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的弊病还存在传主和传记家注重“评论”，有的传主奋斗辛苦一生，往往为的是“人过留名”，希望在自己死后，得一个好名声。即便毛泽东也想到后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毛泽东这般对待“盖棺论定”的不乏其人。他们把自己的话语权完全放弃，不做任何解释带走了他所知道的秘密。于是，史传家挟情论事，正则招嫌，谬则招秽。谀言媚主有之，诋诬贬斥有之。毁之惟吾，誉之惟吾， “褒贬由我”的狭隘心态流露无遗。实际上，传记家在文本中并没有评论传主的资格，他只有客观真实地“转渡”传主，记录传主外在与内在的人生命运和心灵。
“生不立传”恰恰妨碍了传主立体多面、善恶兼具、复杂人性的全面展现。尽管，古人也认识到，品骘时人，时人犹有自辩之余地，以供参照。戴名世曾说：“夫与吾并时而生者，吾誉之而失其实，必有据其实而正之者，吾毁之而失其实，其人必与吾争辩，而不吾听也。若乃从数十百年之后而追前人之遗迹，毁之惟吾，誉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
勿说“盖棺论定”“生不立传”，即便“为生者立传”，也存在汪荣祖所担心的，“是以治近史者，不患资证之少，而患其不实，必索隐探秘，以求落实；不患事之繁杂，而患介入，必超然事外，以免偏依。”汪荣祖引用中西学者的话，阿克顿所谓史所持者“乃文献也，非议论也”；米什莱所谓“死者无情”也；戴国士所谓“繁少忧患，并不敢有愤激也”。所以，无论是传主还是传记家都应该秉持“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见。”而不是错误地任其“盖棺论定”“生不立传”。
“盖棺论定”的思想在西方也有所存在。有的传记家在传主生前就与其保持亲密的关系，并受到传主家庭的资助。传主离世，传主的家庭则希望作者赞美自己亲人的良好品行和丰功伟绩，保护传主的隐私，“不要说死者的坏话”。这与我国延续久远的“忌讳”异曲同工。中国传记受儒家文化影响，这一传记文化又被称之“隐讳文化”。即使传记家遵循所谓“书法不隐”原则，也只是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忌讳”在胡适看来是中国传记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他说：“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就顾忌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延续几千年的“盖棺论定”实际上成了“隐讳文化”滋生的沃土。
“盖棺论定”“生不立传”的理由之一，担心“为生者立传”过早，有的人前倨后恭，有的人正好相反，传主会由被颂扬被肯定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对人的评判不宜过早定论。汪荣祖早就指出了这一现象，“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迪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这种违背真实性的行为，有着社会与人的因素。他说：“岁远易诬，言古史之异同难明；时近多诡，言近史之恩怨多乖。所谓恩怨多乖者，盖因代近则人情有以干扰史事也……作史者，皆常人也，得无畏乎？畏则屈于世情利害，枉饰勋荣之家矣……近世党禁文网之严，虽定哀微辞，犹不见容，又何让于前人耶？趋炎附势，求免神膏斧钺，其事足怜；若更落石取媚，嗤败士之令德，为载笔之凶人，尤可鄙矣。”汪荣祖分析，除了人情，还有中西文化差异，以“我见为是”构成国家偏见、种族鸿沟；种见国界之外，代近复有党见之虞。设令司马光、王安石各编同时，所记南辕北辙，可未卜而先知者也……而近史去今最近，益“为今所制”矣！然则甲党尚青，虽赤亦青；乙党尚赤，虽青亦赤。色染于笔端，事迷于简册。近史之异同难明，岂逊于述远哉！？ 上述现象，我国传记有过之无不及。“盖棺论定”对传主来说，通常都是葬礼上悼词般十全十美的赞歌，于是，“高、大、全”式的神化传主类传记层出不穷；反之，历史或当代被否定的传主，在作为反面典型教育警醒时人的过程中，不是十恶不赦，就是一无是处，总不能客观公正地记录传主，尤其是阻止在世传主的言说。这既有传主本人轻易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对传记重视不够的原因，也有“盖棺论定”便于传记写作者谀言媚主、率尔操觚、安全可靠，甚至赢得丰厚报酬。这种没有历史意识，只重眼前利益的心态既不能赋予传主生命以无限的历史意义，也不能使传主经受时间的考验，给后人解构、击毁传主形象留下了有力证据。
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其中最明显就是人文科学的空前繁荣，研究领域趋深趋广，各流派此起彼伏，各学科相互渗透，学术思想的发展愈发呈现多元化。作为人学的传记，最能反映人的精神和时代特征。文艺复兴及新古典主义时期把对形式的追求从万物转到了人本身。个人对社会文化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个人本身(如人的心理、行为、感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对个人情感、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重视在传记发展中不断增强，传主形象要求其独特性、故事性和真实性。社会进步与人的多元化发展，决定传记研究更加系统化、专业化。新世纪之初，自然科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其影响迅速波及到人文研究，科学主义思想在传记研究中日益显现。对真实传主客观公正地表现，就如同对真理的追寻，必须尊重科学，破旧立新，实事求是。
当今，我们“盖棺论定”“生不立传”已经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传记写作已经不能再逆潮流而上了。面对多元化、复杂化的人类社会，只求简单无变的单一性，不仅心态幼稚，更是思想低弱。如若传主是代表国家的公众人物，也心怀“盖棺论定”“生不立传”的错误思想，坐视敌对方诬蔑诋毁，甚至妖魔化，却时时处于辩解表白甚至沉默的被动地位，自身形象毁于一旦，被损毁的不仅是其个人形象，也玷污与歪曲了党派和国家形象。11-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