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0世纪，描绘世界博物学三百年。汇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珍藏的200多幅精美画作！

朱迪丝·马吉编著的《大自然的艺术》中精美的插图，全是手绘图，藏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是国际顶尖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收藏着世界各地博物学标本、文献及艺术品。平时仅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学者能有幸涉猎这些藏品。现在，这些都汇集到本书中，呈现在读者面前。

《大自然的艺术》每一章节都集中展示出伟大的博物学画家的代表作品。这些画作不仅有详细解说，还列出了所描绘物种的中文名称、拉丁名、创作时间、材质、尺寸等信息。可谓集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

朱迪丝·马吉编著的《大自然的艺术》以人类对地球的探索为线索，精彩呈现自然史中最著名的探险与发现，描绘出博物学的发展轨迹。汇集了三百年间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画家梅里安、巴特拉姆、埃雷特、鲍尔兄弟、奥杜邦、古尔德、雷杜德等人的杰作。这些画作均藏于国际顶尖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仅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学者能有幸涉猎。现在，这些引人入胜的精美画作都汇集到《大自然的艺术》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章 美洲

发现、记录新大陆

第二章 大洋洲

梦幻洲、流放地

第三章 亚洲

商业与帝国之印度篇

商业与帝国之中国篇

第四章 非洲

从启蒙运动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探索

第五章 欧洲

欧洲人眼里的自然界

延伸阅读

名人简介

索引

鸣谢

图片版权

发现、记录新大陆

随着西班牙、葡萄牙两大帝国的崛起，欧洲人在15世纪时就出现在美洲大陆。法国和英国在16世纪晚期率先在北美洲建立了各自的根据地，此后到18世纪早期之前，另外5个欧洲国家也分别在这个新大陆里拥有一片自己的领地。欧洲对美洲大陆的殖民影响是无比巨大的，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貌、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动植物群。直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伴随着1776年发生在英殖民地第一场成功的革命，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活动才日渐增多。19世纪初叶，我们见证了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运动)在西班牙帝国的不同区域星火燎原，1825年之前这场运动就催生出了十余个独立的国家。而对于博物学而言。这场告别了欧洲统治的运动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希望将本国打造成为在各个公共生活领域拥有独立地位的国度。也正是此时，科学界有人提出美国不应当再依赖欧洲人来采集、描述并解释美国本土的自然物种。托马斯·杰斐逊曾指出在博物学领域，美国人“自己实际工作做得太少，长期依赖别的国家一些过时且错误的观察结果”。重要的是博物学应该成为美国独立进行的活动，而且这项活动能对一个新兴国家有所助益。

欧洲人在美洲大陆的出现带来了第一批博物学绘画作品，其中包括：1571年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在他长达7年的墨西哥探险中收集到的当地土著画家的画作；1587年约翰·怀特在英国殖民地罗阿诺克岛创作的画作；一个世纪后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创作的苏里南植物及昆虫的惊世之作。梅里安是第一批前往当地并为热带植物、昆虫及其他动物绘制水彩画的画家，这些画作后来被转印成雕版印刷品出版发行。1705年，这部画作被冠名为《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出版，这是一部在博物学艺术领域带来许多新突破的作品——她绘制的整版彩色插图首次为人们展示了动物群生长的自然环境以及植物与昆虫之间的相互关系。

无论我们以哪个年代的标准来评价，梅里安都是一个传奇的女人。1699年她前往苏里南的荷兰殖民地，去研究并描绘那些她儿时起就魂牵梦萦的昆虫们。当时，她成功出版了数部科学著作，已经是一位欧洲顶尖的专家、德高望重的博物学家。因此，她的绘画作品深受一些有权势且富有的国家元首的欢迎。对于她所描绘的对象，梅里安拥有相当渊博的知识，同时她还深入了解了诸多昆虫复杂的生命周期。她醉心于飞蛾和蝴蝶的形状变化：从虫卵到毛毛虫，从蝶蛹到成虫。她用画笔将这些不同时期的变化一一记录下来，甚至包括那些昆虫食用的植物们。鉴于当时(17世纪末期)这方面的信息和知识都少得可怜，梅里安对于昆虫的科学研究显得格外引人瞩目。要知道，就连“昆虫学”这个术语都只是18世纪中期才出现，在梅里安穿越大西洋之前这方面的文章更是鲜有发表。

梅里安通过出售她的大量画作以及博物学藏品，自筹经费启动苏里南之旅，冒着前途未卜的风险，只为进行这场奇妙的探险旅程。梅里安的作品尽管得以出版，但也只有极少数人能购买得起如此巨大的对开本幅面图书，或是能前往科研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或有钱的朋友处借阅的人才看得到。尽管如此，她的影响力对于那些关注博物学及其艺术作品的人来说还是非常重大的。

有这样一位幸运儿名叫马克·凯茨比，他有幸看到了梅里安的水彩画作品原稿，并被这些作品激励和鼓舞。和梅里安一样，凯茨比并不富有，也得依靠他人来支持他的旅行、研究及出版活动。1712年，他离开了萨福克的家越过大西洋来到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在那里，他花了7年时间旅行、绘画并且采集植物标本。1719年返回英国之后，凯茨比迫不及待地想要运用他在新大陆获取的博物学知识来创造财富。他经介绍与知名植物学家威廉·谢拉德相识，后者对凯茨比的工作热情及绘画技法印象深刻，谢拉德正在为南卡罗来纳州的执政者物色—位画师去描绘当地的动植物。这个职位虽说每年有20英镑的补助，但差旅费仍然需要有额外的赞助，同时也需要英国皇家学会的支持。获得推荐并不难，但皇家学会并未打算出资赞助，所以还得寻求—位个人资助者。谢拉德与汉斯·斯隆爵士等人组成了一个理事会为其出资，有了资金支持，凯茨比于1722年再度向北美洲扬帆远航。

凯茨比第二次造访美洲大陆，这次历时4年。他采集标本，为不知名的动植物群绘制草图，将植物种子和动物标本装箱发送给他的赞助者们。当时的南卡罗来纳州是英殖民地的边界线，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旅程中危机四伏。不仅是因为他所探索的地方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如此荒蛮和陌生，还因为他要遇到来自当地美洲原住居民的强烈攻击。凯茨比于1726年返回英国，将他在野外世界所观察到的鲜活的动植物描绘下来并出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花了整整17年时间，为他的旷世巨作两卷《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州与巴哈马群岛博物志》准备好图版，并于1731～1743年出版。凯茨比曾参加过雕版方面的培训，因此他能为自己的作品亲自制作图版，这样一来也就省却了生产过程中造价不菲的一笔制作成本。即便如此，如果没有那些出资人的支持，凯茨比根本无法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旅程。这一次资助他的人是彼得·柯林森，一位生活在伦敦的曾是贵格会教徒的纺织品商人。

柯林森对植物充满激情，自己拥有一座华丽的花园，里面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凯茨比的作品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许多来自美洲大陆的新植物和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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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美景

在所有科学门类中，博物学呈现自身的最佳手段是凭借视觉媒介。同样是记录大自然，文字可能是深奥、抽象、模糊不清的，容易被误解或曲解，而一幅精美而准确的图画所描绘的自然世界则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甚至可以说，图画带给我们关于事实的图景足以让文字沦为附庸。英国博物学家乔治·爱德华兹在1758 年说道：“精确的图形能省却诸多言语无法描述之苦。”尽管博物学的画家们已经尽可能将标本还原其本真，但他们所描绘的总还是有选择性的。无论是为了迎合设计需要而采取比例上的改变或对标本本身的捏造，将标本与其他本无自然联系的动植物摆放在一起，抑或是画家本人对于当地植物群、动物群、自然情境以及人种的偏见在其作品中的投射，都或多或少影响了博物学艺术。

早期文明中描绘的动植物，是作为了解和记录其经济价值和药用性能等潜在用途的手段。从1 世纪最早有关药用植物的图谱--狄奥斯科里的《药物志》到14 世纪晚期，动植物的图谱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数百年来，各类动植物的指导手册及植物标本集中的插图几乎都是一遍又一遍地从木版画中复制而来，结果是这些插图越来越缺乏清晰度和准确度，以至于成为流于形式化的装饰品。随着铜版雕刻的盛行，传统的木刻技法逐渐衰落，有关动植物的描绘变得精确清晰起来。随后，画家阿尔布雷克特·丢勒、莱昂纳多·达·芬奇和博物学家奥托·布朗菲尔斯，植物学家伦哈德·富克斯，动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尤利西斯·阿德罗万迪等人的出现，自然界才开始被描绘得更加贴近现实。他们一旦观察到充满生机的动植物，就会把它们的形象描绘在纸张或牛皮纸上。

17 世纪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为发现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人们纷纷冒险去迎接未知的挑战，前往崭新而遥远的大陆，寻获各色奇形怪状却又异彩纷呈的动植物，并将其带回家园。这些探险家绘制的插画作品，成为了解欧洲人如何试图认识他们初次邂逅来自异域生物情景的记录。他们竭力通过绘画作品来向广大公众，而非仅仅是哲学家、内科医生和药剂师等小群体，介绍那些非同寻常而又罕见和引人注目的生物。这群探险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批竭尽所能来描绘大自然的艺术家。

航海探险为欧洲打开了通往世界新奇角落的大门，不久之后，荷兰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就建立起了环球商贸体系。越洋商贸航线取代了传统的陆上线路，运输时间大大缩短的同时，运输量却大大提升。商贸活动的扩张势在必争，随之而来的还有工业化时代的开端和现代帝国的崛起。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都处在剧变的前夕，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也取代了迷信和神学。欧洲人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扩张激发了人们对于那些来自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国家自然之物的好奇心，而科学探险在这场扩张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贸公司及政府的利益往往与科学家、博物学家们的利益不谋而合。海洋是欧洲列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依靠木材来造船，需要将探险中发现的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和农作物运回欧洲种植。一枚标本或一幅图画往往成为识别这些植物的关键要素，所以博物学的画作不仅为科学家提供了分类学上的功能，还为商务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信息。第一支前往美洲、印度和非洲发现异域植物的主要探险队，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派出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那些可能存在药用价值的植物，记录下它们的生长地点，并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到尽可能多的他们认为是植物优点的资料。在印度的加西亚·德·奥尔塔和墨西哥的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都是这一批欧洲人的代表，他们首次对当地的动植物群进行了准确地描述，而陪同这些科学家前去的就是那些描绘动植物的画家们。

绘制博物学插画的热潮兴起于17 世纪晚期，代表画家有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而在知名的植物学画家格奥尔格·埃雷特和弗朗兹·鲍尔、费迪南德·鲍尔等人和那些在探险远征旅途上英勇无畏的旅行画家们的推动下，这股热潮在18 世纪得以再度兴盛。等到19 世纪中叶时，著名艺术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沃尔特·胡德·菲奇和约翰·古尔德等人都拥有高超的画技和优良的制作成品的工艺。随着博物学艺术对于科学的意义日渐增长，其细节的重要性和准确度也变得更加突出。随后，讲授绘画的指南和第一本色彩术语手册相继问世。

对大部分人而言，旅行的经历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而他们旅行的故事就是“打造梦想的基石”（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它们涵盖了传奇故事所应具有的全部元素：冒险、阴谋、痴迷、激情、惊险、灾难、刺激、喜悦和失望。这些实地工作的博物学家们都是卓越的观察者，同时也往往是很好的画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嘲笑那些煞费苦心埋头在标本分类学中的专业学者。美国鸟类学者亚历山大·威尔逊绝对挤不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博物学家”，他无数次地宣称从按部就班书写“无价值和腐朽的记录”中欢欣鼓舞地跳脱出来，投身于“广袤无垠的森林和田野中去”。正是这些旅行中的博物学家和画家们成了公众眼中的英雄，18、19 世纪公众对于自然科学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旅程所决定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激发着这些画家、收藏家和旅行家们，愿意冒着失去生命或个人生计的风险去探索未知？原因各异：一些人希望成为知名的科学家或画家，而一部分人为了经济利益或至少以后能以他们喜欢的工作来谋生。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能将他们的自然理念呈现给更大范围内的群体。美国博物学家约翰·巴特拉姆曾经去往北美洲的东南部旅行，不仅实现了他自己的梦想，还实现了他的父亲多年来想去看“万物始祖”的密西西比河的夙愿。无论是源自何种动机，只有少数人反对亚历山大·洪堡的说法，他说自己“对遥远的未知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渴望，而那些总是能激发他的幻想：危机四伏的海洋，探险的欲望，能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走进奇妙多姿的世界”。邱园（正式名称为皇家植物园）园长约瑟夫·胡克，前往印度和喜马拉雅山旅行，因为那是一片“对旅行者和博物学家同样充满诱惑和神秘”的土地。此外，那些在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早期去旅行的科学家、画家、哲学家和梦想家们，几乎都怀揣着其作品能够出版问世的想法。

大部分画家在没有各种形式资金支持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实现其旅行计划的，不管这种支持来自于公职收入、赞助商、佣金或仅仅是对于旅行资费的帮助，还是来自于个人、组织和机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在探险方面西班牙和法国政府投入的资金要比英国政府来得慷慨，但只有少数的博物学家和画家得到的资金支持是直接来自于自己的国家。政府资助的画家们随同路易斯·德·布甘维尔环球旅行，并且跟随尼古拉斯·鲍定的探险队前往澳大利亚，以及西班牙的探险队前往南美洲和墨西哥。而在英国，政府组织的航行与探险则主要仰仗于其他地方的投资，以支付画家们的开销。18 世纪末，富有的赞助人或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及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这样有影响力的机构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将博物学作为探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这部分的费用需要博物学家或画家自己承担。我们以詹姆斯·库克的第二次航程为例，海军部认同随船带上专属的画家和博物学家有利于探险。但这种现象并不常见，而且那些著名的航程，如“第一舰队”全部11 艘舰船上没有任何官方的博物学家或画家。

当时一些画家们只有与政府或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等机构关系密切，才能在这些探险考察中获得一席之地。皇家地理学会在19 世纪曾资助了许多画家和博物学家，像罗伯特·尚伯克和托马斯·贝恩斯。而另外一些人则通过为商贸机构（如荷兰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服务获取报酬的形式来追寻各自在植物学、动物学方面的事业，如威廉·巴特拉姆依靠一位富豪的赞助。剩下的其他人则各显神通来支持自己的事业，亚历山大·洪堡拥有充足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探险生涯；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靠售卖收集而来的标本以支持自己的旅行；亚历山大·威尔逊则是依赖销售他们出版的画作。

基于分类学的目的，博物学绘画作品一直以来都是物种分类的重要依据。它为科学家们的识别鉴定工作提供重要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对这些画作中的物种进行描述、归类和命名。一旦得到归类，人们就都可以对画作进行研究，一眼就能识别出相应的动植物，而不再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文字描述。这对于从事医疗职业的人来说显得格外有用，尤其是他们在海外旅行时。能否有效识别和正确选择具有治愈作用的植物，关系着自己和他人的生死。植物图谱的目的在于展示一株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花蕾期、盛花期和果实成熟期。这种图谱还包括植物的解剖部分，用较大的放大倍率来展示其内部结构。这种绘画的模式受到卡尔·林奈在18 世纪中期工作成果的直接影响，他通过引入基于植物双名制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其在自然科学界的无上权威。

表现动物是一门更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如果动物学图谱要对科学家们起到实际效果的话，需要的是动物真实形态的表现和精准的内部解剖结构。仍然在欧洲大陆裹足不前的画家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描绘动物，因为他们所能观察到的动物标本只是残缺不全的死尸而已。对于那些在不同生长阶段有显著变形的物种，整个生活周期往往都需要分别描绘。

随着自然世界的复杂理论不断发展、变化，博物学艺术的角色也随之而变。19 世纪中叶，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自然选择学说太高深，让人难以接受。而对于其他一些新理念则都有说明性图解辅助理解。亚历山大·洪堡非常擅长运用图表来描绘他的植物地理学体系。技术进步同样为我们看待事物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数百年来，科学仪器帮助我们看到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图像，胡克对于蚂蚁的描绘、弗朗兹·鲍尔创作的花粉与种子发芽的画作都是借助显微镜完成的。到19 世纪后半期，显微镜帮助厄恩斯特·黑克尔等画家去描绘美丽的海洋生物结构。

很多重要的18、19 世纪博物学的画作藏品，现在都被存放在遍布欧洲的知名的学术和文化机构中。这些机构由富有的个人、有权势的商贸公司、各类机构或政府职能机关组建，这些藏品展示了地球各个角落的博物学风貌。这些艺术作品的重要性随着与之相关联的一些自然科学史上重要、显著的事件而提升。这些事件包括了一些著名的航行及发现的远征，个人勇气与坚持不懈的壮举以及综合各种有关万物起源和多样性的不同理念。

本书主要按照各个大洲的线索介绍与博物学相关的画作。每一幅画作都反映了收藏家和画家们各自独特的经历，以及与当地土著、外来殖民者或访客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作品通常也与不了解这些遥远、未知国度的欧洲人所持有的一些观点相匹配。这些崭新地域的未来是怎样的？这里以后将会怎样被人们描述并了解？所有这些期望的答案都仰赖于那些到过这些地方的画家和博物学家们所作出的解释及描述的印象。基于这些原因，这些画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欧洲人的思想，描绘博物学的同时也表现着欧洲的文化历史。

美轮美奂的画作……精准翔实的信息……了解博物学及其画家的历史沿革……

——美国《出版商周刊》

来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野生动物精美画作，是构成21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罗恩·托夫特 资深记者和摄影师

中国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名列前茅的国家，居北半球第一位！但中国的独特自然世界却是被研究、记录和描绘得最少的。愿这本描绘博物学的权威著作，可以呼唤出一批中国极端匮乏的、年轻有为的博物学画家。

—— 徐健 野生动物摄影师、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