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电影放映队来村里放电影了！”
村长胳膊弯儿里夹着一个手电筒，兴冲冲地跑去各家通知好消息。说实在的，村里人以前只听说过“电影”这个词，还从没真正见过电影是什么玩意儿。据说有户人家的太爷爷当年是个生意人，曾到过上海，有幸在那儿看过一场电影，回来就把“电影”这个新名词介绍给了小村的每个人。只可惜在20世纪初，电影这种时鲜的洋玩意儿，都是老爷、官太太们娱乐的东西，城里的有钱人兴许还能进电影院看个新鲜，普通老百姓和广大的农民们整天为生计奔波，连糊口都成问题，哪有时间和闲钱去看电影。看电影，对绝大多数农民兄弟来说，还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从人们听到“电影”这个新名词以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间，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普通农民都翻身当了主人。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电影转身变了“性”，由“私”变“公”，终于仙女下凡，要和普通的劳苦大众见面了。
这可把村民们激动坏了，到看电影那天，人们早早就回家做准备，有的还提前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叫来，一起过把洋瘾！可不嘛！那会儿的电影资源十分稀缺，就像闷热夏天的一阵凉风，令人们向往不已。不过，这阵风可不会在哪里逗留太久，刮一刮就过去了。至于这股风会往哪儿刮，可不由它自己说了算，人们的热情和集体的力量，往往决定着这股“风”的方向。
为了争抢电影的优先播放权，县电影放映队一到，各村之间往往会打起一场“电影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人多势众的村子，往往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而那些偏远的小山村，如果跟县电影放映队的同志没有点交情，估计烧高香也请不来他们这些贵人。因此，村里能放上一场电影，在过去是一件需要凭能耐去争取的事情。难怪村长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们本村要放电影的消息时，满脸堆笑，甭提有多自豪了。
那时的村里都没有电影院，宣传队就将放映地址选在广阔的大麦场上。麦场都是村民们用来碾麦、晒麦的地方，平坦且没有芜杂的野草，小的麦场能容纳数十人，大的麦场能容纳数百人，正好适合做个露天电影场。
天黑之前，县电影宣传队的同志们早已在村长和村民的陪同下，在麦场上忙开了。早早从山间田里赶回的村民，欢喜得就像过节，精心打扮一番后，纷纷迫不及待地跑去麦场上看热闹。老奶奶换上了崭新的青布大襟衣，将发髻挽得十分端正，端着小板凳，摇着蒲扇出门去；大姑娘小媳妇儿们听说有城里人过来，更是翻出压箱底的好衣服，将头发理了又理，梳了又梳，直到看起来十分光洁靓人，才大大方方出门去：小孩子可不顾体面，早就被停在麦场边那辆军绿色的卡车吸引住了，就像一群好奇的小猴子，在上面东攀西爬，喜欢得不得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村民们跟宣传队的同志早就混熟，天南海北地攀谈起来。尤其是一些热心的大妈，按捺不住好奇的心理，仿佛肩负密探的职责，旁敲侧击，总想从宣传队同志口中提前问出些内容，好在大家面前炫耀一番。她们的大方和热情就像一把火焰，早已消除了生涩的隔膜，她们与宣传队同志们打成一片，有说有笑，将开场前的气氛撩拨得十分火爆。
宣传队的同志大都是城里的年轻人。在村里人眼中，他们不但长得俊秀，浑身还散发着说不出的迷人气息。瞧那松散乌黑的偏分“博士头”，白村衣配上整洁的蓝布工装裤，俨然就是有知识的文化人打扮。明眸皓齿、谈吐优雅，要多吸引人有多吸引人。一些调皮捣蛋的人就拿村里的大姑娘和宣传队小伙子开玩笑，羞得大姑娘们满脸通红，远远地坐着去，不敢正眼往宣传队这边看。
电影开始前，麦场上的两棵大树间，悬挂起了一块大白布，不远处放着一架齐人高的电影放映机。人们很少去关心这些新奇的放映装备或电影的播放原理，那荧幕上播放的电影，才是人们翘首期待的。
天完全黑了，满天星斗，一弯清月。丝丝微风吹过，麦场地上的那块白布突然一亮，激昂的音乐就不知从哪里响起来了，一栏栏字幕从白布底下升起来。大凳小凳、长椅短椅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每个人都正襟危坐着，整个麦场瞬间安静下来，只有在卡车上玩得入了迷的孩子们，这时才回过神来，窜来窜去找座位。麦场上早己没有他们的位置了，旁边的麦草垛上也坐满了人。他们先是跑到人群的最前面站着看，后来又蹲在地上仰头看，然后又跑去侧面或后面踮起脚尖看一一但挪来挪去，不是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就是自己看着不舒服。不知道是哪个孩子的主意，竟然想到骑在树上看电影的妙招。其他孩子纷纷效仿，于是，麦场边几棵大树的树杈上，就东一个西一个地骑满了人。不知道的人回头一看，还以为电影太过精彩，连猴子们都赶来凑热闹了呢。
这群调皮的“小猴子”，即便到了树上也不安分，吵吵闹闹，推推搡搡。电影看到一半，只听得“咚”的一声，有人从树上滚落。不知道是争着抢着往前蹭被挤下来的，还是树枝压断掉下来的，还是骑在树上看电影睡着了摔下来的一一总之，随之而起一片哭声和骂声，直到哭声和骂声渐渐远去，麦场上才又恢复了观影的秩序。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