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五大公知》是作者刘勃根据授课笔记整理而成的一本文学札记，总计18万字。内容包括序一章，正文六章和两章附录。介绍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五位大家（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的主要思想以及作者对前人遗产的历史价值的思考，使年轻读者对那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流思想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平等、民主、自由、民权、法治这些看似现代的主流观念并非现代产物，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的五位公共知识分子就已提出过类似的言论。刘勃编著的《战国五大公知》一书将拨开历史迷雾，还原“战国五大公知”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第一次公开讨论。

翻开《战国五大公知》，逐本溯源，探寻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源头。

序言/1

第一章 孔子死了/5

 孔子的自我分裂

 儒家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章 遗世独立墨巨侠/15

 墨子的四记杀招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爱是一种手段

 尚贤：平民政治的实践之路

 天下大同：墨子的理想国

 被天下人抛弃的墨子

 专制从何而来

第三章 杨墨之言盈天下/55

 墨家生存之道

 墨家十大主张，谁是头条

 名与利不可得兼

 苏秦张仪是女人

第四章 风流孟夫子/83

 君究竟有多轻

 仁政：孟子的不二法门

 “仁”者无敌

 性善论的软肋

 从“民本”到“民主”

 中庸还是乡愿：论孟子的说话艺术

第五章 逍遥庄周/125

 六道之外议庄子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上）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下）

 滑稽的“自卫术”

 唯逍遥与调侃不可缺

 美好社会不需要是非

 隐士与权力同行

第六章 荀卿救世/167

 救世实践派

 性恶和能群：人类的劣势与优势

 为大众寻找道德楷模

 不平等的社会才是好社会

 尊王：善恶间的灰色地带

 儒生有何用

 严师出叛徒

第七章 终结者韩非/211

 韩非的理论土壤

 人性是坏透了的

 权势高于一切

 儒法不两立

 法无许可即禁止

 术——玩阴的

 怎样治理老百姓

 汤武关键词：革命还是暴力——读《商君书?开塞》

附录/265

 中国早就有：从酒和盐说起

 儒道墨法关系试梳理

孔子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在干什么。

他是怀揣着政治理想的人。理想是啥，他老人家也直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太伟大了，我特想追随那个时代的脚步。

西周盛世什么样？按老人家自己的解释，主要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君怎样才能像个君呢？他要像爸爸。臣怎样才能像个臣呢？他要像儿子。

说“像”，其实也不大准确，因为很多时候确实就是。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大致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算贵族。爸爸当天子，嫡长子留着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诸侯；爸爸当诸侯，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大夫；爸爸当大夫，嫡长子即位，儿子们去当士；爸爸是士，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就失去贵族身份，只算庶人了。

爸爸管儿子，但爷爷通常管不到孙子。儿子对爸爸称“臣”，但孙子对爷爷只是“陪臣”（如诸侯的大夫对天子，士对诸侯，都是陪臣），不从爷爷那里获得权利同样也不用承担义务。这样的好处是即使连续几代人都非常能生，孙子、重孙太多，爷爷认不全也没关系，他只要认得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了。

在这个体系下，爸爸的权威要保证，但同时爸爸应该是慈爱的；儿子的孝顺要强调，而这孝顺需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有点把父子关系理想化，但大体也算有人类的天性作基础，很自然。

当然，平等是不存在的。但权威通常不会是极权，服从通常也不至于是盲从。不平等但是有对等，分等级但是很和谐。

平心说，这个体系设计得确实是挺高明的。一两千年后的欧洲人，也推行封建，就搞不出这么既主体突出又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他们一会儿让国王的儿子们平分王国，结果好容易建立的统一政权立马四分五裂；一会儿又滑到另外一个极端，搞长子继承通吃，其他儿子什么也没有，结果催生了一大批血统高贵但一文不名的光蛋贵族，没事要么捉对厮杀，要么劫掠教会，要么欺负劳动人民，构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正因为原来的社会体制极端不靠谱，他们才勇于开拓，四处征伐，终于在公元1500年以后杀出升天，彻底改变了小小寰球，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让四海之内的君臣子民过着温情脉脉的大家庭生活，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天下。

但是，孔子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据庄子略带夸张的说法，孔子在鲁国两次被放逐，在卫国混得不敢见人，在宋国他背靠的大树要被砍，在商周没出路，在陈蔡被包围，谁想杀他都不算犯罪，谁想侮辱他只管自便。（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庄子·让王》）

他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办教育。

孔子招生，号称“有教无类”，学生大多数是苦孩子。比如他的头号得意弟子颜回，根本是穷死的；比如他的跟班兼保镖子路，当年头戴鸡毛冠，身挂野猪牙，看着就是个流氓；比如有的学生对怎么干农活很感兴趣（如樊迟），有的确实在干农活（如曾参）。还有的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干工商业出身（如漆雕开），有的还是劳改犯（如公冶长）。

P7-8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竞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但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越来越少。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皇皇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嵌盔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可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先秦诸子的思想，和现代流行的一些价值，当然是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简单说，孔子与宪政，老子与哲学，墨子与平等，孟子与民主，庄子与自由，韩非与法治，均在似与不似之间。

由于这种微妙的关联，你要想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任意一人）捧之上天，或者贬之人地，大概都很容易。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在媒体待过的老师，我不得不承认，不管在报纸还是课堂上，很多时候，极端的褒贬最容易产生话题，促成争辩，从而大受欢迎。

但我还是想和这种方式保持一点距离。在我看来，极“左”或极“右”，大概都有脑子短路的嫌疑；然而不“左”不“右”的乡愿派，倒是诚然不短路，只是大脑里已经停电了。

而我希望这是一本不短路，且供电量还算过得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