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造反者刘香亭引出的问题是，行政与社会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如果行政改革的影响不仅限于行政领域，又当如何思考新政与革命的关系？头顶先皇光绪牌位的成都市民拉开了革命的大幕。他们为何敢于挺身而起？大运动中，是否也隐含着市井的逻辑？……在这些问题之上的是，生逢革命，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将会怎样？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革命中普通人的命运为关怀，采取政治、社会、思想的多元视角，讲述了辛亥前后的几个有趣小故事，其中，传递出从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信息，引人深思革命中的人生三味。本书由孙明著。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革命中普通人的命运为关怀，采取政治、社会、思想的多元视角，讲述了辛亥前后的几个有趣小故事：改革搅动社会权力格局引发威远民变，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请愿而被川督枪杀，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未亡人巧妙地将革命和同志写入家乡历史。这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四个片段，也是生逢革命者的生活传奇。《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中传递出从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信息，引人深思革命中的人生三味。本书由孙明著。

第一章 “新则毁旧，旧则毁新”——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

第二章 “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兼说成都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性皇权符号

第三章 烈士的正名——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

第四章 将革命写入“里史”——曾学传纂修《民国温江县志》臆解

附录

政策与论说：学堂与私塾的两重竞争——清末直隶改良私塾的思想史分析

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

后记

“(非学界)不料竟以一极小之私忿轰动山后一带愚民刘香亭等藉此倡首。”在宣统元年威远团保变乱案中，新六区、新七区的保总、团首和甲长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形成了“轰动”的链条。在事件过程中，保总最为保守，当六月二十八日新场团首蒋海山等打毁万寿宫调查处时，新六区保总萧荣德和保长萧治民即出面阻止，萧治民面部被砍伤。新七区保总杨范卿亦未参加公开的变乱，只是借势要求调查归保甲办理，即是归自己办理。但同时，他们也没有积极站在政府一方配合治安，对于民众变乱采取了“知者不力阻之”的坐视态度；乡间口碑亦传，对于威远知县要求查复刘香亭情况的命令，新七区、新六区的保总并没有认真落实。刘松泉等团首则利用并扩大洋教恐慌、调查员长贪污等挑起民愤，以利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待打毁调查处、收回调查权后，转而采取合法的行政解决方式，与调查员们在状告中争胜负，使事件进入正规解决轨道。威远知县接受了团保首人的挂红、放炮和送官之礼，并予其调查之权；赵尔巽汇报此事的奏折中也未提及团首聚众闹事，即因其不是超出政府容忍限度的激变。刘香亭等甲长们则采取了最为极端的抗争方式，作为团保组织的最底层，他们与政府沟通的管道不那么直接，更是户口调查之行政成本的直接负担者，不能从官方获益，遂完全立足于自身精英权威所自的民间土壤，与袍哥组织结合走向政府对立面。制造乱局第一波的保总、团首继而成为反动的对象，这又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威远新乡户口调查中的新旧之争并未及学界失势而止。威远县令札保总“兼办”调查后，“各团与之挂红放炮。自此以后，愚民尽信其牌子之不可钉，藉官之不敢担当为口实。斯时前办调查者既失权利，又损声名，愤恨之词几达四境。于是，造假批捏虚语层次迭出。新乡一带已不成体制矣。”翻阅川省县志，光绪以后，新政之前，四川的户口统计大都是通过团保来实施的。这是“团练保甲之法寓于户口”的制度设计的直接功用，也是因为行之已久的粮册仅载粮户无从核丁口，而团保要全面清查户口以保治安，“由户房粮册查核粮户，又由兵房团册查核烟户，于是丁口之在烟户内者，亦遂朗若列眉云”。但是效果却未必如人所愿。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成的《蓬溪县志》未载户口，民国修志者既感慨：“当时已设团保局，专司编联保甲，发散门牌，书每户丁口。春秋二季，汛厅把总奉知县命，按团点验，当可得其确数，何竟付阙如！”但是也怀疑究竟是修志前辈遗漏，还是因为编审不详实而不得不阙其文。富顺宣统元年(1909)调查户口比光绪二十一年(1895)多出近六十万，则可确证“前此之保甲门牌以意造之”。所以，户口调查之际，川督赵尔巽就指出地丁并赋之后仍通过烟户门牌稽查户口，但是，“日久玩生，保甲清查究属虚文”。故饬巡警道编查户口，分区设处派员调查。所派之“员”为自治职员，自治未成立处则由绅董负责，总之都要排除团保。虽有如什邡者实仍由团保调查，但毕竟已是残光余照。与团保乡职比较，威远的户口调查员长们纯由政府任命，自上而下、自官而民推行新政，仅有功名而不居官位，是绅而又缺乏乡土权力根基，政府一纸委任是其唯一权源；设调查处、委任专人负责，似乎延续着“开局延绅”的思维，但以往的公局乃源于乡场，更不曾妨害户政这一团保既得的基本权力。在“过渡时代”，团保失势已成方兴未艾的趋势。川督赵尔巽已经明确提出“改革团保”的政策导向，即是要“裁团”。各地的警政办理中也普遍对团保倚靠的练费和练丁形成冲击。即使发生了民变，知府委派调查情况的还是威远学界成员陈伦。陈伦受命后“即向邑之新乡调查各处学校并密询近日情形”，认为乡民对于门牌的恐慌，乃是因为新乡“地居偏隅，文人绝少，一簧百鼓，吠影吠声”，基于学界立场，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事发前学界的“烦言”可以影响知县的人事决策，事发后的状告与密禀也可能会影响上官的好恶，而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更多承担政府事务。P20-23

我必须承认，写这些故事时，是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牵引着落笔。写到《“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时，我明显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升腾，到《烈士的正名》已不可遏，《将革命写入“里史”》则完全是在其驱动之下的产物。

好像小说家有一种说法，小说不是按计划产生的，人物一旦出场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生活，故事则推着笔往前走。

这情绪如此苍凉与悲壮，我被它困得抬不起头。身边事一度竟然不再清晰，我完全沉浸在那段历史里，在那种情绪的历史里。为了生活，我不能停止故事，只好停下笔。

刘香亭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宣统元年他在威远县新场掀起了民变，2003年我第一次将他写入硕士论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阖族冬至会上说：“你们穿靴子的坐得上霸位(首席)，我穿草鞋的也坐得。”他声称看到“扫帚星”落在屋后山上就意味着自己要当几天乱世头头，但并不长久。还说“我的脑袋，许了坛神菩萨已很久了。”这是一位怎样出场的“大元帅”呢？直到去了威远，走在百年后新场街面上，我才更加坚定地认为，只有写出与刘香亭不同的街面上的豪强，写出矿业社会、袍哥世界和“学界”与团保的新旧之争，写出刘氏家族的变迁，才能看清楚“死水微澜”的波心与涟漪。

刘香亭是一个普通人。我想起科大卫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近代中国的普通人”课程。科先生以“从改革到革命的阿Q”起讲，2003年我就对“川人无路哭先皇”深深好奇，那一群中国第一波“从改革到革命”的普通人啊，头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潮水一样涌向四川总督府，却被赵尔丰以枪弹应之。2003年国庆假期，我住在川大家属区一栋破旧的公寓里，每天天刚亮出去时麻将已先声夺人，暮色里乘着酒兴归来麻将也正在兴头上。百年前，这样的小百姓，为什么敢顶着先皇牌位往衙门里冲？七八年问，这个问题一再涌上心头，从《会典》到报刊看了几遍也不得其解。直到2010年，看到周询的《芙蓉话旧录》，我才明白皇帝的礼仪是以一种何等轻松愉快的模样活在成都的市虐中，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成都人以“清君侧”一样的自信挺身而起。这才是普通人的“革命”。

从成都的枪声中，传出了“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恐慌。我很想写“剿川”的意识源头，它应与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的历史记忆相关。但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几位烈士的死难与正名更让我挂念。他们在革命的思想上比刘香亭更加清楚，但是，在“哭先皇”发端的“革命”之后，他们的境遇怎么样？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或者稍为时尚一点说，辛亥革命没有伴随社会革命，烈士之死是集中说明。他们率哥老同志起于旧的社会，又被旧的社会吞噬。“川人无路哭先皇”带给我历史的悲壮与苍凉，“烈士的正名”则一片苍凉。

几年来，我渐渐地习惯以史学票友的身份自居。票友的姿态，却不能带来轻松的心情，“革命之后怎样”反而压在心头愈发沉重。《民国温江县志》，我曾作为研究清末团练的史料浏览过，内里对保路前后史事的叙述之翔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再读一遍，这一读不得了，革命的“未亡人”、民国的“逸人”曾学传将革命和革命同志写入家乡历史的“阳谋”跃然纸上。我停不下笔，也完全无法再按照学术论文的体裁要求去写，任凭情绪推着走，情见乎辞。十几年前就读过雷铁崖的“十年革命党，三日秘书官”，他的四川同乡曾学传虽然不那么有名，笔端一点“世事一无可为”的无奈却是同样的。然而，这更给我以作票友的动力，原来历史书写在最无奈时也会成为不懈的诉求。历史，于我们总是有诸多用处。尽管落下那篇文章的最后一笔时，是酒后踉跄着回到燕园南端的小屋，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纸的孤寂，一室的孤寂。  就这样，一些问题在心头压了十几年，直到在香港“上岛入山”，在工作中“事上磨练”，才看到一部分真相及其背后的逻辑。其中，我关注与感慨的还是成为革命者的普通人的境遇和心绪，他们有的功成名就，有的成为有名的烈士，有的成为无名的死难者，有的担负起了“未亡人”的责任。总之，他们都“生逢革命”。这不是一本有计划的书，只是一连串来自四川的故事，生生死死、悲悲喜喜而又似乎平平淡淡地，萦绕在我心头十几年，总算是有了些说法。用鲁迅的话说，我也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

这本书中的故事，就是这轻松之前“摇”出来的产物，我不是好的说书人，希望没有因为蹩脚的讲解，损伤故事的重量。

花开四朵，各表一枝。

学了几年历史后，我便自私起来。我仅把一小部分眼光用于历史，更多的则留给自己：我为什么如此安身立命；我的欢乐、苦恼与彷徨从哪里来；是否曾有人与我及我的身边人面临类似的处境。这不是个性化的问题，只不过，有的人从身边寻找答案，而我觉得也有必要回向历史。

“古之学者为己。”说的不是这个。

于是，我特别关注两类人的生活：一是士大夫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是普通人。关注前者，因为自己也可以算是个“知识分子”；关心后者，则因为每天都有普通人的生活在我身上和身边上演，我和他们分不开。

这本书中的故事就以普通人为主角。记得曾有这样的争论：到底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决定历史。与之相应的：到底是上层政治的“大历史”还是基层社会的“小历史”更重要更值得研究。我毫无兴趣参加此类讨论，不再究心“上”与“下”、“大”与“小”的辩证法，相关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也很难再激发心头的涟漪。因为，今天，我竟然抛弃了历史，眼里只有我和芸芸众生们的生活。每当看到我们和他们的奋斗与无奈、机心与慷慨、琐细与平和、温暖与苦楚，我就有冲动想要知道五千年前、三百年前、一百年前，大家如何讲话如何过活如何应对生前身后事。我发自内心地认为，生活本身具有意义。

同时，我也舍弃了道德判断。在道德至上愈发坚定的同时，对普通人，我却无力执行道德评判。他们身上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道德弱点，有的还相当严重。可是与他们面对生活的执着、勇气和坚韧相比，“道德至上论”却又是那么脆弱的。还是把道德判断留给“大人物”吧。这既不是对别人的慈悲，也不是对自己的反省，好像仅仅是，生活的感觉。

是的，生活本身具有意义。至于尽量客观地去重建历史，不过是为了将生活镶嵌到不那么走形的风景中去。

如果这风景是暴风骤雨，我们和他们的生活又当如何呢？

我曾反复引用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历史、革命与普通人关系的叙述：

我姥娘今年(1992年——笔者按)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小说家接着问道：“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这部小说将在故事发生的70年后拍成电影并上映，历史与革命中普通人的承受和付出能够引起更多的了解和感动吗？

幸运地，我遇到了亲身参加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一些人的故事。生逢革命，他们足够悲壮，我被他们感动。尽管，他们中有的不够“现代”，有的还怀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小算计”。“今之学者为人。”我不是历史学者，所以更加主观、更加激动地写下了他们的故事，为了自己。

迄今为止已经15年的历史求学路上，我同样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我无法一一开列名单并致谢，但是，在自己第一本书的最后，我要郑重地向自己的导师茅海建、梁元生两位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茅海建老师，自1999年我本科三年级起就一直给予我学术上的教诲和生活上的关心。习史令我自足，而这山阴道上的愉悦主要是他们两位引我领略的。他们都是严谨、纯粹的学者，对我如此为己的史观、史学票友的姿态，不完全赞成，但也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如父亲。父亲的宽容未必就好，却一定有助于孩子成为他自己。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黎明总编和陈健编辑，在他们格外的厚爱和出色的工作下，故事走出了我的抽屉，并且增色不少。这也是难得的幸运。

我总觉得，学习历史、琢磨历史，有如做梦。“吴音负鼓说中郎，粉墨细描汉时妆。蓦的轻风吹入册，画堂烛烧泪千行。”这是我2009年2月27日在吐露港畔写下的。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两年，是我非常随意而惬意的两年。写下这首记梦诗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可曾有人想过，在一百年后进入一个年轻人的梦？

孙明

2012年10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