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75年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长达50年之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大题目，其下可做课题很多，可有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蒋介石与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等，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晚年、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陈红民)主要包括有以下五个专题：蒋介石与民国政治经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蒋介石与民国外交、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与修养、蒋介石与浙江。

蒋介石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与近代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代表该领域研究水平的标尺之一。2010年4月，浙江大学主办了中国大陆地区首次“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和韩国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为此次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陈红民)代表着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研究最新的高水平成果。

导论

蒋介石与民国政治经济

国民革命时期的蒋介石

——以“四一二”政变以前的蒋汪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节约、消费和新生活：蒋介石的社会经济思想

蒋介石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形成的历史考察

——以五全大会前后为中心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

蒋介石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中心

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

——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从决战到弃守：浙赣会战衢州战役蒋介石的抉择

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

——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

抗战、建国与动员

——以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为例

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

“战争责任二分论”在中国的源流

——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抗日战争的叙说方式

蒋介石与民国外交

蒋介石的日本经验

——以高田时代为主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蒋介石与战时“是盟非友”的中英关系

——以“结盟基础”为中心

蒋介石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系探讨

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与修养

蒋介石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拥抱与修正

略论蒋介石与林森的关系

共识与歧见

——论左舜生与蒋介石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党国荣辱与家族兴衰

——析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

1946：蒋介石与戴笠关系异变研究

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

蒋介石现形记：蒋日记与胡照相对映的身影

蒋介石与浙江

蒋介石的亲族关怀

——以日记与家书为中心的探讨

从《蒋介石日记》看蒋介石的故乡情结

地缘纽带中的蒋介石与浙江

——以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为时段的考察

溪口民国史史料辨正与拾遗

民国第一镇

——溪口在民国史上的地位

索引

中山舰事件以后，张静江因蒋介石的大力推荐而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他及时把8月10日召开的第47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中讨论的汪精卫的复职请求信转交给蒋介石。当时张静江认为汪精卫要求辞去军政职务，专办党务的复职信非常重要，有必要与蒋主席商议，从而把信转交给了蒋介石，并打算待蒋介石回信，马上讨论有关内容。他于8月28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第52次会议上表达了这一意图。

8月中旬，蒋介石收到了张静江转来的汪精卫的复职请求信。蒋介石同时收到“后方共产党有迎汪之谋，将藉此以倒蒋也”的报告。他没有正式向常务委员会发去答复，反而在向黄埔的学生们发的电报里提到“迎汪比倒蒋还坏”，从而露骨地表达了对迎汪运动的反感。另外，蒋介石在9月初，于武昌近郊会见陈公博时对他说，“有两个党政军领导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如果汪精卫回国的话，我本人将辞去所有职务而离去”。这也是他对迎汪运动和汪精卫复职所表达的强烈不满。

之后1926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市党部执行委员在广州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从准备过程开始就围绕着迎汪问题而展开了激烈争论。联席会议在9月8日的第16次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被称为是蒋介石的代理人的张静江主张召开的，原来会议的主题是议论随着北伐进展的“时局方针”。为了牵制唐生智在湖南和湖北扩大势力，蒋介石主张把政府移至武汉，并明文规定党对省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会议核心内容本是贯彻蒋介石的这一主张，但是在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对迎汪运动的立场问题不得不成为另一个主题。尤其是在联席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武汉政府的转移问题因共产党和左派的反对而被否决，因此迎汪运动反而成为联席会议的最大焦点。

蒋介石为了在联席会议上明确地表达自己对迎汪运动的反对立场，一方面试图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为自己的代表去上海会面陈独秀。当时蒋介石认为“汪精卫归国的话，只能为(唐生智等)小军阀所利用而引起骚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因此请中共不要赞成汪精卫归国复职。对此，陈独秀认为“汪精卫的复职会强化国民政府的力量，并认为汪精卫会缓冲小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陈独秀进一步阐述迎汪是汪蒋合作，而不是迎汪倒蒋，因此可以维持和扩张蒋介石的军事指导权。

这一时期中共对联席会议和迎汪运动的基本立场是，在承认蒋介石的军事地位的程度上促进北伐，希望通过汪精卫的复职来防止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权力独裁，同时在承认唐生智等地方军阀的既得利益的同时扩大地方自治，这可以说是非常慎重地充当了仲裁者的立场。因此中共认为，联席会议时可以在蒋介石同意的前提下决定汪精卫的复职问题，但是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的话，(没有必要过于勉强)不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再决定汪精卫的复职问题。

在如此的一系列攻防推拉之后，蒋介石于9月29日以答复汪精卫的复职请求信的形式，表示了欢迎其归国复职。之后10月3日，发电报给张静江和谭延闽，要求向党中央和汪精卫本人转达自己欢迎汪精卫归国的想法，从而原则上对迎汪表示同意。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变化，一方面可能是考虑日已渐增的迎汪运动的舆论，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在联席会议之前，在维持和扩大自己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主导权的前提下同意汪精卫的复职，可能会更有利于自己。

在达成这种协议的前提下，从10月15日到28日，在广州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议上迎汪问题很顺利地达成协议。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张静江公开了蒋介石同意汪精卫复职请求的信函，决议对汪精卫取消休假。于10月18日决定由顾孟馀、于树德二人起草给汪精卫发电报。另外于20日向发来数百封迎汪请愿电报的各级党部发电，传达了要求汪精卫归国，与蒋介石共同负责党务的联席会议的决议。

如前所述，迁都武汉的主张最初是由蒋介石提出的。他为了阻止唐生智在湖南、湖北扩大实力，主张迁都武汉，同时试图通过联席会议，明文规定中央党部对省政府的指导。对于蒋介石迁都武汉的主张，当时掌握广东政局主导权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武汉的革命基础薄弱为理由予以反对，从而迁都武汉的问题在联席会议上暂时得以保留。后来11月中旬，蒋介石重新提出了迁都问题，从而引发了迁都论争，最后于11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正式决定迁都武汉。

开始中共和左派反对迁都武汉，后来改变立场同意迁都。其原因是判断在武汉，民众运动有了一定的基础，0同时通过对迎汪运动和唐生智军的支援，可以率制蒋介石。因此在围绕着迁都武汉的问题上，迎汪运动仍然是牵制蒋介石的最重要的方案之一。对中共与左派的这些反蒋运动，蒋介石在12月31日北伐途中，对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们进行说服。他们接受了蒋介石的劝诫，停留在南昌，并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暂时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定在南昌，等到3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再讨论国民政府所在地，从而公开表明了蒋介石的反击立场。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否定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汉的决定，而决定迁都南昌。这可以看做是蒋介石为了反击武汉方面企图抑制对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反蒋运动的结果。

随着迁都问题在武汉和南昌双方的公开对立，蒋介石于1月11日亲自访问了武汉。在武汉，欢迎蒋介石的活动表面上非常盛大，但是与武汉方面人士，尤其是与鲍罗廷的接触丝毫没有成果，反而加深了彼此的矛盾。在一次欢迎活动中甚至有过对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立场的批判。在欢迎宴会上，鲍罗廷指责部分革命军(蒋介石)压迫工农，反对共产党，因此(武汉方面)有必要树立打倒他(蒋介石)的方案。另外，就之前南昌军事会议上讨论的国民革命军攻击上海和南京的方案，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也可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1927年1月访问武汉以后，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的对立关系更加公开化。蒋介石1月17日回到南昌。21日于南昌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蒋介石否定了武汉的联席会议，而决定在武汉只设置从前的武汉政治分会，从而对武汉政府宣布了正面对决的立场。对应此举，武汉方面数次发去信函电文，甚至派人前往南昌，督促中执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同时为了牵制蒋介石，重新积极展开了迎汪运动。P6-9

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

当从编辑处获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稿已通过程序，可以出版的佳音时，觉得是喜从天降，不能自已。此前漫长而无奈的等待，令人沮丧到快要抓狂。

开始酝酿丛书序言，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继而浮现否定的声音：这个题目太大，太感性，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少，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中充其量只能有个很小的位置，绝对担不起这么个大标题。然而，清理思路的过程中，“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这几个字却魂牵梦绕般地不停跳出，挥之不去。思量许久，乃定以此为题。虽然尚未做到，但我们有此追求，将愿景写出自励，悬为未来之鹄的，亦无不可。

况且，中外史学界研究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与通俗作品虽已相当丰富，精品迭出，然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作为首套系统的学术丛书，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上，一定会有其应得的地位。

蒋介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至今仍在，对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却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有时现实对学术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紧要的。我在《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回顾学术史，制衡蒋介石研究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学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为甚。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总体上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2010年初，美国的《世界日报》采访我时，对浙江大学能够建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将主办第一届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感到惊讶，反复询问原因。我的答复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雅最，能公平客观地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包括蒋介石。这绝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个人经历的真切感受。1982年南京大学在大陆高校系统首次招收一名“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耳闻目睹了前辈学者在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学术研究的发展，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今天，蒋介石研究的环境仍有不如所愿之处，然而，却是前所未有的宽松，是最好的时机。就此而论，我们确比前辈学者幸运太多！

近10多年来，随着大量珍贵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开放，相关学术研究巳从“险学”变成“显学”，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引人瞩目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与学者介入其中，海内外史学界已经开过数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初显规模。

浙江大学作为蒋介石故乡的大学，其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拥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前辈学者傲了开拓性探索。20世纪60年代，杨树标教授曾参与何干之教授领衔的《蒋介石传》写作组的工作，此项目中途夭折，杨教授却矢志不移，终于在1989年出版了《蒋介石传》，引领大陆史学界风气之先，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为回应时代变化与学术潮流，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秉承国际性、前沿性、现实性与可持续性的学术理念，浙江大学于2007年1月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此为海内外首个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推进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与海内外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延聘海内外相关领域的30余位学者为客座教授，其中既有张宪文、杨天石、张玉法、蒋永敬、山田辰雄、西村成雄、马若孟等知名的资深学者，又有王建朗、陈谦平、吴景平、杨奎松、马振犊、吕芳上、黄克武、裴京汉、家近亮子、川岛真、柯伟林、裴宜理、圭德、米德等各国各地的学术领军人物。已有十几位海内外学者先后在中心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中心研究人员广泛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应邀参加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学术会议40余次；应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举行讲座近20次。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是中心推动蒋介石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自2007年以来，中心先后共举办2次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3次蒋介石研究工作坊，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合办国际性学术会议2次。其中，2010年4月主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大陆地区首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2年6月，中心联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HSTcC)等单位举办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暨第二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184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创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网站，为蒋介石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该网站适时发表研究动态，提供学术信息，汇集研究资料，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培养新一代学者对蒋介石研究的兴趣，扶助年轻学者的成长，中心与恒励集团共同推出“恒励集团研究生论文资助计划”，面向海内外，资助以蒋介石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迄今已资助五届，计有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及浙江大学等学校的1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获得。获此资助的同学有的毕业后继续从事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小有成就，收入本丛书的几部著作，就是作者在毕业论文基础上改定的。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白手起家，经过五年多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已在学界小有声誉。可以自豪地说，中心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成立之初的设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建立与成长起来的，同时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资助。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克夫董事长、张甬江总经理慷慨捐助资金，对中心的各项活动始终予以支持。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对中心的网站曾予以惠助。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胡春惠教授数次支持中心的学术活动。浙江奉化溪口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亦一直对中心的活动鼎力支持资助，双方已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合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与蒋介石中心合作。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工作，黄宝忠副总编辑、葛玉丹编辑为丛书的出版投入大量心力与时间。没有他们的惠助，出版进程肯定更加坎坷。

四

出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是中心建立之初就确定的目标之一。有无高水平的学术丛书，通常是衡量一个学科、一个课题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75年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长达50年之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大题目，在此之下，可以做的课题很多。如从大的方向分，可以有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政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经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社会、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军事等；从历史时段上分，可以有蒋介石与北伐战争、蒋介石与国共内战、蒋介石与抗日战争、蒋介石与台湾、蒋介石与重要历史事件等；从蒋介石个人经历与生活分，可以有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蒋介石的晚年、蒋介石的读书生活、蒋介石的家庭生活、蒋介石与宗教、蒋介石的人际关系、蒋介石的心理分析等。以上只是简单罗列，每个课题下面都还可以细分出子课题，如“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主题之下，又可分蒋介石的国际观、蒋介石与美国、蒋介石与日本、蒋介石与苏联、蒋介石与英国、蒋介石与亚洲小国等课题。如此众多的题目，需要更多的学者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  我们的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已确定列入丛书的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包括蒋介石研究学术史、蒋介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蒋介石与战时经济、蒋介石与战时外交、蒋介石与集权政治、蒋介石与青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等。大多数作者是年轻学者，他们大多了解些新的史学理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大量运用扎实的档案资料，做实证研究。这是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

关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我们的设想分两步：首先是在未来三年内出版8—10部，构建一个基本的框架；最终是出版20部，确立一个研究体系。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更欢迎有更多的优秀学者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丛书之中。

五

史学研究的过程艰辛而枯燥，而对涉猎蒋介石相关研究的学者来说，艰辛与枯燥之外，还多了些难与人道的压力与无奈。甘苦自知，点滴在心！

综观学术史，蒋介石相关研究时有曲折。但只要对中华民族有信心，对中国社会一定会进步有信心，就该相信此一研究的价值及前途。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描写溪水在山问曲折行进的诗句：“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是干辛万苦流到山脚前的溪水。我们不避艰难。我们毅然前行。我们坚信学术有正道，学者有良心，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写作之时，电视里正在重播着《中国好声音》，优美的歌声让人动容，百听不厌。我想，学者们的努力伴随时代的进步，蒋介石研究或许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好声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即将出版，欣喜之余，作此短文，简述丛书渊源与进程，权且为序。

陈红民

2012年11月10日于杭州仿秋斋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