这个问题，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提醒我们这个因素的存在和它在决定人生旅途中的作用。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八九岁的时候，看了电影《农奴》。要说电影、文学艺术怎样能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我想那部电影应该说是一个“范例”。看过电影之后好几天，我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如果我生下来是个农奴怎么办？什么都没了，受饿受冻、挨打挨骂，王爷说让你死你就得马上死！后来去了美国，经常想到一个人生在中国和生在美国的差异。别的不说，同样是学经济学的，一个英语国家长大的人，至少比在其他国家长大的人有一大优势，就是不必再花那么多的时问去学习一门外国语言（英语）以掌握大量的现代经济学文献（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英文的），不用在写论文时顾及语言上的障碍，在语言上多费那么多的工夫。我曾到非洲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一天下午抽空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到郊区游览，看到了一大片城市贫民区，许多失业的黑人青年闲坐在街道两边，周围是破败的棚户，房前屋后遍地是些脏水坑，身上的衣服也是脏兮兮的，不少人蓬头垢面。一个问题马上在我心中掠过：假如我出生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十几年前在河北农村插队时，我做过几个月的民办小学教师，教二、三年级的“复式班”（两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班上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女生，不仅聪明，而且活泼大胆、能言善辩，不敢说是个天才，但至少比我记忆中的那些小学女同学都更有天赋，也更有进取精神。我不记得在我过去的同学中，有哪个女生（或男生）恨不得每次把手举到老师的鼻子底下，抢着回答问题，而且多半总是对的。我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之前，专门跑到她家和她的家长谈话，希望他们能让她上完小学，甚至再上中学。到她家后我发现，这户人家按当时当地的平均水平衡量，也只是一户贫困家庭：五个孩子里她排行老三，全家七八口人，三间草房，炕上只有一床被子、一张席。我还是把我的来意说了，家长口头上也说一定记住老师的活，感谢老师的好意。但我知道，等在这个女孩子前面的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能上完小学，在当地的女孩子中已是不错了，接下去就是帮大人养猪，照看弟妹，下田种地，然后是嫁人、生孩子。我不知她后来怎样了，但我一记起她，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假如她生在城里、生在北京，命运又会怎样？我真心地希望她后来已经有了某种更好的机会，来利用和发展自己的天赋。一个人凭借自己后天的努力，能改变许多事情，但许多先天条件至少决定着你达到同样的结果，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后天”发生的一些外在因素，虽然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不由我们自己决定，但却决定着你的命运。这当中首要的就是种种社会因素。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接下去要参加升中学的考试，面临的选择是报考哪所中学。我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去“住校”，离开家庭去过独立的生活，那似乎很新鲜、很带劲，因此选定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据说这三个学校都可以住校）作为我的三个志愿。但还没考试，没有填志愿表，“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仅不再有什么报考哪个学校的“选择”，而且干脆不再有什么升学考试，一年半后才“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

P3－5

一晃，这本书出版20年了。

这二十年间，此书重印了两次，再版了一次，书名从最初的《求解命运的方程》，改为《经济人生》，两版之间有过一些大小标题上的润色，但内容基本没有改动。不曾大卖，但也总有人在问起，长期处在断货的状态中，经常会有出版社问及再版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这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因此，人们每每提及再版时，通常都会问，是否可以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做些改动与增补，使其更针对当下的新问题与新情况。毕竞，这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书，生活变化了，今天年轻人的生活内容与20年前年轻人相比，有着许多的不同。20年前，这本书我已经是在电脑上写成的了，但还不是笔记本电脑，那时还没有手机，生活中还没有互联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还是很有保障的，而工资还只有几百块。

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进行改动。我也许完全可以针对当今的新问题写一本新的书，但这本书就是二十年前写成的书，它引用的实例，是那个时代（甚至是更早些时候）的生活，它们当然会对那一代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也许对后人也有史鉴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读几百年前的书仍会饶有兴趣一样。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分析我们的百味人生与万千世象；用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将我们人生中所面对的问题进行一些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就是想告诉人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因其一般，所以普遍，既可分析历史，也可分析当下，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失去效力。分析的实例总是具有历史的特点，但其中的一般道理，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事实上，今天当我自己为了再版重读时，我发现现在人们纠结着的各种问题，本质上与20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本书基本也都涉及了：无论何时，我们都在努力地追求自己一生幸福的最大化或痛苦的最小化；我们都在问“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或者“为什么我不幸福？”（经济学的基础性的，也就是“深层次”的分析变量其实不是金钱，不是收益与成本，而是“幸福”与“痛苦”。）我们每天都在做着两难的选择（“经济学就是关于选择的科学”），只不过20年前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我们的选择范围小一点，今天人们面临的可能是“八难选择”（其实最初是“八难”，筛过两轮后真正面临的还是“两难”）；我们的每一个决策，小到买个东西，大到就业应聘，都面临着各种“预算约束”——这是对各种约束的一个统称，包括金钱的约束或能力的约束，资源的约束或制度的约束；20年前的贪腐行为与今天的贪腐行为有着不同的规模，但腐败行为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这一本质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总是在于你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面对别人、社会所有的人也要争取他或他们利益最大化这一前提条件的制约；你与上级和同事的矛盾、那些你死我活的公司政治，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斗争，不过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不同的具体表现而已。自己少年不努力，不能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被淘汰；社会可以给你一些“保障”，但你还是会在差距中处于劣势，等等。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20年前面对的问题，与今天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在本书中隐含着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学一点经济学知识，这或许会使我们活得更“明白”一些。它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你的问题，并给出一些“政策建议”。纠结总是有的，但总是可以少一些困惑。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对今天的事情多明白一些，20年后也可用来分析那时的现象。

所以，这一版，我还是没有作大的改动，原稿呈现给读者。

也因如此，这里要感谢东方出版社，同意我再版原文。包括上一版的前言与跋，也原文收录。这样做，可能书因此不那么“时髦”，面临经济收益减少的风险，但出版社对作者意愿的尊重，使我深受感动。

以往人们对本书有着各式各样的评论，今天我诚惶诚恐地期待着当下读者的批判。

樊纲

写于2013年春节

本书是《求解命运方程——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关于人生的说法》一书的修订本。那本书1993年出版以来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厚爱，当时也获得了几个国家级的奖项。两次印刷都是不久便脱销，而且因销售渠道方面的问题，全国多数地方从未售过此书。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来信询问如何能搞到此书。因此便有了再版的打算。承蒙广东经济出版社的支持，现在能在修订的基础上再版，并有了一个新的书名：《经济人生》。

几年来，此书获得了些褒扬，也得到了一些批评。褒扬的话我不多引了，只想提到来自一位同行的评语。这位同行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的中国学者钱颖一。他1994年回国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讲学，读过此书后向北大的经济系同学们推荐，说此书可用三个英文词加以评价：一是“Honest”即真诚，因为他认识我、了解我，所以知道我在书中讲的是真话；二是“Reliable”即可信，因为他也是学经济学的，所以知道书中所说的理论与所作的分析是可以信赖的知识；三是“Relevant”，即是说，书中所阐述的道理，的确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相关的，读来是有用的。毕竟，来自同行的褒奖，是最可贵、最值得珍重的。

下面我要谈一些有关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两位作家的批评。

第一个批评关系到本书的写作形式。在一次写作研讨会上，作家陈建功指出，本书读来让人感到缺乏节奏感，许多地方有了很好的素材，完全可以描写得再丰富些、充实些、形象些，读来也可以使人更轻松些。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批评。我第一次拿到印好的书翻开来读的时候，自己也感到它节奏太快、“密度”太大，“读起来很累”；本想轻松一回，写出一个轻松的东西，但没想到写出来大部分的地方还是上句赶下句，一个观点接一个观点，缺乏起伏与节奏。我想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所致。我们习惯了的是写理论文章，而理论文章的要求是处处“惜墨如金”，前提条件说清为止，逻辑推理到家为止，举例也是点到为止，不得多“哕唆”一句，不靠形象描述取人，也不靠堆砌文字赚取稿费。本以为自己过去多少也学过一点文学创作，但没想到十几年的理论生涯，已经把自己“磨炼”到了积习难改的地步。当时曾经想到如果有机会重写或修订，一定想办法克服这个缺憾，力求使形象再生动一些，行文再轻松一些，“拉”得再开一些。但是后来，一些读者的评论却使我有了另外的想法。有几位读者告诉我说，他们把这本书读了“两三遍”；有的还说他们就是把它当做一本经济学入门的教科书在读（或是让他们的孩子把它当教科书来读）。我想这可能就是一本由搞理论的人写的“理论性”稍强的通俗读物可能应该拥有的特殊之处——从内容上说它是通俗的，但写法上仍是理论性的，仍然需要让读者多一点思索，而不是像文学作品那样使人们在读故事当中、从形象的描述当中获得教益。我反正也不擅长以文学家的手法写作，现在学习那种写法还可能搞得不伦不类，还不如继续保持我的这一特殊的“风格”，反倒能给读者一点有特色的东西。所以，真的到有机会修订的时候，我反倒决定对全书不做大的改动了，基本让它保持了原样。

第二个批评来自作家梁晓声，这关系到本书的内容。他在他的《九三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了我的这本书，以及与这本书有关的他与我的一次“争论”。那指的是：在一次讨论有关“人生观”问题与社会现象的写作计划会上，我发言时表达了本书中的一个观点，即我们不能强求人们都按一种方式生活，各种活法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都是最好的“活法”；因此我们也不能总是教人们应该如何活着。梁先生听后不以为然，说不能认为那些堕落的活法是好的活法，社会总得有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标准与主张，等等。后来，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那次的争论，解释他当时还没有看我的这本书，对我的思想不大了解，并还向青年朋友推荐我的书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书中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容忍堕落，书中充满着一种义愤、一种激情、一种正义感。他对于他与我的差异的解释是：“……还由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以及我们写一本书时的立足点和视野的幅度是分明有很大差别的。”他说我是在为那些正常的、有理性的人们写一本如何理性地分析人生与社会的书，是在“摈除了‘恶’的‘活法’之后，对普通人的‘活法’娓娓的论说”；而他所要做的则是要在善与恶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正是要面对、批判我们现今社会的种种“丑恶”的“活法”。

但我想我与梁先生的差别恐怕首先是职业上的差别。我是搞经济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人们如何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最大满足”。问题在于如我们这本书中所说，关于什么是“满足”这件事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偏好”，说到底也就是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道德观”，因为不同的“偏好”也就是一个人关于“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较好、什么较坏，什么“值”、什么不值、什么不那么值等等的一种评价。为了挣点钱，不顾“廉耻”，说明对于他来说，那些“钱”要比他的“廉耻”更“值”；“舍己救人”，说明他认为“救人”很“值”或“救人”这件事好，“见死不救”不好，等等，这与我认为喝酒比抽烟好，你认为猪肉比羊肉香的道理是一样的。问题在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已知的”。这其实就是在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对你有什么样的价值偏好、道德标准，没有办法，“管不着”，我们只是在你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你的行为和你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你的行为对社会上他人的影响，或者告诉你怎么才能实现你的愿望，或者告诉别人怎么“对付你”，你又怎么“对付”他人。原则上说，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第三帝国有从职业标准上说很合格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作为个人来说不能从人格上、道义上认为他“好”），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只从一个角度谈“道德”、谈“价值观”，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观、偏好体系会对经济行为有哪些影响，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做怎样的改进，道德观、价值观变化的经济原因，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所会产生的各种影响。但经济学家对价值观、道德观本身的“好与坏”不做评价。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价值观一类的东西，但他们只是经济分析的前提之一、“约束条件”之一，而不是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本身。当然，经济学家也是人，作为个人，他当然可以就价值观、道德观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并告诉他人，他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在发表看法，因为从经济学本身中我们得不出关于道德观的论断（其实，从任何可以称为“科学”的学问中都得不出这样的论断）。

什么人“管这件事”呢？伦理学家、政治家（不是政治学家）、文学家以及“牧师”等等一切用各自的方式管理“意识形态”的人们（当然还有我们每个人，即作为无“职业特征”的社会的普通人）。是他们在构造着、改变着、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等等；是他们在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正确、什么错误进行着研究与评判，教导着人们应该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做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做那样的选择。总之，那正在作为文学家的梁晓声的“职业范围”之内。

作为一个一般个人，我非常赞赏梁晓声关于善与恶的“道德批判”，非常支持他对当今各色“丑陋的中国人”、对各种丑陋的、不道德的、邪恶的、不顾廉耻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鞭挞。但是，当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写作时，或者，在给出“经济学家关于人生的说法”的时候，我还是只能做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职业范围内的事，也就是只做实证分析，不做道德批判，也不管这种实证分析的适用范围究竟只是对“一般的正常人”呢，还是对所有的人。我如果什么都想管，我就可能什么都管不好，不能为社会提供一些“专门性的知识”。

以上是本书出版以来所收到的几点较为重要的评论与批评。这些都是十分善意的评论，我衷心地表示感谢。把它们记录在此，让读者们有所了解，也是为了使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此书，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忠告。

最后，我要感谢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们。编辑杨刚是“逼”我写出此书的始作俑者，我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此次修订再版，则靠了责任编辑积极的推动和细致的工作。

樊纲

199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