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编著的《低下头》内容简介：低下头，才能广结人缘，走遍天下；低下头．才能照顾脚下，一路平安；低下头，才能看到自己的心，也才能看到大众和世界。日记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目的弘法行程、心得、计划，熔佛法、哲学、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

星云大师编著的《低下头》内容介绍：日记，是生活的痕迹，是成长的写照、经验的记载。也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大部分的日记是私密的，或深植内心深处，或随着岁月泛黄……这是一份特别的日记，来自众生，属于众生，读《低下头》，仿佛进入一个开阔的胸怀，一页内心最深层的省思。

自序　星云

心灵改革的良药　陈哲三

自我教育（1995年11月1日-11月15日）

点亮心灯（1995年11月16日-11月30日）

低下头（1995年12月1日-12月15日）

彩色世界（1995年12月16日-12月31日）

编辑后记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三

上午八时前往荣总做身体检查，这是我出院半年来第一次复检，检查项目有：心脏超音波核子扫描、心电图扫描、二十四小时心电图记录等。

由“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台北市政府新闻处、林荣三文化公益基金会、财团法人杨塘海文化慈善基金会、“中国广播公司”、张老师文化公司协办的“把心找回来”系列之二——“时时乐清贫，处处简朴心”活动，下午一时，在台北道场会议厅举行记者会。由我和李钟桂女士共同主持，到场者除各报社、电台、电视等记者先生小姐外，还有“中广爱心园”执行长陈龙发、林荣三基金会执行长胥山春、新环境基金会董事柴松林、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等贵宾。

经云：“佛法无量意，一以净为本”，故我们要先清净心灵；心若不清净，就找不回来，如果心不在了，心中的净土世界便不存在了。因此，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选举，而是必须把心找回来，让心清净，才能发掘内在财富。

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澳洲。澳洲人民生活简朴，居住房子不很宽大，物质享受也不如台湾，但拥有的森林、河流、草原、空气、阳光、公园却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这些都是未来子孙可以拥有的财富，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澳洲精神上的丰富。

真正的财富是共有共享的，不是个人的。我们居住在台湾，共同享有台湾，如同体与共生。除了要把心找回来之外，还要净化我们的心、我们的环境，用公德心来做环保，保存我们的资源财富。

李钟桂女士在致辞时表示，台湾现在生活富裕，人人忙于享受，被名利捆绑过紧，反而失去了自由的精神空间，所以借由和佛光会合办“把心找回来”的活动，就是希望唤起大众爱惜生命、重视环保、拒绝诱惑。希望大家能重新调整生活，共同推动这项新生活运动。

此次活动将于十一月起在全省展开，并将十一月及十二月订为“清贫月”，计划以全省十六场系列讲座、大型园游会和环保净山运动来传达“知足、不贪、简朴”的清贫生活文化理念，呼吁大众共同找回简朴心。

龚鹏程校长说，当代社会基本上比从前进步富裕，如交通的方便、衣着的华丽、物质的提升，但相对的付出不少代价，像治安的缺失、环保的破坏、空气的污浊、人际关系的疏离。而社会繁荣则是靠不断的占有资源、刺激消费、开发而达成的。我们的资源不是无穷尽的，不能无限的扩大、无限的开发，更不要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生产，要懂得惜缘惜福。借此净化人心运动，让大家能广泛思考，重新检查我们的生活方式，回归到简朴的生活。  “中广爱心园”执行长陈龙发表示，“中广爱心园”推广爱心工作，已有十多年历史，这次协办此活动，希望将简朴的理念，推广到社会每个角落，再由家家户户，将不用的东西提供出来，成立跳蚤市场来互换所需，既不浪费又可达成环保，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

新环境基金会董事柴松林先生推行净化选举运动已迈入第四年，实在是个有心人。他表示台湾由于过分自我膨胀，造成个人富裕、公众贫穷的社会，吃得越来越好，但制造的垃圾，足够一个贫穷国家生活所需。日本去年平均每人买二十七本书，大陆平均每人买二点二本书，台湾平均每人买零点七本书，可见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下，精神反而贫穷。希望清贫的思想，能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一种运动，来改造日益趋向物化的功利社会！

“清贫”与“简朴”原本就在我们心中深处，在推行把“心”找回来之际，别忘了还有清贫与简朴。

十一月二日星期四

最近台湾社会不仅混乱，且不幸事件一再发生，如台中威尔康大火、圆山大饭店起火、大统百货公司火灾，昨天嘉义嘉年华饭店又失火，让人看得心里很难受。天灾人祸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何化解暴戾之气，还给大众一个祥和的社会，是每一阶层人士都要共同努力的，但愿社会大众都能有这一方面的共识。

昨晚深夜二时醒来，忍不住去察看大楼周遭的防火及逃生设备。今天早上会报时，特叮咛嘱咐台北道场的徒众，居住在高楼，安全逃生不可不注意，要随时随地提高警觉，这是常识也是责任。

报上有一则关于“现代监视”设备的报导——

使用电话时听到沙沙声或杂音，很多人都会怀疑电话是不是被窃听了，尤其是一些敏感的重要人物或做贼心虚的人。据专卖窃听器或隐藏式摄影机的业者表示，那已是落伍的器材了，先进的电子式电话窃听器以无线感应并自动二十四小时录音，根本没法察觉。

而买窃听器的客户，大部分是怀疑先生有外遇的太太及不信任员工的老板，用来控制人才外流或商业机密外泄。窃听器的种类很多，有一种叫“隔墙听”，可以听到员工与员工私下的谈话。更有各式各样的伪装型窃听器，如：插座式窃听器、钢笔型窃听器、计算机型窃听器。

光录下声音不稀奇，以现代科技要在别人不知不觉中录影也不是难事，如一种迷你超薄摄影机针孔镜头，伪装于图画、镜子、皮包、皮箱、芳香剂、紧急照明上，可在三百公尺外接收发射器无线传送录影、录音；还有一种镜头只有三厘米的针孔镜头摄影机，常伪装在天花板、水板及墙壁。

据业者表示，其实东西本身并没有好坏，主要是看使用者是好人还是坏人。曾有调查人员以芳香剂内藏摄影机，把在公厕内交易贩毒的情形，完完整整的录影下来；但若用在老板手上，那么员工在厕所内讲话也要当心；当然还会有一些不肖之徒，用在非法的勾当上。

还有一种打火机型的照相机，用在秘密拍照存证，很难被发觉；对无法接近的目标物，也有一种长距离监视望远镜，连三公里外的车牌号码，也可以轻易读取。

除此之外，还有大哥大截听器、反窃听监录器……

这一则报导，看得让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随身的小东西都可以录音、录影，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君子不欺暗室”，古有明训。P13－18

我从童年开始，就喜欢写日记。但因那时生活艰苦，纸笔不周，只有将一些人事、新知、杂感、生活等记于脑海中。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最初几年曾写了二十多本约两百多万字的日记。后来自己翻阅时，发觉日记中尽是写些人我是非、他人得失，写到自己也是一副愤世嫉俗的丑陋面目。因此，在一九五二年的元旦，我重新在一本日记簿上写道：“我，是自私的；我，是丑陋的；自赞毁他，妄自议论，实在是人类的劣根性。”写完，我就将二十多本日记付之一炬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点可惜，因为日记是一个人生活的痕迹，是一个人成长的写照，是一个人经验的记载，更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假如那些日记至今还保存着，或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将日记写到今天，相信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有关人事、生活、知识方面的往事可以追忆，不管好与不好，我相信一定可作为做人处事的龟鉴。

一九六三年，我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到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由于行程紧凑，我就在飞机、火车、渡轮上，甚至有时没有桌子，如在印度天气太热，还趴伏在地面上，写了八十天的日记，每天写好后，要赶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后来并将之定名“海天游踪”，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想不到却因为内容涉及一些对佛教人士的看法，因而引起不少风波。之后，我又至印度朝圣多次，对于佛国当初值得记述的事迹，并没有留下雪泥鸿爪而深感可惜。

一九六七年，我开始创建佛光山，最初在《觉世》旬刊上发表每天大事记，约数年之久，后因凤山张致良居士认为太过把人事公开报导，故而反对刊出，从此，我对开山时的心情经过未能留下丝毫痕迹，至今回忆，也觉得不无遗憾。

直至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组织了“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团”到大陆探亲弘法，当时台湾各大日报纷纷邀我写访问日记，可能是因为事情太过繁忙，加上许多敏感问题，实在不易着笔。只有一一婉谢。虽然没有将日记在报纸上发表，但是我仍然写了三十天的日记，后因飞机输送行李时的失误，在大陆所买的书籍和那些珍贵的纪念品，甚至日记统统都遗失了，至今还不晓得流落何方，也许数百年后有人发现到的时候，说不定是一桩历史公案哩！

是一九八九年的七月吧，我为了顾念《普门》杂志的发行量，对其聊尽一点心意，便自告奋勇地向主其事的依空、永芸提供日记给他们发表，从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起，迄今四年，未曾间断。这些日子，我将自己个人的生活、工作、弘法度众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等一切皆公诸于读者之前。只是我的日记挂一漏万，没有真正顾及到生活方面，像有很多书信、谈话、友谊、计划，并没有记录下来，工作、演讲等内容，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没有完整地详录。尤其是对事情的看法、内心的感受，自觉表达得很不完全。  其实，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负责笔录日记的永庄，四年来他最辛苦，尤其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话的习惯，也没有问过我日记要怎样写，或许由于他不讲话的缘故，我也没有特意告诉他我的一些看法。所以，他无法确实地了解我心中的体会，唯有待日记写好后，我在字里行间补上几句就草率地完成。

这本日记除了永庄之外，曾经为我代笔过的有慈惠、慈容、依空、慧军、永妙、满果、依日、依筏、依门、依宏、依晟、永贤、永均、永芸、慧传、满义、永海、满和、永有、依益、觉幻和李仁玉等人，他们有的为我写过一月半月，也有的只写了一天两天，无论记录的多与寡，我仍然要向这些徒众表示感谢，因为有他们，才没有让我的日记在四年里中断过。

有人说，在我的日记中并没有常常看见我读书：也有人说，读我的日记，很少看到我吃饭修行。也甚少叙述我生活中的细节，例如只见我坐飞机，并没有提及我去买票，只听闻我每天去某个地方，并没有说谁替我开车……事实上，天天要做的事情，常常要做的事情，顾此失彼是在所难免的。

也有人问我：日记是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日记有时候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观自照；有时候日记是一个知己，可以尽情地向他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日记是一张功过表，上面记下了我们处世的对与错：又有的时候日记是一部成长史，留下了成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有时候会觉得日记是一个百味坛，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此外，也有许多读者致电来函，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像每次日记发表后，都会看到读者的热烈回响：有的赞美我为法忘躯、为教牺牲奉献，也有的说我的日记犹如一帖清凉剂，熄灭了都市里的喧哗和红尘中的纷争；有的说日记好像一盏明灯，为大家学佛的道路指引方向，更有的说日记好比一朵美丽的鲜花，吐露清香怡人的芬芳……若要真的问我对日记的看法。我则觉得日记是我随心自作、随性自遣的生活小品。

感谢很多人写了阅读“星云日记”的感言，如：“《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先生、胡志强先生、作家尹雪曼先生、薇薇夫人等。有的人说我的日记有教育性的内容，有的人说有跟随我弘游天下的感觉，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文字并不十分流畅，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十分深入，尤其有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上下关系及诗词古句，我都记不清出处，除感谢外，在此也顺便说声歉意。

现在，《普门》要将我这四年来的日记发行单行本，到一九九二年止，总计有二十册之多（编者注：《星云日记》共四十四册，此序作于前二十册出版时），感谢三宝的加持，和所有亲友信徒的因缘，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这本日记。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开山寮

星云大师，1927年生，江苏江都人。12岁出家，1949年赴台，1967年开创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事业。1991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选为世界总会会长；于五大洲成立170余个国家或地区协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星云大师一言一行所产生的影响已不限于宗教界，更普及全社会。星云大师自1989年访问大陆后，便一直心系祖国的统一。近年回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并捐建扬州鉴真图书馆、接受苏州寒山寺的赠钟，期能促进祖国统一，带动世界和平。星云大师著作等身，总计两千万言，已在大陆出版8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

《星云日记》收录星云大师1989年7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日记，最初陆续刊登于《普门》杂志“星云日记”专栏，后结集由台湾佛光出版社于1994年和1997年分两次出版，共计44册。日记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目的弘法行程、心得、计划，熔佛法、哲学、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

此次岳麓书社出版《星云日记》，分三辑先后推出，第一辑收第1册至第15册，第二辑收第16册至第30册，第三辑收第31册至第44册。各册书名不变，对原版编排格式作了简要调整，极个别文字作了删节处理。此次出版除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外，对有些不便大陆读者阅读的词语用法也作了改订，如原版中“计画”“规画”改为“计划”“规划”，“连络”“连系”改为“联络”“联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径改，不出校记。但原版中专名（人名、地名等）之译名，无论常见或稀见，皆一仍其旧，如“布希”（即布什）、“雪梨”（即悉尼）等，为避免转译之误也，读者诸君明鉴。

台湾某些与大陆名称相同的大学或文化事业机构，或其他容易产生歧义误解的机构名称等，加引号表述，如台湾“中山大学”“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等。《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涵盖全国性称谓的报刊名称，加引号表述，如“《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