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培——二叔回国把侄儿的心也带走了
张健培1952年夏天从印尼回到祖国，回国时正好20岁，2012年正好80岁，回国整整60年。他高高的、瘦瘦的，说话慢慢的、轻轻的，与人们心目中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十分吻合。他是第三代华侨，最初是祖父到达印尼，“到那里搞什么东西呢？”张健培说，他的意思是祖父的谋生之道，也仿佛画出了祖父当年站在热带的土地上放眼四望，寻思立脚之策的一幅图画。“牙医。印尼甘蔗多，蛀牙多……”张健培笑道。大家听了也都笑了。
张健培祖籍广东中山县，自祖父那一辈开始离开中国去印尼谋生。他的父亲张应芳生在祖国，长到十几岁时，是由祖母庐氏回国来把他接走的。
张健培的祖父张瓒琴是位牙医，印尼甘蔗多，患龋齿的病人自然就多，所以祖父到印尼，无须像一般华侨那样从做苦力开始。生活虽不像一些经商的华侨那样大富大贵，但也总归是衣食不愁的了。
张健培的家在印尼雅加达，祖父去时还是在荷兰人的统治下，荷兰人给雅加达取的名字叫巴达维亚。父亲张应芳到印尼后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读过几年书，读到相当三四年级，学的是荷兰文，后来就跟着祖父学牙医。
张健培老家广东中山县的同乡去印尼的人不少，有个姓郑的同乡，到印尼时把他妹妹郑金凤也带去了，后来郑金凤就与张应芳结成连理，她便是张健培的母亲。
张应芳成人后子承父业，与妻子一道开牙医诊所，生意挺好。他们生了4个孩子，张健培是长子。
张健培6岁的时候入了广东同乡会办的广仁小学，念了6年，快要毕业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攻印尼。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张健培父母带着全家逃难。
日本人投降后，家庭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张健培的家长又开始为张健培选择继续读书的学校了。
有一个叫司徒赞的人，也是他们广东人，在20世纪10年代末自南京暨南学堂毕业后，来到印尼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担任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也做过报社编辑，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抗日战争之前与之后各时期，都十分活跃。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曾被捕关押在集中营。日本战败后，司徒赞联合广仁学校、华侨中学、福建学校，商定三所学校合办一所华侨中学——“临时联合中学”，于1945年10月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司徒赞被推为该校常务委员。
1946年7月，中华总会文教部根据主办联合中学的三大侨团的提请，决定将联合中学更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之后的常务董事会议上，司徒赞被推举为巴城中学第一届校长。
张健培顺利地考上了这所学校。
张健培所受左派思想的影响，除了“巴中”以外，还来自他的二叔张应华（别名张华），他是印尼华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当时张健培家订有两种华文报纸，一是《生活报》，另一份是《新报》。《新报》也是左派报纸，但不像《生活报》那样激烈，比较温和。张应华还是一位话剧演员，演过一些进步话剧，比如陈白尘的《升官图》等。他因思想左倾，为印尼当局所不容，一度东躲西藏，后于1951年回到祖国。
二叔的离去，使张健培对新中国更加向往。张健培的父母虽然不像二叔那样积极鼓动他回国，但也很开明，不阻拦他回国。其实从情感上来说，他们应该是希望张健培留在他们身边的，因为他是老大，下面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小，而且父亲的身体也不好。但他们毕竟爱国，也相信儿子在祖国会更有前途，会生活得更好。
1952年6月，张健培离开印尼，回到祖国，被安排在一个临时处所，准备参加高考，高考在7月举行。
张健培参加高考，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大连工学院，后被大连工学院录取。
张健培就读于水利系水利工程专业，读了四年，还做了班干部。
张健培回国才半年，父亲就因病过世了！牙科诊所家里无人顶替，只能向外请人，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家就这样败落了。
后来整个家就靠大妹妹支撑，小妹妹因为读书用功，在印尼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也于1959年回到祖国，考上厦门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清河中学当数学老师。
张健培从地跨赤道、年平均温度26℃上下、无四季分别的热带气候的南半球国家印尼，一下来到地处北半球暖温带、四季分明、最低气温近零下20℃的大连，本来在气候上就很不适应，他接到父亲病逝噩耗的时候，正是他到大连的第一个冬天，是大连最寒冷的季节，其心情可想而知。
除了气候，不适应的还有饮食，那时他们常常吃磨得不很碎的玉米碴，肠胃受不了，许多人都大便出血。
除了自然环境与饮食，政治气候也很严峻。张健培一入学，正赶上紧接着“三反运动”的“五反运动”掀起高潮，虽然运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学生的，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接二连三，造成社会的肃杀之气，不可避免地使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何况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侨生。
张健培大学毕业时，学校从各专业选拔了10个同学到清华大学深造，到当时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主办的一个研究生班进修。可是才一个多月，反右运动又开始了，钱伟长成了右派，研究生班随即暂停。相当于工作分配，研究生班上学生各人的人事关系就转到了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单位。
选择去向时，张健培就选了南京，被分配到河海大学的前身华东水利学院。研究生同学一同分来的有三人，其中一位叫赵文绮的女生也是张健培的大学同班同学，当时他俩已在恋爱中。张健培在理论力学教研组，赵文绮在河川系工程力学教研组，都搞教学。
半年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恢复，张健培与赵文绮重又回到清华，两年后毕业，再回到华东水利学院当老师，一直到以副教授退休，两人同属于河海大学力学材料学院。P2－5
2009年仲春，鉴于老归侨们常相聚说说话的精神需求，又恰逢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华诞，这日子对于那一代归侨有特别的意义，大家更有一肚子话要说，遂在江苏省侨联的支持与指导下，由南京师范大学侨联具体操办和主持，在省侨联“华侨之家”开设了寓意守望精神家园的“守望聊天室”，定期安排老归侨回忆个人经历，包括家世、国外生活、回国过程以及回国几十年来的人生。
归侨们的人生因为经历的特殊性，所以较一般人更丰富、更曲折，用历史的眼光来打量，也就更有特殊的价值与记载的必要。在聊天室的活动中，常常是谈的人难抑激动，听的人深深被感染；叙述的故事不乏生活哲理而给人以启迪，同时又充满了传奇与趣味，用文学的眼光来打量，当然是写作的好素材。
本书共收录了22位归侨，其人生的大部分是在祖国度过的，而他们归国时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也才24岁，因此每个人回国后的经历，都可以说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不同的是各人的故事情节，相同的是都令人感动不已。
郑婴三藏有几张不同时期的姊妹合影。她的父母生了她们四个女儿，幼小时，四小乖乖女穿着一样的白衫黑裙校服，排排坐在那里，身后是年轻的父母；又一张，四姊妹一字排开站在中年的父母身后，那时她们已分别上中小学，昔日的小鸭子羽毛渐丰，不久的将来，就要变成大雁北飞；下一张，中青年的四姊妹偕夫婿及孩子们把年迈的父母围在中间；第四张，四姊妹重相聚，在一个商场合影，而那时，她们已都是有些佝偻的老人了。仅仅四张相片，就非常生动地展现了人的一生，一言不发却胜过任何文字。
令人感慨的还有张珍英的经历，可谓“成长”的典型：几十年来新中国的生活，不仅使她走上一条完全不同于她留在印尼的姐姐们的道路，也把她改造成了完全不同于她的姐姐们那样的人。
林得春的故事则是归侨“证明忠诚”的代表。林得春因祖上离国时间久远，加之与外族通婚，这使他的“祖国”问题，较之其他归侨“祖国与故乡”的问题更“严重”一些，虽然这并未影响他对中国的忠诚，但在那思维反常的年代，仅有一颗滚烫的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须通过筋骨之劳、体肤之饿、身心空乏、思想困惑种种考验，而取得证明。林得春为此几乎花费了他自青年以来的整个人生。
本书在收集素材、成稿及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谨借此机会致以衷心感谢，他们是：原江苏省侨联主席郁美兰、省侨联文化联络部部长蓝晓霜、省侨联办公室潘晶先生与侨情研究室杨茜女士、南师大党委副书记王建、原南师大纪委书记倪延年、原南师大统战部部长冯大云及原副部长羊瑞生等。
特别感谢省侨联史宇主席、宫琳副主席，他们在上任伊始，就十分关心本书的进展，并对出版给予了实际的帮助；特别感谢给予本书以真切关怀的南师大党委蔡林慧书记、南师大统战部韦国娟部长、南师大侨联孙文瑜主席；特别感谢东南大学退休教授、我国著名肾脏病专家、南京逢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印尼归侨冯明利先生对于本书出版所给予的慷慨资助。
尤其感谢南师大侨联黄彬副主席，自聊天室开办暨归侨采访之初，她就不辞劳苦张罗一切，其问遇到许多问题，她都想方设法，倾力协调解决，没有她对华侨事业的热情与办事的能力，就不会有这本书；尤其感谢省华侨之家张珍英主任，她积极把聊天室的空间承揽下来，每当聊天室活动时，都亟尽地主之谊，主持聊天活动或招待大家，用她那很有“风味”的福建普通话口音，欢迎来者，并且主动提供经历丰富的归侨的信息，帮助联系、动员归侨。
还要感谢南师大各院系当时在读的十多位研究生，他们是：李芳、邓艳、赵眙冰、宋慈慈、张冉冉、许巧敏、张希涛、王永剑、杨卫东、王宁、王婷婷、孙栋、蔡婷。他们义务帮忙将归侨们的录音转化成文字资料，因有些归侨口音较重，听写起来非常吃力，经常是一句话要反复辨听多遍才能趋于准确，极端的例子是外国语学院一位研究生有一天花了9个小时才听了6分钟的录音!作者也曾因反复用耳机试听导致左耳听力出现障碍而就医。年轻的学子们并未因此而退缩，他们用热情与韧劲克服困难，同时表达对理想主义者的敬意与对历史的尊重，这在如今的物质社会里，尤显难得。 还要感谢南师大王播生、王宜静、于永兰三位老师，几年来，一直默默地支持聊天室的活动。于老师是朝鲜归侨，两位王老师则是侨属。王播生老师是山东琅琊王第49代后人、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的姻亲，本来还计划听他详谈家世，他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没能看到本书的出版，实为莫大遗憾。
最后谨向山东出版集团张涛先生、山东画报出版社李海峰先生、山东人民出版社王海涛先生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本书为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
上世纪中叶的一个秋天的下午，一位56岁的湖南人，在面色庄重的一群人的簇拥下，登上昔日皇帝颁诏的高近四十米的北京紫禁城的正门城楼，面对城楼前原宫廷广场上黑压压的群众，舒缓而高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的南方口音通过高音喇叭在广场上空回荡，使本已兴奋的人群沸腾起来；消息传到海外，无数的华侨也激动起来。
华侨侨居别国，与祖国隔山万座隔海连天，但命运却达蹇相系：祖国强盛则华侨眉扬腰直；祖国弱败则华侨受人轻视欺侮。所以华侨对祖国的兴衰十分敏感，对祖国的晴雨也格外关注。
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年间，对于祖国，华侨曾有过两次始喜终悲、由满怀希望而坠人巨大失望的经历。一次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华侨本即那场革命的主导力量，以至孙中山有言：“华侨为革命之母。”所以华侨对好不容易挣脱了清政府枷锁、早就贫弱不堪的祖国，特别寄予了厚望，可是后来出现的局面，不是祖国走向安定复兴，而是军阀割据混战，华侨的心不由地冷了半截。
第二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中华民国难得有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可建设刚有起色，许多计划还有待实施，日本侵华战争又全面爆发，中国再一次跌入苦难的深渊，华侨的心随着祖国山河一起碎了。
中国对日惨胜之后，华侨又经历了国共内战的几年心灵折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华侨的冷漠，也使许多华侨对它心灰意冷、离心离德，转而对新兴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抱以希望。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一改昔日政府懦弱无能的姿态，而显现出“睡狮醒了”的新形象；国内则呈现出上下齐心、各行各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些都使华侨们欢欣鼓舞。新政府执政伊始，就表现出对于华侨的关怀和重视，又使华侨们感到似乎等了几十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当新中国表示欢迎海外华侨回国求学深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华侨们便立刻如决堤之水，汹涌奔向祖国的怀抱来了。
本书所采写的2l位华侨，就是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10年，百万华侨归国大潮中的朵朵浪花。其中，13位来自印度尼西亚，3位来自马来西亚组成前的沙捞越，两位来自缅甸，其他几位分别来自法国、泰国、柬埔寨；另外还有一位港胞眷属。
屈指来算他们当初毅然归国的日期，赫然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可不是吗，回国那时或世事懵懂的少女，或踌躇满志的青年，如今最小的也年届七十，而年逾八十的也有四位了——在令人惊异时光似箭的同时，“历史”二字也在岁月的荡漾中渐渐清晰地显影了。
人们常说历史总会重演，事实上重复出现的不过是一种相似的现象，即如大自然的四季更替、周而复始，也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既然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花儿怎会例外？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由此说来，遭遇侨居国那样的环境变迁、际会祖国那样的时代风云的一群青年华侨，那样一群有着对理想的狂热、有着对祖国的渴慕，以及宁愿抛弃一切、执意选择归国效力的青年华侨，他们以及他们的举动，抒写了一页特别动人的历史——“动人”在于可歌可泣，“特别”则在于永远不会再有重复——历史也因此不应忽略他们。
记住他们，铭记那段历史，这是作为后辈的我们，能够做也应当做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华侨蜂拥回国，形成热潮，形成那个时代独特的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回家（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作者（王一心）采访了几十位上世纪50年代（3位1960年）归国的华侨，选择其中22位，其中包括郁达夫的遗腹女、钱锺书的侄子、著名民主人士冷通的外孙等，历时三年，以文学的笔法，真实地描写了他们的一生经历，包括其祖辈父辈因各种原因离开祖国，在国外的生活情形、选择回国的主客观原因，回国的过程、回国后的读书、工作、最终融人祖国普通百姓生活直至暮年的曲折经历，记录下那特珠的一群人的人生，也记录下一段独特的历史。附有各位归侨珍贵老照片约150幅。
《我们回家（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一改昔日政府懦弱无能的姿态，而显现出“睡狮醒了”的新形象；国内则呈现出上下齐心、各行各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王一心编著的《我们回家（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所采写的2l位华侨，就是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10年，百万华侨归国大潮中的朵朵浪花。其中，13位来自印度尼西亚，3位来自马来西亚组成前的沙捞越，两位来自缅甸，其他几位分别来自法国、泰国、柬埔寨；另外还有一位港胞眷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