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于1954年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乔治·马歇尔和胡适分别为该书作序。胡适以近乎尖刻而又带有自嘲的口气，流露出对司徒雷登误入政界的惋惜以及对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抱怨。此书作为完整的中文译本，记述了司徒雷登对其个人事业的选择、传教士在中国的使命、燕京大学的创建过程、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的经历以及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参与的对华事务等，特别较多地涉及到马歇尔计划的始末。

司徒雷登作为在近代中国史、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其人其事在中国大陆读者的认知中却很局限和片面，此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全面认识司徒雷登和历史的机会。

《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于1954年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全书共15章，前12章中司徒雷登回忆了他的在华经历，后3章则是他的反思与总结。全书记述了作者对其个人事业的选择、传教士在中国的使命、燕京大学的创建历程、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的经历以及二战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参与的对华事务等。

作为在近代中国史、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保存了许多关于当时史实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个人成长背景、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等因素，《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论述和观点不尽正确，有些甚至偏颇，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给司徒的序言

引论

前言

第一章 家世渊源

第二章 求学生涯

第三章 回到中国

第四章 梦圆燕园

第五章 燕京岁月

第六章 中国显达

第七章 孤岛抗日

第八章 囹圄重生

第九章 使馆召唤

第十章 未圆的梦

第十一章 危机四伏

第十二章 竹幕背后

第十三章 身在华府

第十四章 退思此生

第十五章 美中新局

附录

毫无疑问，我们回美国的这一路上的点滴都是难忘的回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崭新而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海轮上的女服务生说我们是她见过的“最无知的孩子”。别的孩子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几乎不知道。听过了我们父母提到美国更高的生活标准之后，我们对在洛杉矶码头看到的那些衣衫褴褛的报童感到吃惊——那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外国穷孩子”？火车头和火车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奇的玩意儿；那时候中国只有一条铁路，是从上海到吴淞的。而且因为中国农民害怕它会打扰祖先的神灵还把它毁坏了。

当我们到达阿拉巴马的时候，心里尤为百感交集。我和弟弟们被父母利用了，他们用我们作为例子向当地人宣传，这样可以激起民众海外传教的兴趣。他们还会随身带着一些中国的“古玩”，其实就是一些衣食住行用品和家庭祭祀用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很普通。我们几个小男孩儿每天被穿上戏服，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诗，尤其是那旬“神爱世人，我心永驻”。还有其他方式把我们布置成一个展览。后来，当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被留在莫拜尔湾的时候，加剧了我们心里的不痛快，把这些看成是名声不好的事情。我们的衣服继承了早期英式风格的遗风，我们说话的口吻也和早年那些古板陈腐的成年人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对当时美国人的语言、习惯、行为标准和青少年的卑劣行为完全一无所知。我的表亲们对我们这些古怪的亲戚一方面感到有些难为情；另一方面，又因为可以在我们身上找乐子感到开心。在这个地处美国南方深处的地方小镇，人们谈到我母亲当年把青春热情播撒到中国的疯狂举动以及作为一名传教士所做的牺牲，我们在学校成了同学们嘲弄的对象。我们甚至还遇到过她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提出的更加不友好的问题。友好的问题也有，比如说，我们更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是不是吃老鼠以及我们是否用中文交流等。我们很讨厌这样被人诘问。客人有时还会失态地给我们下结论，比如“哦，他们的确像中国人，不是吗？”

当我们的父母1888年秋回到中国时，我和弟弟大卫被留在了莫拜尔湾，和我的姨妈、姨父以及他们的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这对“养父母”对我们极尽和善、关心之能事，对我们视如己出。但是他们采用的是我姨父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最严格的苏格兰长老派的制度，非常强调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孩子应有的言行。他们自己不能去中国，但是在家里保持了教会的作风。这个城市一隅发生的这些，与我们日常交往的习惯大相径庭。为了让“我们圣人般的父母在异乡的土地作出的牺牲”的价值得到体现，我们每周日都会被带到镇上的教堂去。坐街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去教堂是不对的，我们得周日早上走着去主日学校参加礼拜，晚上我还要去基督教奋进会做其他一些宗教工作。星期天下午我们一般背诵圣经的诗歌和赞美诗。舞蹈和戏剧是被禁的，这让我们更多的是感到委屈。因为我们大多数表兄弟姐妹都可以参与这些世俗的娱乐活动，而由于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所以我们不行。与家里的这位姨妈相比，其他的两位姨妈对我们深表同情，她们一位是社交名流，一位住在遥远的乡村。

每年夏天我们在那位家在莫拜尔湾对面的姨妈家的日子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她丈夫在南北战争时期是一位陆军中尉。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在莫拜尔湾里钓鱼、捕蟹、游泳还会扬帆起航。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段和一个我们同龄的黑人孩子的小插曲。他是我们的伙伴，一个厨师的儿子。我和表哥因为他不会划船而戏弄他，有一天他对我们说：“我会把船划回来的。”这个黑人小男孩，觉得我们在欺负他，带着因为种族而受伤的心，开始把船向岸边划去。我们喊他停下来，但是他就是觉得我们在嘲笑他所以一直划，一直把船划回去了。我们害怕了，只好奋力地往回游，越来越觉得筋疲力尽了。这段距离真的是既长又艰难。我隐约看见我们漂浮着的尸体，悲伤的葬礼，家族墓园，报纸上的讣告，要一个多月才能送达我远在中国的父母的信，悲伤和眼泪！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游到了岸边，否则我也不能在这里给大家写我的故事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另一个黑人是“乔治亚阿姨”，她是保姆，我们爱她并且听她的话，因为不听就要挨打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和那样一个地方，种族间还是有着严格的社会界限。我们看待黑人和白人问题的时候，也理所当然认为我们是不同的。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明白了外国传教士的理想和要在阿拉巴马把我们养大是多么艰巨的责任。我们尽心尽力的守护者——姨妈姨夫很长寿，晚年后晚辈对他们也很孝顺，孩子们并没有抱怨他们当年的严厉教育。我们和家里的两个表兄弟感情一直很好，亲如手足。整个在莫拜尔湾的经历，尽管是我们身边一直有人陪伴，比如那一帮表兄弟，但我对传教士生活产生了厌恶，这种感觉久久地在我内心徘徊。我早期接受的教育，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我却深受其害。然而，夏日海滨生活的愉快让我度过那段不开心的日子。如果没有这种快乐，我对宗教的态度恐怕就是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反对了。

P7-9

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司徒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司徒是1946年在南京，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那之前他在美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地从被日本人囚禁的日子中恢复过来。

我们谈起当时的时局，他的反应让我印象颇深。我当时只是总统的大使级代表，但我向国务院提议由他出任驻华大使。我之所以那么做是由于他50多年的在华经历，他的人格和性情。有司徒在身边，我就有了50多年关于中国党派行为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受个人主观经验影响的，不偏不倚的。在他的任期内，司徒先生的建议和引导性的帮助使我受益良多。

我在想，有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那么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他做人的高度正直使他的意见变得非常重要。

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品格和丰富而广泛的经历吸引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