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是“鲁迅与五四文化名人系列”之一，由孙郁编著。

理解鲁迅难，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细读两人的全部文章，常使我感到难言的沉重。这不仅是那些文字所释放的信息给人以复杂的感应，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甚至绝望的境地。我一直觉得，两人身上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这感觉似乎不着边际，亦有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评价，但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的中国人生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懂得鲁迅的，莫过于周作人；同样，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长兄。因为彼此太了解，又深谙对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

掏氏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对后世的中国人，是两面不同的镜子。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曲直与忠邪、激越与无奈、希望与绝望、生存与毁灭等一系列悖反的命题。无论你选择谁，倾向于谁，你都无法挣脱他们所带来的价值难题。周氏兄弟便在这一矛盾的文化纽结中，为后世人提供了永久的话题……

《鲁迅与周作人》是“鲁迅与五四文化名人系列”之一，由孙郁编著。

《鲁迅与周作人》讲述了：

鲁迅与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独特的存在。二人对启蒙的沉思，对国故的凝视，对异域文化的选择，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对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迷人的遗产。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

历史无奈，他们的同路是必然，分开也是必然，正如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鲁迅一生燃烧自己，在黑暗中发光，周作人却常守在十字街头的塔上，远远眺望。相似的是，他们都纠缠在生存最困惑的一隅，对抗虚妄，挑战绝境，让思想折射智性之光。寻找真实与爱意乃人生之梦，在历史中思考生命，大概是实现思想攀缘最好的方式。要么鲁迅，要么周作人，只要我们思考，便无法遘离两颗灵魂的余影……

序

初梦

域外

爱意

寻路

恩怨

苦雨

互证

殊途

里与外

趣味

格调

杂学

荣与辱

后记

寻路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黄遵宪周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叹。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叹异常的。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著作，亦格外注意。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所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盲，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黄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对中国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鲁迅有个时期抄古碑，周作人“闭户读书”，均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态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对古老的民族积习，他们唯有长叹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学说的启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对此，周氏兄弟有着巨大的悲哀。他们早期写作中，呼吁人的文学，写实的精神，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吧。

对周氏兄弟而言，留学日本，均有几本洋人著作影口向自己的终生。举一个例子，鲁迅特别推崇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气质》一书。这书的观点，对鲁迅后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作用不可小视。他在去世前的十四天，还在文章中呼吁有人能将此书译出，使国人看后能够猛醒。周作人则信奉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认为此人的理论，对国人认识妇女，认识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后来有关妇女问题的观点，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兄弟二人接受的这两种学说，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对两人的作用，却超过其他哲人。文化传播的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于世界各地，恐亦有此类雷同，颇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是心悦诚服的，这里丝毫没有国粹的余痕。他们后来不久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仔细想来，确是悲壮的。

P91-93

王得后

得到孙郁兄的《鲁迅与周作人》要再版的消息，真是“不亦快哉”。初版已然十年了。十年前的旧书，还有读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一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做“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20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日：“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则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一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订。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50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这本书完稿后，我到西山住了两日。我曾打算绕到香山碧云寺一带，寻访周氏兄弟当年的足迹。然而这愿望却未能实现。我住在八大处的大悲寺里，第一次感受了佛门的烟火。夏夜的西山凉爽极了，从山顶遥望北京城，有着说不出的感觉。那一刻我想起了鲁迅到山上为弟弟周作人送佛经的故事，似乎隐隐觉出其逃逸人间的悲苦之心。然而，周氏兄弟，还有我们这些后人们，都是人间的过客，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罩在尘世里。人生是极苦的，在大悲寺里，看到虔诚的人们顶礼膜拜的场景，我感到了生而为人的无奈。这感觉，周氏兄弟恐怕比我们要深刻、要高远吧？但他们不是佛，也不是普通的常人。在山上的几日，我突然感到，周氏兄弟，似乎是介于佛界与俗界间的苦渡者。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地袭扰着我，以致使我觉出自己写的这本书，并未真正还原出主人的精神原态。我很有些后悔自己的草率，在大悲寺悠然的诵经声里，我感到了心头的茫然。

我无法说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回到城里后，一时间竟什么也不愿做，什么也不愿想。坦率地说，当我试图沿着历史的旧迹去复原历史的过程时，我发现其实自己并不真正地了解过去。历史积下的尘土太多，要画出历史人物的灵魂，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些铲土的工作。中国向来是以史学的博大而著称于世的，但我们的史书里，却有着那么多虚假的东西。鲁迅当年痛恨旧史书上的“瞒”与“骗”，便是对国民旧的积习失望的结果。所以，这本书如果说还有值得看的地方，那便是自己写作时的真实感觉。我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告诉给了读者。它记录了我与已逝的灵魂交流时的心态。

鲁迅与周作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被扮成“神”与“鬼”，兄弟间不同的身后命运，仿佛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迎“神”容易接“鬼”难，中国人向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要还原历史是一件极苦的劳作。此书完稿的那一瞬，我竟没感到丝毫的轻松，仿佛自己身上也带了鬼气，不知是在解析历史呢，还是历史在解析我。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说过，在我的身上，附着两个灵魂，一是鲁迅，一是周作人。这很类似周作人所说的“两个鬼”。有了这两个灵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与平凡、悲慨与闲适之间。我不知道为何选择了他们，心灵深处长久地缠绕着这两颗痛苦的灵魂。这本书的问世，便是我心境的一次袒露。我的一切信念与焦虑、希望与苦诉，都弥散在这些枯燥的文字里了。

听说在一些高校里，鲁迅与周作人，已成了许多人不屑一顾的古董，而××主义，××思潮，正在征服着一代青年的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应感谢吧？但实际上是，这古老的土地，还生着周氏兄弟时代那样的丛林、那样的儿女，我常常怀疑西洋的学说，能否真正概括中国的事物。相反，倒是周氏兄弟那里，却写着我们民族的谶语。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劫运”，而在这个“劫运”里，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周氏兄弟重逢着、交流着。在这个基点上重新去认识周围的一切，包括对西洋知识的认识，总比单一性要丰富一些、热烈一些吧？

其实，鲁迅与周作人，是历史上不易重复的两种文化人标本。我相信不久的未来，文化人对他们的兴趣，会更大一些。周氏兄弟的真正价值，是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一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进入现代以来，还没有哪些作家，像他们那样，折射着如此复杂的文化之光。这光泽今天依然在延续着，它实际已消融在当代文化的新的震荡之中。

几年来，陆陆续续写了几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它耗去了我青春时代最好的时光。我毫不后悔这样的选择。也许，明天我会去做些别的什么，但不论命运把我带到哪里，鲁迅兄弟的余影，大概都将永随着自己吧。这也是一种宿命。

这里，我感谢我的朋友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给我的帮助。王得后、王世家、张杰、高远东、黄乔生，他们或从思路上，或从资料方面，给我以支持，这些鲁迅研究界的学人，在过去的岁月里，给过我无数真诚的抚慰。我将永远记着。

历史不都写在书里，还写在无词的言语中。在这有形无形的时空间，我感到了生命的律动。无论这律动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我会珍惜它带来的一切。正如同珍惜已逝的青春一样，在向它挥手的那一瞬，我意识到了今天的意义。

作者于北京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