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编著的《隐形伴侣》尝试了有关潜意识、无意识、梦境、幻觉、隐喻、心理活动等多种写作方法。女主人公曾把自己关于真诚和正义的理想，寄予自己的恋人。但婚后的现实是她在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对以往奉若神明的“真善美”和人性本质发出了诘问，终于认识到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有另一个终身无法摆脱、令人恐惧和震颤的“隐形伴侣”。

《隐形伴侣》初版于1986年，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

《隐形伴侣》阐述了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有另一个终身无法摆脱、令人恐惧和震颤的“隐形伴侣”。这是一种无法和解、难以缓释的心理冲突。作者张抗抗尝试了有关潜意识、无意识、梦境、幻觉、隐喻、心理活动等多种写作方法，在其创作之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太阳沉落之后，原野在那片黛紫色的云霭下耐心等待了许久。漫冈的草尖尖上，闪烁着阳光未曾燃烧净尽的火星子。那一整个夏天，夜都是来得这么磨磨蹭蹭。直到它终于将那些金灰色的萤火虫，一只只收进自己的黑口袋，疲倦地匍匐歇息，浑蓝的天空才突然一下子不见了。

钻过围墙东头那个破土洞时，她的舌头死死抵住了自己的牙缝，唯恐那怦怦乱跳的心，真会弄出什么动静。鼓鼓的帆布书包，蹭着洞壁啪啪直往下掉沙粒，在静悄悄的野地里，像军训实弹演习时落地的炸弹崩响。那会儿她浑身的毛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头上一对刷子似的小辫儿变得硬邦邦，好险没把她自个儿卡住在洞口。

一阵苦涩的蒿草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围墙外才有的青草味。她直起身子，望见那片空荡迷茫的旷野，模模糊糊，像一团弥散的浓烟。她深吸一口气，又袅袅地吐出去，站定了，惶惶四顾。

他在哪里？

凉丝丝的夜露，伏在密匝匝的草叶上，蛇一般地从脚脖上爬过，又缠在鞋面上，脚指头粘湿滞重起来。在江南冬天的水田里踏荸荠，瑟瑟搜寻稀泥中坚冷的硬块。初中最后一年下乡劳动，依依哭着离开那田埂上铺满蚕豆苗苗的小村落。这农田鞋下，是土豆地，头上是高梁穗、苞米须子，如重重叠叠的围墙，重重叠叠的黑夜。穿过去、穿过去，却总也穿不过去……

他呢？

手电筒早已攥出了汗，一截刚刚洗净的紫皮甘蔗。假如按亮它呢，就只按一下。夜如此严厉陌生，吞没了树影和最后一线晚霞，连灰蓝的天空，连银白的星星，连油绿的风，连迅疾包围她的那些蚊子，都掩藏得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片嗡嗡的声浪。嗬，北大荒，望不见一星灯光、一点渔火的寂寂原野，才有这样无边无际的夜，这样无穷无尽的黑色。像开春时浸透雪水的油黑的土地，黑得那么全心全意……

手里的电筒终于闪了一闪，从她头顶的一棵小榆树梢忽地掠过。

她打了一个寒噤。

几道横七竖八的铁丝网，从围墙顶端匍匐过去，在黑暗中发着幽幽的冷光，如一面巨大的网，从天空俯撒下来。土墙的拐角上，两座残破的岗楼依稀可辨，遥遥相对，像两只窥探的眼睛，鬼鬼祟祟地眨动……

到了放风时间？脚下会有纸团扔过来？也许就要高呼口号，将热血染红铁窗。英雄为什么总是要被囚禁？无论怎样牺牲都是英雄……

那曾是多么虔诚的渴望。可恨晚生了十年，铁丝网的象征竟会有如此根本的区别——大批大批的知青代替了那些蓬头垢面的劳改犯。这残留的土墙、岗楼、嘹望台……时时提醒着他们，这是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劳改……

她毛骨悚然。她从未一个人在墙下独处。尤其在野外，在簌簌夜风中，那个巨大的黑影，像一座墓冢、一个牢笼、一个洞穴，渗出阴森森的凉气。

蒿草塞率响动，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

“关掉手电！”

一双温热的大手，从身后环过来。她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热烘烘的汗气与烟味混杂的男人的气息。她把头靠在那宽宽的肩上，舒了口气；又紧紧箍住了他的脖子，把身子缩成一团，埋进他怀里。

他很快放开她，侧过身子，如一只竖起耳朵的警觉的猎犬，急急地说：

“听！什么声音？”

……像是冬天旷野里秃秃的电线杆上怒吼的北风；像是融雪天野甸里远远的狼嚎；像是开闸奔涌的河水，哀怨悲怆地旋转；又如一群受了伤的小鸟，在嘤嘤地诉说什么……一种忽高忽低、忽强忽弱的颤音，参差不齐地从围墙里隐隐传来。

“是哭声。”她说，“我们排的南方女生，刚才全哭了。”

“哭什么？”

“她们收到家里来信，钱塘江发大水了，要冲进城里来……有人说，见不到姆妈了。一个人哭开了头，两个人哭，最后大家都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阿丽哭得抽筋……”

他打断她：“把手绢给我。”

“做啥？”

“给我。”

她摸出手绢递他。手绢叠得方方正正，有一股香皂味儿。

他在手里捏了一把，还给她。好像，笑了一笑。

“想不到，你倒没有哭嘛。”

“是没有哭。”她也笑笑，“她们刚刚开始哭，我就走出来了。”

小时候，妈妈去上班，她可以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哭到妈妈回来。妈妈！可她自打离开家，就没给妈妈写过信。她哭什么？眼睛鼻子，都麻麻木木。

“有没有人看见你出来？”他想想，追问一句。

“没有。她们只顾哭了。”

“郭春莓呢？”

“她也没有哭。去寻杨大夫了，说要给大家打镇静剂。”

“哦。毛巾牙刷带没带？”

“带了。还有钱和粮票……”

他默不作声，她听见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咯地响。

“好，我们走吧。”他终于说。

“到哪里去呀？”

“跟我走好了。”

“是到佳木斯去看电影吗？还是……”

“同你说，不要多问了。”他有些不耐烦地揽过她的腰，重重地托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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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下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