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所著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的对象是华北日伪对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重点研究其在文化认同方面进行的建构，尤其是对历史记忆的发明方面。本书分析传统的发明，对倡导王道政治的新民主义、为统治正当性服务的正统论、民间信仰的提倡等等作出分析，分析亚洲主义源流下的东亚一体化构想、“友邦和解放者”“同文同种”等日本形象建构。

黄东所著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讲述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关键一役。在这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进行的总体战争中，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何在？《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以严谨、细致的笔触刻画了那段隐蔽的历史，论断公正平和，发入深思，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绪论

一 研究动机与论题旨趣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资料和使用说明

四 研究的对象、概念与逻辑

五 研究架构说明

第一章 传媒、教育：思想战的武器

 第一节 掌控传媒与操纵舆论

一 对平面媒体的控制

二 控制电影及其他

三 实际宣传中对传媒的利用 

 第二节 选择知识与控制教育

一 学校教育的控制

二 社会教育的控制

本章小结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王道政治的追求

 第一节 王道天下：新民主义的价值

 第二节 寻求秩序：儒教的复兴

 第三节 神道设教：信仰的利用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黄种人同盟：“大亚洲主义”的号召

 第一节 东亚新秩序：“共荣”与“联盟”

一 从“建设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 

二 东亚联盟论

 第二节 友邦与解放者：日本形象建构

一 做为历史记忆的日本形象

二 新的国家形象建构

 第三节 “同文同种”：亚洲主义下的种族联盟

一 “同文同种”论的背景

二 尴尬的宣传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敌人的价值：腐朽党国、“赤祸”与侵略者

 第一节 腐朽颟顸与“华北之癌”：国、共形象的塑造

一 “腐朽颟顸”的国民党政权

二 “赤祸”与“华北之癌”

三 “国共相克” 

 第二节 “东亚侵略者”：英、美形象的塑造

一 既存的英美形象

二 “击灭英美”的建构

本章小结

结语：建构中国的战争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传媒、教育：思想战的武器

作为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系统和教育体系在个体的国家认同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传媒是传播媒介的简称，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中介物，传媒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化的不断加强，社会个体的思想、判断、道德乃至人生观的形成也愈来愈依赖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在文化建构中，传播媒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强化乃至转变很大程度取决于传媒所传递的信息的倾向、强度以及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程度。日军于此深有体认，事实上，他们十分重视对占领地民众的宣传工作，他们将此种宣传称之为“思想战”，日本大本营在《对支宣传策略纲要》，强调宣传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宣传工作，就难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教育的含义即为教化涵育，对于民众而言，其国家认同也受制于国家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学方式以及教材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所以一个政权要想完成文化控制、进行文化建构，就必须实现对传媒和教育的控制。

第一节掌控传媒与操纵舆论

1937年12月14日，在日本“华北派遣军”的支持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作为新成立的伪政权，日本军方以及“l临时政府”主导者都深切知道宣示其执政正当性的必要，由此在执政之初便从立法、管理、宣传等方面对传媒实行全面掌控。

对于华北传媒的控制与监督，宏观的政策方针的制定由日方做出，其层次大致是“日本内阁情报部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情报局一华北方面军报道部”，具体实施则由华北各地日军特务机关相关科室与华北伪政权相关机构做出。在伪政权方面，伪临时政府时期，负责传媒控制的是伪临时政府情报局以及各省市警察局所设的情报处第二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时期，由政务厅情报局掌理对华北传媒的控制。其下是各个省市政府的宣传处以及道市公署下辖的宣传室，以及县公署宣传室或宣传班。在这些传媒控制的直接执行机构之外，日伪还在各个大中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和检查室负责对新闻和出版进行检查。另外日伪还设立了名义众多的所谓专业团体，如中华报学会、华北新闻协会、华北广播协会等等，统称为华北宣传联盟。由此，情报部门、宣传部门和社会团体三者联合起来，在伪政权辖区建立了严密的传媒控制网络体系。

在设立传媒统制机构的同时，日伪在立法和具体措施上对传媒进行实际控制。从传媒类型来分析，日伪的控制可以分为对平面媒体的控制和对电影、广播及戏剧（主要是电影）的控制两大方面。一对平面媒体的控制“临时政府”对平面媒体的掌控，从近代以降的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大背景看，其行为并非全然是汉奸政权的特殊体现，而是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相关行为间隐然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三者所欲达到的目标固然有别，但三者的动机却有其共性。

1．战前的政治与媒体

在明清时期，所谓的传媒，其载体十分单一，官方消息发布的渠道大概只有邸报、京报，民间信息传播多半是依靠谣谚、揭帖以及民间演戏唱曲。官方对于邸报、京报的管控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泄露相关官场信息的行为加以惩罚，二是通过拖延邸报和京报的出版时间来减缓其所刊载信息可能带来的强烈冲击。至于对民间信息传播的控制，政治权力除了结合宗族势力来禁止“淫词”、谣谚的传播外，还从法律上对传播者加以惩罚。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刑律“贼盗类”之“造妖书妖言”条就明确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蔽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乃以鄙俚亵嫂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坐以不应重罪。若系妖言惑众，仍照律科断。……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千里；买看者，杖一百。……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符合统治要求的劝导传播则多是交给宗族来完成。当然在某些特殊时期，王权也设定特定人员从事传播活动，比如清康熙曾经派人对圣谕进行宣讲，比如清雍正帝鉴于曾静曾经携带学生广泛宣传其夺取帝位的罪恶，便在全国刊布《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令曾静到全国巡讲此书所标榜的“大义”。

进入近代社会，随着传教士、西洋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近代意义的报纸也在中国出现，以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创刊的《蜜蜂华报》为起点，《北华捷报》《申报》相继出现。甲午战争后，民办报刊开始崛起，维新运动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热潮，从《时务报》创刊至戊戌政变发生，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创办报刊达70多种。新政时期，中国近代报刊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1901年至1911年的11年时间里，新办报刊急剧增加，“据不完整的统计，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P40－42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自己20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题。1990年有学者撰文，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和贵阳召开了三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2009年6月和10月，201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三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史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⑧等都属于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展现出重要的研究成果。20年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衅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09．修订本）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h海人民出版社，1991），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修订版），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等，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学者们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渐次解决。

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年5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和同期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以及《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以上面几项学术事项为契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并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学术追求。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准备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出版论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部分青年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以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现在本论丛已经正式启动，希望其中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

2010年7月20日于幽乔书屋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私心以为，治学当追慕古人。这本小书固然有着一定的问题意识，但更多是我自己求知识、长智慧的一个标志。说得再动情一些，它算是我自己青春的笔墨祭。

17年前我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所进入者名之为基地班，据说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痛感人文研究青黄不接，遂向最高当局力陈培养后进之必要，于是有司选取学校各依其优势学科设立特别班，以求未来研究后继有人。当时培养主导者力求文史哲打通，追求通才之养，突出涵育与熏陶。成效如何，诚未可知。刚从南国进入京华之少年，正要行走城南、体察胡同，感受故都之秋，何曾想要让学术的志业流淌成生命之河？于是人生无规划，读书无所择，但求快意而已。那满墙的爬山虎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或漫游山水，或纵览书籍，十年就这般过去。回眼望去，拿什么来承载这无声流淌的岁月？

如果说相片是人生时光的凝固，那么硕士或博士论文无疑是学术之树的标志性年轮。我永远不会忘记，积雪未化的初冬，查阅资料休息的时候，坐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水泥台阶上，拿着鸡蛋灌饼大吃特吃，阳光懒懒地晒下来，入嘴的鸡蛋饼仿佛泛着光泽。我永远不会忘记，国家图书馆的缩微阅览室里，老式的阅览机发出嗡嗡的声音，我似呆鹅般仰着头仔细看那些漫漶的报纸，不仅颈部肌肉拉伸，而且在灯热之下脸部如享受蒸汽浴，时间一长，脸涨且麻，冲出去洗把脸再看，不久又涨且麻，如此往复，一天就这么过去。我永远不会忘记，从西三环花园村到南三环蒲黄榆路，一个剃着圆寸的青年骑着组装的自行车狂奔，如果查到的档案不多，他便只慢慢追逐斜前方的车影，如果满载而归，那就要骑车狂啸着与公交赛跑，在一片诧异的目光中，耳后生风，何其快哉！

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相比于博士论文，论述的核心概念、结构都作了较大调整。无疑，六年的沉淀使得自己对昔日研究的反思加深，“悔其少作”此之谓也。“国家认同”无疑比“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这样的论述来得更清楚，问题意识也更为突出，正如在绪论中提及的，我始终想探求，基于国家认同的角度，汉奸对于中华民族，伪政权对于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是近代以来进入从“中心一天下”的文明体系往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毫无疑问，抗战时期是这一转型的关键时期，抛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秉承历史主义的态度，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考究汉奸与伪政权对于中国国家认同形成的意义，自有其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本小书的完成离不开我的导师梁景和教授的督促。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从本科开始，先生不仅教我如何查阅资料，如何总体把握近代社会习俗的变革，而且引领我进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在近代婚姻文化嬗变领域着力。尤其需要说的是，本科毕业论文选择的研究是概述近代社会习俗变革、硕士毕业论文对近代婚姻文化的嬗变作总体把握，这两个研究的选择似乎与流行的“窄而深”学术风气有些相悖，而且在研究的问题意识上似乎也没有“窄而深”的研究来得醒目，在当时，一些友朋听闻我研究的题目也颇不以为然。但回过头看，“窄而深”的研究虽然不仅省力，而且便于把握，也为时下学术风气所认同。但过后来看，此种研究窄则窄矣、深却未必，往往是做完一个专题便了事，对于自身的助益却未必多。因为深度的研究需要较为深厚的学养支撑，这对于一个本科生或研究生而言，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如此，从个人的学术成长看，就反而不如在这一时期作中层的研究来得切实而有帮助。远的不论，正是这两个选题，让我今天对于近代习俗与婚姻有着总体的把握。因为要写整体的近代风俗，则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非得去看资料和相关研究不可，这自然跟专门写西餐在中国的传播不一样；因为要写近代婚姻文化嬗变，则城市、农村、根据地等等不同地域的差别以及知识青年、文化精英、农村下层的差别都非得关注不可，这当然跟专门做《妇女杂志》之类的研究不一样。要知道，在工作中，大学时期积淀的学养会不自觉地起作用，除了自己读书之外，有一个好的选题来督促和促进也非常重要。时至今日，当在上课中需要用到一些资料时，当在研究中需要转换领域时，总还不至于局促难堪，那时的研究无疑起到了厚基础、开眼界的作用。“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设无博又而来其约？每到此时，方知先生用心之远。另外，没有先生在我人生道路转折上的提醒和鼓励，我可能早就它图，恐怕早就告别了寻章摘句、揽卷穷思。如何看待这种选择的得失呢？当站在讲台之上，将自己所思所想尽情挥洒，当坐在故纸堆中，心静如水恬淡从容，我知道这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年轻的时候，自问头角峥嵘，往往恣肆无忌，放浪而行，狂狷之气五里之外都可感受到。倘没有先生的身教，正不知如何安身立命？与先生交谈则如沐春风，随先生而游则高山景行，先生那种“守先待后，不激不随”的人生气度，那种踏实严谨的做事风格，那种正心诚意的为人原则，虽无法一一体察说明，但却渐渐被自己铭感于心，外化为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熏陶”罢。时人常说，只有自己成为父亲，方能体味父亲的艰难。其实，为师者何尝不是如此。大概只有自己也成为老师，也开始带学生，才能体味到自己的导师在自己求学的时候那份包容与付出。所以，在小书出版之际要对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李长莉研究员、郭双林教授、闵杰研究员、史桂芳教授、孙艳京教授，谢谢你们的大度包容和批评指导。还记得李长莉老师对论文几处论证有问题的地方都专门记下来做了细致说明；当郭双林教授在知悉我将在大学任教时，谆谆教导说：要安心做学问，文不轻发，发必有中。感谢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各位贤达先进：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魏光奇教授、迟云飞教授、史桂芳教授。还记得龚先生在答辩会指出研究主题的瑕疵，并给予扩充史料的建议。后来在教育部的一次培训活动上再次见到龚先生，龚先生也还记得这位再传弟子，当时勉励有加。去年间，龚先生遽归道山，行文至此，惟剩颂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答辩会上，李长莉老师对使用“历史意识”能否涵盖全文的质疑，以及提醒要注意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提法上的前后区别；魏光奇老师提及的在写作上注意“奥康姆剃刀”问题、提醒要注意对建构效果的说明；迟云飞老师提醒要注意华北伪政权与汪伪在文化建构上的区别；史桂芳老师提及在史料上要注重日方的材料并提醒要考虑日本传统与“大亚洲主义”之间的关联、日伪的“同文同种”与孙中山相关说法之间的关系。这些建议和提醒所针对的正是博士论文的问题所在，当时听到已经悚然一惊、为之汗下，今天回想仍然具有警醒意义。这些意见都是博士论文演变为此书的推动力量，自己才疏学浅，即便改动如斯，自问也没有很好地回应诸位老师的意见，真的很想答辩会能再来一次，再体验一次那种既犀利又温厚的长者之风。

感谢求学期间的良友给予的支持。感谢同舍的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蒋童兄对博士论文英文简介的润色，感念一起出去游玩的好时光。感谢文学院的曾智安、刘尊举诸君，虽然文史各有领域，但跟你们在一起切实感受到了切磋攻错的愉悦，其中智安兄对于论文不客气的批评，今天看来都极具针对性，可见诤友是何等重要。感谢姚立迎、张文武学长在工作和科研上的帮助。感谢宋凤英在查阅资料上提供的帮助。感谢余华林关于“好题材要写出好文章”的寄语，那正是我后来修改所力图达到的。感谢游自勇、王宇英、祖秋红、杨才林、黄利新、李俊领、刘永生、刘章才、贾国静、张安福、张佳余、李秉奎、殷定泉、黄进华、王俊斌、王胜、王艳、赖生亮、李静、李想、李燕诸君在求学期间给予的促进，尤其是黄利新、李俊领、刘永生、刘章才、贾国静，毕业后因为工作和研究的关系曾多次返回母校，与你们神侃漫聊，获益良多，更添心情愉悦。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各位友朋。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尤其是教研室同事孔祥宇、张文灿、王强三位先进的包容，良好的工作氛围使我能潜心修订此书。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诸多同学们，正是你们的期许让我不至于松懈，你们在课堂上的掌声和笑声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感谢艾晓渚对本书的阅读及意见，感谢石琳琳等小友给予的支持，这本小书得以付梓离不开你们的帮助。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诸君对我拖延书稿的宽容，许力女士辛勤的工作使得本书增色不少。

六年前，当告别花园村的时候，脑海里浮现这样的诗句：“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像这样的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忧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今天，当我在军都山下听着呼啸的山风、看着舒卷的白云，我知道，所谓的炎炎夏日当头，正好可以用来做日光浴。只要读书为己，那“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忧思”就一天都不曾离开！

黄东

2012年冬书于野风柔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