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术士的事件。……徐潜主编的这本《中国文化大事件》介绍了上述两件历史事件外，还介绍了中国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以及新文化运动这两件历史文化大事。

徐潜主编的这本《中国文化大事件》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而策划的。《中国文化大事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百家争鸣、焚书坑儒、佛教的传入与传播、新文化运动四部分内容。介绍全面，语言通俗，雅俗共赏。让它可读、可赏、可藏、可赠。

一、百家争鸣

二、焚书坑儒

三、佛教的传入与传播

四、新文化运动

刘宋文帝在位三十年，允许佛教存在。只要佛教不影响他的统治，他是较为宽容的。元嘉十五年（438年），丹阳尹萧摹之上书说：“佛教传入中国，已历四代，佛像寺塔所在千数，俗人不以精诚为志，而以奢侈为重，所费竹木铜彩无数，有累于人事。因此，今后凡欲铸铜像及造寺塔者，皆应列报官府，不得私自而为。”刘宋文帝见书后，深以为然，因此下诏整饬僧门，使全国范围内超额的僧尼还俗。

当时，江南共有佛寺一千九百余所，僧尼约三万六干余人。刘宋文帝此次整饬僧门，意在佛教的存在与发展不能影响他的政治统治。

宋末齐初，顾欢作《夷夏论》，认为佛道同本共源，说老子出关后，至天竺降生为佛。佛道二教虽然同本共源，也有差异与优劣，道教最适合华夏民族，而佛教则是夷狄之教，因此要辨华夷而施教，在中国推广道教比扶植佛教对维护封建纲常更为有力。同时，因二教同本共源，所以不主张彻底否定和排斥佛教。《夷夏论》在宋末齐初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遭到佛教徒的强烈反对。

南朝齐末，有道士著《三破论》批评佛教，认为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他说佛教一派胡言，耗财害民，使国空民穷，于国于民，无益有害，此谓入国而破国；佛教要求人离家为僧，抛弃父母，不孝不悌，于纲常人伦无益有害，此谓入家破家；佛教让人出家为僧，有剃发之苦，有断子绝孙之罪，此谓入身而破身。《三破论》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曾著《文心雕龙》五十篇而闻名于世，晚年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还针对《三破论》写了一篇《灭惑论》，对《三破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批驳。

整个南朝，围绕佛教的一些争论从未停止过。齐、梁间范缜著有《神灭论》，批判佛教精神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理论，深入人心，发人深省。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冲突的必然表现。

梁武帝萧衍大力提倡佛教，规定佛教为国教。佛教宣扬说：只要规规矩矩，虔诚地吃斋念佛，死后就可以进极乐世界；如果不遵守国家法律，犯上作乱，死后就要下地狱，遭受无穷之苦。

梁武帝认为佛教有利于他的统治，因而让国人都信佛，他自己对佛也十分虔诚。他经常手里捻着念珠，嘴里诵经念佛。

梁武帝在建康建了一所同泰寺，每天早晚到寺里去拜佛念经。为了方便往来，他特地在宫城开了一座城门，可以直通寺门。

在梁武帝的提倡下，国内大建佛寺，大批的人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仅建康一地就有七百所佛寺，十多万和尚、尼姑。

梁武帝曾几次表示不愿意做皇帝，要出家去当和尚，把帝位传给儿子。他先后四次斋戒沐浴，到同泰寺去舍身，即把身体施舍给佛。他每次舍身之后，大臣都要拿一大笔钱把他赎回来。他舍身四次，大臣们把他赎回四次，总共耗资四万万钱。

在梁武帝最后赎身回宫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突然发生火灾，佛塔被烧毁了。梁武帝说：“这是魔鬼干的坏事，应该做法事来镇压魔鬼。”于是，他下诏说：“道越高，魔也越盛，行善事一定会遇到障碍。应该重建佛塔，把新塔修得比旧塔高一倍，才能镇住魔鬼。”他召来大批和尚、尼姑做法事，给他们吃上等的素斋，消耗了上万斤香烛，念了好几天经，又叫大臣跟他一起烧香磕头。然后，他派出大批工匠，上山采石伐木，花了无数钱财，用了好几年时间，建起了一座12层的佛塔。

尽管梁武帝把佛塔修得高而又高，礼佛也极其虔诚，但他并没有好下场。不久，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率军攻入建康，把梁武帝软禁起来，将他活活饿死了。

P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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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