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司法的20大案》(作者蔡斐)倡导的通过个案实现正义，所指的个案不仅不限于关键性个案，而且更应当关注大量的、普通的、琐碎的个案。这些案件，发生于中国日常的司法运作中，并且呼吁要能够以个案为基础进行反思与提升，因为个案正义代替不了制度正义，要使个案正义具有普遍正义，就必须构建制度正义。综观中西古今法治的衍化史，都是从个别调整发展到规范调整，进而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过程。

《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司法的20大案》所撷选的个案，并不否认预先挑选的成分，从清末的苏报案，到民初的姚荣泽案，到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再到二十世纪末的綦江虹桥案，这些案件可谓“关键性个案”。引入关键性个案来展开对二十世纪中国司法制度史的考察，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方面可以诠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问题，将宏观结构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使学理与历史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关键性个案能为破解研究命题提供特殊的焦点，可以以关键性个案为原点，将其信息和理论最大限度地推广到其他个案和类型。

《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司法的20大案》的作者是蔡斐。

苏报案：中国近代司法转型的牵引(1903年)

姚荣泽案：民国司法独立审判第一案(1912年)

撒克森案：收回领事裁判权过程中的插曲(1922年)

陈独秀案：国民党“清共”第一巨案(1932年)

施剑翘案：法律与情理的激辩(1935年)

诽谤日本天皇案：民国司法的尴尬与屈辱(1935年)

封捧儿案：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彩一页(1943年)

周作人案：“文化汉奸”的审与判(1945年)

高秉坊案：战时司法背景下的“贪污案”(1945年)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的丧钟(1946年)

上海舞女案：民国女性的集体暴力事件(1948年)

刘青山、张子善案：新中国反腐第一案(1952年)

特赦日本战犯案：人道审判宽恕之花(1956年)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正义路1号的审判(1980年)

包郑照案：新时期“民告官”的开端(1987年)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案：审判监督权的新启动(1991年)

刘秋海案：正义的背叛？(1995年)

孙万刚案：从死刑到无罪释放(1996年)

张金柱案：当司法遭遇传媒(1997年)

綦江虹桥案：司法公开的时代样本(1999年)

《苏报》本是1896年胡璋创办的一份“营业性质之小报”。长期以来，一直都不顺当，遂在1900年全盘出让给落职官员陈范。转手后的《苏报》依旧毫无起色，甚至有点无以为继。

转机出现在[903年年初的那场全国普遍爆发的学潮之际，随着蔡元培、章炳麟、张继、邹容等大批革命斗士的加入，原本碌碌无为的《苏报》一下子就进发出活力，阔步走到了言论的前列，连篇累牍报道各地学堂、书院罢课、散学、退学的消息，并在言论上予以同情，支持学生的正义之举，无形之中成为学潮的鼓手和旗帜。

以5月27日章士钊担任主笔为标志，《苏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一段疾风骤雨般猛烈且又惊天动地般壮烈的革命征程。历史风云的变幻．将《苏报》推上了时代潮流的最顶端。

6月1日，《苏报》实行“大改良”．刊登论说《康有为》，“要之康有为者，开中国维新之幕，其功不可没。而近年之顷，则康有为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可断言也。”6月2日，首列《本报大注意》，发表论说，称“乃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主人翁，而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大耻奇辱，孰过于斯。”6月6日，《苏报》刊登张继《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借此鼓吹“中央革命”的理论。6月7日、8日，以“来稿”的形式发表章士钊所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c 6月9日，首列《本报大感情》．刊登《读(革命军)》，谓：“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捋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6月29日，摘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部分内容刊出，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点出戊戌时期光绪帝有意维新，乃出于保存自己帝位和权力的目的，他和康有为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之上。“载澹(指光绪帝)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指康有为)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此文一出，尤其是文字直呼光绪之名，朝野轰动，举世哗然。

在时局变幻莫测的风口浪尖上，《苏报》敢于倡言排满、呼吁革命、乃至大不敬地喊出“载湘小丑，未辨菽麦”，无异于自甘灭亡。但要抓捕《苏报》这班悍将并非易事。原因很简单，《苏报》馆坐落在公共租界内，这里实行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管理，几乎脱离和排斥中国政府的管辖，清政府无法直接行使职权，对于报界，恰如一个隔离和缓冲区域。无奈之下，天朝只得叹息鞭长奠及。

等到《苏报》言论日趋激烈，《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先后出版，情况便急转直下，暂时搁置的捕人计划又再度列入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可在当时上海“一地三制”的情境下，要在租界内抓人，并非易事。上海道台袁树勋深知“租界之治权，彼实不得过雷池一步，而不能为非分之想、出位之谋”，远在江宁的两江总督魏光焘也明白，“界内拿人，最为棘手”。为谨慎起见，乃派候补道台俞明震赶赴上海，会同袁树勋同租界领事交涉。

翻开厚重的大清国不平等条约，尽管无法查阅到“在租界抓人，要经各国领事同意，经董事局签字，并由巡捕协拿”的条款，但历来双方交涉而成的习惯却是，清政府在租界拿人必须完成上述并不存在的程序。这个不成文的条约外特权，在上海做父母官的袁树勋没有办法改变，在颐和园赏花观月的“老佛爷”慈禧也没法改变。可是朝廷圣旨既出，责任落下，一切只能尽最大努力，成与不成，只有天晓得。

经过多次协商后，租界作出妥协，同意捉拿《苏报》馆的章炳麟、邹容等人。但要求清政府当局书面承认“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中外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办理”。既然租界当局给了“面子”，那大清国还要顾及自身什么架子呢？

审理该案的机构被称为会审公廨，这恐怕是一个今天的法律人都可能陌生的机构，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混合法庭。

会审公廨源于1864年建立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此前，因为小刀会起义，租界之内涌人大量华民，中外纠纷也不断发生，被战火搞得焦头烂额的大清国官员性命都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处理纠纷。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遂主张租界内一切较轻案件，先由外领审理，较重者则移交界外华官讯判。等到战火平息，清方要求归还预审权时，英国领事便建议在公共租界设立一个由华官主持的司法机构，专门处理租界内发生的华人违法案件，凡案件涉及外人利益，则由外国领事“参加审理”。1869年，双方签订《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作为会审公廨的运作依据。

从此，上海市民目睹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中西合璧式的审判组合：堂上，顶戴花翎官服朝珠的中国官员和西装革履的西方陪审官并排而坐；堂下，中国衙役们操持着水火棒，低吼着“威武”，对面当值法警却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摸鼻。P4-6

个案推动法治，关注影响中国。

案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素材，也是关注社会的最佳切入点。当下中国，纠纷多发，诉讼急增，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大案要案，更兼微博时代，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各类大案及其处理过程得以全景展现和讨论。法治建设，渐进前行，通过个案实现正义，并借此改进制度，成为当下中国推动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杠杆。

微博时代，频繁发生的案件和事件引发一波波“网络舆情”，呼唤着更多的人从事案例研究。我曾试图顺应时代要求，创办《大案》(CASES)杂志，关注重大案件，汇编案卷资料，推动案例研究。按照设计，通过微博，每天收集和点评各类大案；每月制作一期电子刊物，设深度调查、案件跟踪、拍案说法、案卷档案等栏目；年终出版《大案》年刊。进而，《大案》杂志可组织案件研讨；建立法律顾问团，为特殊案件提供支持；发起大案的学术研究；开展“大案”年度评选；发布《中国大案年度报告》等。由于精力不济，投入不足，《大案》杂志远未实现预期目标。尽管如此，我深信，案例研究以及这一策划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慧眼独具，曾就案例研究向我约稿。我虽有相关写作计划，但因事务太多，近几年无法动笔，故推荐蔡斐承担。蔡斐是我在西南敢法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此前本科和硕士阶段一直就读于新闻学专业。他很早就参与CJ$-：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学术沙龙，并时常一起登歌乐山。蔡斐报考博士时，多数教授排斥非法学专业。但我一向偏好于跨学科研究，并认为非法学专业若能与法学有效嫁接，将显示更大的优势。学新闻的学生擅长于叙事，适合进行案例研究。加上蔡斐长久以来关注历史，我便鼓励他对“1903年上海苏报案”这一横跨新闻传播史和司法制度史的个案进行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的博士论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如今。蔡斐——当年的西政“才子”，已成长为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他的学术才华已初露锋芒，沿着案例研究的道路。他一路前行。从苏报案到二十世纪的20大案，到下一步的案例研究规划。他精力充沛，勤奋多产，和我早期有类似之处。看到他不断发表新成果，作为导师，我非常高兴。希望他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作为一本同时面向学界和大众的读物，该书可圈可点。最有价值的是。兼具可读性与学理性。二十世纪的中国，时代变迁．风云激荡。这不可避免体现于“大案”之中。本书选取的20起重大的影响性案件，时问跨度从晚清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起案件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牵涉到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司法与政治、司法与传媒等影响司法制度变迁的大问题。这些案件，犹如一部部真实的纪录片，既真切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恢宏画卷，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司法及法治发展的关键节点。

纠纷起因，诉讼过程，法庭激辩，庭外角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生五味，故事曲折，作者娓娓道来，读者不忍释卷。但作者并未停留于故事本身，而是依托个案，进行严肃和深入的思考。立足案例，超越个案，探究法理，思索社会，全书因而体现了学理的深入和历史的张力。

二十世纪，虽然过去，但并不遥远。二十世纪的20大案．就如同不久前发生，映射着当下的中国。这些案例，对于法官，是一种警醒，因为所有的案件都被记录在案，以案卷形成凝固的“历史”，并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为案例研究的书刊所收录和评点。故而，每一位法官，办好每一起案件，既是司法正义的要求，亦是历史的呼唤。或许，若干年后《二十一世纪影响中国司法的21大案》出版时，会记录他们的历史印记。

徐昕

2012年8月2日

于北京昆玉湖畔

纠纷起因，诉讼过程，法庭激辩，庭外角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生五味，故事曲折，作者娓娓道来，读者不忍释卷。但作者并未停留于故事本身，而是依托个案，进行严肃和深入的思考。立足案例，超越个案，探究法理，思索社会，全书因而体现了学理的深入和历史的张力。

——徐昕

相信个案的力量，相信叙事的力量，相信通过个案实现正义对于司法进步和民主法治的推动力量。

——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