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
第二节 方法论探讨与全书布局
第三节 重要概念界定
一、体制转轨与转型
二、企业家、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家精神
三、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四、事实、描述性事实与典型事实
五、创新
第二章 经济思想史中的企业家：概念界说与演变脉络
第一节 经济学中企业家概念的萌芽和初步发展：1870年以前法国、英国与德国经济学家的探索——、法国
二、英国
三、德国
第二节 从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中消失的企业家
一、奥地利学派
二、瓦尔拉斯
三、英国新古典学者
第三节 现代三大主要理论传统之一：重视人类创造性生产活动的德国(熊彼特)传统
一、施莫勒、桑巴特与韦伯
二、熊彼特
第四节 现代三大主要理论传统之二：把市场视为一种过程的奥地利传统
第五节 现代三大主要理论传统之三：传承新古典衣钵的芝加哥传统
第六节 试图综合三大理论传统的努力
第七节 本书的企业家概念
第八节 本书的分析框架——扩展的熊彼特框架
第三章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基于熊彼特框架的文献评述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前史
第二节 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与企业家研究的复兴
第三节 企业家精神能促进经济增长吗?——经验研究简述
第四节 企业家才能的形成——企业家供给因素分析
第五节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I：企业家活动的内生化
第六节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Ⅱ：企业家才能的配置
第七节 方兴未艾的领域：体制转轨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第四章 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事实I：描述性事实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第三节 增量改革阶段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1979-1993年)
一、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二、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四、经济增长态势
第四节 改革整体推进阶段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1994-2010年)
一、企业改制、民营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精神
二、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三、新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四、经济增长态势
第五节 结语
第五章 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事实Ⅱ：典型事实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五个典型事实
第三节 对五个典型事实的初步分析
第六章 基于典型事实的经济分析I：中国企业家才能配置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计划体制下企业家才能的配置
第三节 分权、企业家的重现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1979～1993年
第四节 分税制、民营化与企业家才能的再配置：1994～2010年
第五节 企业创新案例研究
第六节 结语
第七章 基于典型事实的经济分析Ⅱ：中国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第三节 估计结果及其经济含义
一、估计方法
二、计量结果
三、对计量结果的经济含义分析
第四节 结语
第八章 回到凯恩斯还是回到熊彼特?——基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的理论反思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从大萧条到全球金融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思潮的演变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与奥地利学派：两种极端
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三、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以及两者的融合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思潮
第三节 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
第四节 回到熊彼特
第五节 结语
第九章 全书总结
第一节 本书结论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然而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企业家却长期被忽视。董昀编著的《体制转轨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典型事实的经济分析》试图改变这一现状，把企业家重新纳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框架，并对中国转轨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体制转轨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典型事实的经济分析》在回顾经济思想史中企业家概念的演变脉络后发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是熊彼特定义的从事创新活动的人，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核基本适用于分析当代的经济增长现象。本书在熊彼特创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家才能的供给与需求、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两个研究领域，构成全书的理论框架——扩展的熊彼特框架。
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新古典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吸收熊彼特思想的实质，忽略了企业家的存在，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有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企业家精神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目前，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企业家的知识溢出机制，二是企业家的才能配置。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均不成熟。另外，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中大多数缺乏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观察，解释力不足。
《体制转轨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典型事实的经济分析》对中国转轨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五个相关的典型事实，这些事实表明，转轨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由企业创新推动的熊彼特式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是由分布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企业家实施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在改变企业家才能配置方向、增加企业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书的理论分析显示，改革时期向地方的大规模分权和官员考核机制的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权力和激励，使得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才能从非生产性的政治领域中转移到推动经济增长上来，分税制也没有削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才能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带动其他部门的企业家才能也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企业家创新活动一方面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化的实施、招商引资的兴起和城市化的加速，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为体制的转轨增添了动力。本书的计量分析证实，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本书最后把视野拓展到全球，在回顾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理论主张进行批判性思考，比较了熊彼特与凯恩斯思想的差异，提出了“回到熊彼特”的理论主张。
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本书只是一项研究的开端。如何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构建严谨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建立适用的数据库和案例库，这些都将是经济学家今后面临的巨大挑战。
《体制转轨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典型事实的经济分析》力图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长期忽略企业家的缺陷，将企业家精神重新纳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框架，并对中国转轨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本书的思想史研究表明，熊彼特模型是一个适用于分析经济增长现象的理论框架。笔者运用扩展的熊彼特框架对中国转轨时期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鸟瞰式描述、典型事实提炼和经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转轨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由企业创新推动的熊彼特式经济发展现象，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在改变企业家才能配置方向、增加企业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