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来说，其古代城址的情况，早于金代之前的，因无科学的考古报告，学术界众说不一。这样的状况，与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极不相称，是必须尽快加以改变的。
近年来，在北京古城区内进行的大拆大建活动未能停止。考古工作如不能及时跟进，待众多建设项目掘地三尺之后，北京城市考古便无从谈起，北京城市史就将留下巨大空白。
地下文物保护问题获得了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19日，经主任扩大会议讨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把“重点就地下文物保护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列入2009年工作要点。在这次讨论中，我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对于拥有悠久而灿烂历史的北京来说，其城市发展史迄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说不清楚，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我建议，北京市应该把地下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待，其核心任务是：以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把失踪的城市史寻找回来。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地下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此取得全市上下的共识，使地下文物保护得以主动而明确的实施。何谓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众所周知，蓟为北京建城之始。《礼记·乐记》载，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约前1087年～约前1043年)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是北京主城区一带创建城市的重要记录。据北魏郦道元(466年或472年～527年)《水经注》记载，蓟得名于蓟丘。蓟丘位于何处？学术界说法不一。目前的主流论断是，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这是根据《水经注》所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及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的情况得出的，惜无相应的考古勘探为证。
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东汉起，蓟城为幽州治所，隋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称蓟城为幽州城。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学术界根据北京古代水系分布情况，以及悯忠寺(法源寺)、天宁寺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内位置的历史记载，确认蓟、幽州、辽南京的核心位置在今宣武区一带。而这些城市的城墙边界何在？城内如何布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调查，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街如棋盘。新中国成立后，考古部门对金中都的城垣遗迹作了调查，对历来有争议的中都城周长，通过实地勘测得出较准确的数据。而中都城十二门的具体位置，因只有历史文献考证，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踏察，尚停留在“大体可以确定”的阶段。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1215～1294)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对元大都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从1964年开始进行，至1974年基本结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城墙东南角墩台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有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
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朝着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P9-11
《拾年》一书即将杀青，我校阅书稿至“梁林故居”一章时，忽闻这处故居惨遭拆毁，愤忿之情难以言表，不得不离开书桌赶赴现场。今天，终于能够回到桌前，再将匆忙写下的几篇关于这处故居的文章收入书中。这样，原计划编入2001年至2011年有关北京城市建设文稿的这本书，增收了2012年的文字，索性再将写于2000年关于曹雪芹故居的那篇文章也收入其中，前后各错出一年，正可让读者对这十年看得更加立体和真切。
从曹雪芹故居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形成了历史的回应。前者未得到保护，是政府部门未采信主张保护者的意见；后者被拆除，则是政府部门采信了主张保护者的意见并作出行政决定之后，遭到开发单位的公然挑衅——性质已大不相同了，可这两处故居被拆除的结局仍是一样的。
这构成了一种象征意义。在过去十年里，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公众参与的力度在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已在倾听、合作，开始意识到这是善治的必需，诚是可贵的进步。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这个城市已制定了一部要求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可是，它不会自动成真，仍需要每一位热爱自己故乡的公民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为一位根基于北京的新闻记者，我目睹了这个城市发展变迁的许多重大事件，不断告诫自己要尽力记录、报道，却时常为自己力不能逮、未能尽职的方面愧疚不已。置身于矛盾的夹缝之中，平衡地观察、记录，是记者的天职，这正可为每一篇报道构架起最为真实而戏剧的线索，可每一次酣畅地落下最后一笔，心中总会积淀下沉重的思绪——为什么故事的主人公们竟是如此难以沟通？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为《城记》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我作了发言，题为《增进社会沟通的立场》。我说：“我在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将要从事的职业是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的沟通。所谓communicmion，仅仅说成传播是不够的，它还有沟通的意思，这是它的价值。所以，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我是一个笃信“拿证据来”的人，希望每写完一篇文章如同解完一道数学题，深信“论从史出”，生怕“以论带史”，最恶“以论代史”。每次看到交谈的双方不能心平气和地推杯换盏，竟是以摔碎杯子了事，总是希望为他们打一张桌子，让他们把杯子摆上去——《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这一本《拾年》，就是我希望摆出来的桌子，希望它们能够为不同意见的人士提供一个可交流的基础，大家把杯子摆上去聊聊天，希望那上面还摆得住，毕竟这些文字提供了大量与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实，这些事实表述得准不准、“数学题”解得对不对，还可以深究，去证实或证伪，都是为了进步。
我不是一个爱打擦边球的人，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擦边球的边，里面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请问哪一个空是对的？我们总不能以这一个空去覆盖那一个空，以这一种情绪去湮没那一种情绪，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桌子里面有做不完的事情啊，只是需要一颗安静的心。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静下心来，从桌子的中间做起，虽然它也有边，可毕竟，多多少少打出了一张张小小的桌子的模样了。那么，就请大家把杯子摆上来吧。今天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质量的交流啊。如果我能够为此尽一份力，就没有白来这一世。
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春江放舟、两岸鲜花那般惬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敌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敌人，如果有，那个敌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看不惯的人性，我自己身上就有，谁叫我是人呢？所以，看到建筑物因为偷工减料而发生的悲剧，我总是担心我也是那一个偷工减料的人，因为我深知，是偷工减料害死了那些孩子！我不敢说自己做得有多好，但希望始终朝着勤勤恳恳的方向。《拾年》里的文字，和以往的文字一样，皆是经过了自己的一番怀疑，把它们呈现给读者，还是诚惶诚恐，因为它们皆是记者的工作，都有一个截稿时间，都是在被规定了的最短时间内完成的，它们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唯可慰藉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工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使工作质量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但这仍需要等待读者的审视。
这些年，在新华社与前辈们聊天，每每痴迷于他们亲历的往事，忍不住动员他们先写下来再说，因为那些事情是那么准确地定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能遗忘啊。记录历史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挑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境，这不足为奇。与太史公相比，我们已是何等幸运。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拥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把墨浸到纸上的传统，这个民族的文明史未曾中断。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老老实实去做。我们不做，孩子们也得去做。而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正在经历的空前转型，也面对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激荡的变革，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和记录。尽管我们的文字，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被完整呈现，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这些文字总会活得比我们长。
我是一个幸运儿，自《城记》之后，我的写作得到了读者的关注与鼓励。对此，我深为感激，更是不敢懈怠。我是那么希望早一天把计划中的写作任务完成，包括那一本《梁思成传》，可由于种种原因，更是由于自己能力的不足，至今未能如愿，深感愧疚。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成了档案馆、图书馆的常客，幸运地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史料，我确实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我的书桌上了。
我的工作得到许多前辈、同仁、朋友们的指教与帮助，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发自内心的感谢。
感谢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人士。
感谢林洙老师为本书提供了有关梁思成、林徽因的历史图片。这些年，我最对不起她，她是那么盼着我早日完成《梁思成传》，可我总是拖拖拉拉。是的，我必须动笔了，我已能说服自己动笔了，确实是要早一些动笔了，不能再开小差了。感谢她老人家对我的宽容与期待。
感谢傅熹年院士提供给我1943年的北京旧城航拍图以及他复原的元大都和义门图，它们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大量细节需要用心感悟。
感谢罗哲文先生提供给我1969年他拍摄的北京城门拆除现场图片，这些图片在《城记》一书中刊用过，此次，我仍选用了若干，因为它们与本书介绍的徐苹芳先生的元大都考古工作有着深刻的联系。
感谢岳升阳老师为我标注“2007年菜市口地区危改工程位置图”，为我绘制“大吉片历史文化点分布图”、“金中都城址图”以及“北京城址变迁图”，并提供他拍摄的观音院过街楼照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岳升阳老师紧紧盯着一个又一个建设工地，怀着对祖先的巨大敬意，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倾力寻找北京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痕迹。他的探索精神与研究成果，给了我太多的鼓励与启发。
感谢陈衍庆先生提供给我陈占祥先生的照片。我不能忘记1994年3月2日第一次见到陈占祥先生时，陈衍庆先生当“翻译”的情景。在之前的电话联系中，陈占祥先生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让我这个贵州人听得很吃力。没想到陈占祥先生如此体贴，见面时竟将长子陈衍庆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招来作“翻译”，使我顺利完成了一个上午的采访，这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
感谢胡劲草女士，她在完成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的拍摄之后，将她收集到的林徽因致费慰梅信中手绘的北总布胡同寓所平面图提供给我使用，使我对这处故居的理解能够在更准确的层面上展开，并与读者们分享。在梁从诫先生的敦促下，胡劲草女士为拍摄《梁思成林徽因》付出长达四年的辛勤劳动，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这部深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一播再播，梁从诫先生在九天之上，定可心慰。
感谢王南老师和刘辉同学。在王南老师的指导下，刘辉同学帮我绘制了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1980年代被插建住宅楼的示意图。王南老师还向我提供了他绘制的《北京旧城城市肌理卫星影像分析图(2003年12月)》，这是极其珍贵的图片史料。王南老师和夫人曾佳莉老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坚持外出调查、测绘北京古代建筑，还邀请我和我的孩子加入其中。是的，我们必须当好王南老师的助手，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王南老师、李路珂老师带领胡介中、袁琳、李菁同学历时多年实地调查，投入巨大心力编著的面向大众的《北京古建筑地图》三册，是我外出调查时必备的参考资料，也是我这个“地图迷”见到的最好看、最实用、最专业的地图集，尽管编著者认为还有更加细致的工作等待完成，但它们巳完全配得上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市。
感谢康乃尔大学的韩涛先生(Thomas H.Hahn)为本书提供约翰·泽布朗(JohnZumbrun)1910年代拍摄的北京影像及其他图片。这些年来，韩涛先生在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和艺术史方面给予我许多启发，他还为《城记》英文版的出版往返奔波，让我万分感动，唯以更加用心的写作相报。
感谢孙纯霞女士提供给我她拍摄的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毁图片。后来无人能在那个地点拍摄了，这张照片更显珍贵。
感谢王嘉宁先生提供给我他拍摄的徐苹芳先生照片，那张难得的人物摄影佳作深受徐苹芳先生喜爱，本书有幸能够刊载。
感谢王荟女士为本书配图费心尽力。她作为一名书写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地理变迁的新闻工作者，向读者们贡献了大量佳作，也使我这个同行受益良多。
感谢我的老同事李杨女士，这些年来她不断催我写稿，给了我太多灵感，这本书中的多篇文章，包含了她在编辑工作中付出的大量心血，她在职业生涯中面对最艰难时刻的毫不畏惧，给了我深深的激励。
感谢我的另一位老同事刘江女士，这本书收入了我与她在2002年3月合作完成的关于北京城市发展模式的调研，这组调研引发了太多的故事，我有幸能够把这些故事跟踪下来，形成《拾年》一书的重要线索。
感谢柳元先生一直以来在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给予我的启发。我始终感到他在大洋彼岸一直默默地看着我写下的每一行字，让我知道我的笔端承载着怎样的使命。
感谢我十分敬重的新华社前辈熊蕾女士，她和柳元先生一道，将我引入美国城市规划的大门，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能够完成《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再将由此获得的能力，投入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感谢学长罗锐韧先生对我的关心与鼓励，每次与他相叙，都是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也因此获得了太多的启发与力量。
感谢学友胡陆军先生，正是因为他无私的帮助，《城记》英文版去年终于问世。
感谢李竹润先生、金绍卿先生、熊蕾女士亲自翻译《城记》一书，这三位新华社老前辈优雅的英文，使这本书大大增色，也让我深深享受到了文字之美。
感谢张志军女士，她一如既往地高标准、严要求，不留情面地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拾年》终于能够以这样的面貌呈现。难以想象失去了她的帮助，《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这一本《拾年》将会留下多大的遗憾。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李春梅老师、郑竹茵老师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给予的宝贵支持和热情帮助。
在这本书的完成中，我还得到杨林先生、刘文丰先生、曾一智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妈妈、岳父、岳母、姐姐、妹妹。这些年来，我经常忙得顾不了家，可你们没有责怪我，而是分担了我的责任，更加关心、爱护着我。
感谢我的妻子刘劫和我的大宝贝宽宽。要知道，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多么幸运，又是多么幸福。
太多的话不能写在这里。真希望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你们的爱！
王军
2012年5月14日
写下“拾年”二字，心中滋味万千。此刻，距离《城记》搁笔已整整十载。
还记得2001年疯狂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职，是跑新闻的记者，那一年大事小事不断——北京申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一项项报道任务令我无比兴奋，又是应接不暇，心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书桌，那上面有我未写完的《城记》。
经常是夜里才回到这张书桌前。一抬头，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新华社赴莫斯科记者发来急电：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北京。
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这一刻，来得如此艰辛，为了这一扇门的打开，近代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
中国，这个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领跑世界文明的国度，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的枪炮之下，经历了沉沉的失落。
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之邦，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废旧书、废古物、废汉字的呼声日隆，虽然另一股力量在与之抗衡，期望“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体的情绪湮没。
严复(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了《天演论》，竟是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植人中国人的心灵。
在赫胥黎看来，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不同于物种之间的关系。但严复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便略去赫氏著作之伦理学部分，只保留进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
《天演论》风靡一时，影响了好几代人——你竞争不过别人，被人家欺负，就是劣败啊！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之战……你不就是劣败吗？你再要去搞什么民族的东西，不就是要亡国吗？
有一天，我读到1955年梁思成(1901～1972)承受的责难——“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心中想到的，还是那一部《天演论》。
严复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爱家园，变成了尚武社会？是他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吧？
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北京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忧虑。
我又回到那一张书桌前，继续写那一部《城记》。回家路上，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香饵胡同……被夷为了平地。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我们付出了如此之代价，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现实。难道北京主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只会更加剧这样的不堪？
我疯狂地敲打着键盘，完成了《城记》的写作，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历程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末了，做了一梦，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修编了，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
怀着这一个梦，我投入另一项工作，与同事刘江合作，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展开调研，试图回答：北京既有的城市结构能否适应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大发展的需要？
这组调研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工程浩大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随后启动。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问题因此趋于复杂。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1904～1955)故居被野蛮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2001年梁思成诞辰100周年，2011年梁思成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两次纪念活动，我有幸两次应邀出席，作了两次演讲。去年的那一讲讲完，不禁心生感慨：十年过去了，这是怎样的十年啊？
这十年里，北京制定了那么一个总体规划，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1916～2001)描绘首都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建设多中心、平衡发展的城市。这个规划关系那么多人的福祉，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幢幢被我最后触摸的老屋，和那一片片承载着如此动人的情感，又相继离我而去的胡同、老街……
我把这十年通过不同渠道发表的文稿归拾起来，略加编辑、修订，汇集成书。这一篇篇文章，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的奋斗历程，及其生死纠葛。
这本书的第一章《守望古都》，试图结合北京旧城改造的新近情况，提出较少被关注的北京唐辽金故城的保护问题，以及廓清北京早期城市史的紧迫问题，再由此出发，对北京在城市规划、建筑艺术等方面长期存在的矛盾进行梳理，交代相关背景，明确当下使命。
第二章《再绘蓝图》展示了北京在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调整总体规划的情况，包括专家意见与学术争论、修编过程与决策背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三章《十字路口》则揭示了新修编的总体规划在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以上三章，搭设了本书的叙事框架，第四章《重建契约》则试图通过对城市生命机制的探讨，使这个框架血肉丰满，涉及土地政策、拆迁政策、税收政策等，事关城市化转型的战略问题。
第五章《营城纪事》则通过对相关历史的叙述，将前章所列事项，置于一个更为深远的背景，在古今中外的尺度之下，丰富观察与思考当前问题的视野，并由此导入第六章《岁月留痕》的“遭遇战”与第七章《梁林故居》的激烈冲突。
第八章《此心安处》追忆了相关历史人物，以期将本书所牵扯的思绪与历史线索，和一个个具象的生命加以交织，领悟城市与心灵的关系。
收入本书的文章，我皆注明了书写时间，它们皆因当时的情境而成，前后或有因果关系，也可见证光阴的演进。一些事实被我一再提起，实是因为兹事体大，也希望读者能够设身彼时予以体谅。
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拾年》。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而城市，分明是光阴与心灵的造化。
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王军
2012年2月21日
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北京城经历了一场世纪纠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成功申办奥运之后，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甚至险些失去故宫……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开始了一场自救，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这一切，被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录入笔下，汇成《拾年》一书。
《拾年》以新闻式的记录，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亦记载许多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作者在书中写道，“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这一篇篇文章，见证了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的奋斗历程，及其生死纠葛。
作者王军把这本书取名为《拾年》。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而城市，分明是光阴与心灵的造化。
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