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编著的这本《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以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视角，还原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关注朝廷、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秘密社团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互动及其变化，试图厘清外国入侵的影响与帝国内部变化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本书结构精巧，视野开阔，层层推进又娓娓道来，各学科的分析方法运用娴熟，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社会史与地方史写作的典范之书。

魏斐德编著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一本研究清朝末年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学术著作。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导言

第一部分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第一章 三元里事件

 第二章 广东的团练

 第三章 士绅与三元里

 第四章 我们中的汉奸

 第五章 我们与他们

第二部分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第一章 忠良还是叛逆？

 第二章 进退两难

 第三章 黄竹岐：时间到了

 第四章 1849年的胜利

第三部分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第一章 阶级与宗族

 第二章 华南的秘密社会

 第三章 广东与太平天国叛乱

 第四章 收紧圈子

 第五章 红巾叛乱

 第六章 清洗

第四部分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第一章 广州被占

 第二章 广东团练总局

 第三章 抵抗运动

 第四章 离去

附录

 一 人口压力

 二 书院与社学

 三 “房产危机”

 四 一些经济问题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

 六 红巾叛乱

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征引书目

译后记

突然间，外交危机结束了。耆英放弃了追究凶手的要求，而英国人也不再要求惩办地方治安当局。但是，社会危机仍然持续着。社学默默地、勉强地放弃了他们进行报复的公开斗争。而广州人再次认为他们被出卖了。

康普顿事件促使英国人采取某种行动。英国也似乎是在为它早些时候的外交困境等待一个补偿的机会。1846年秋天，一件微不足道的排外事件使巴麦尊愤怒地告诉德庇时：“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这一指示送到英国公使手中之前，恰好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六名外出游览的英国人，在佛山附近（团练的中心地带），遭到村民们投掷石子的袭击。1847年3月27日，德庇时专横地命令耆英惩罚肇事者，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耆英没有答应。于是，达格拉将军对虎门发动了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4月1日，炮台被攻占，827门大炮被钉塞。一支远征部队在商馆登陆，封锁了猪巷，做好了进城的准备。耆英被这一未曾料到的行动吓呆了，只好屈服。三名肇事者被当众鞭打，并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进城。两年的间隔，使总督有时间来平息排外情绪，并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好意。

这个希望只是空想。这时，反洋人主义已从乡绅和市民那里传播到城里那些“可靠的”中上阶层。就在同德庇时签订了4月协议之后，一阵真正的恐慌席卷了广州。很久以来，外国商人就盼望在河南或商馆附近租一块地方。为了省去昂贵的存货费用，也为了把货物从易受攻击的商馆地区搬出来，英国人想要一块地来建造自己的、新的货栈。因为中国方面曾答应把流浪汉从商馆地区赶走，1847年5月初，广州当局开始清理猪巷里的大都为流浪汉居住的杂院。而自英国人就在猪巷和河南租地之事同中国的谈判一开始，这两个地方的小店主及房主们就确信，耆英被达格拉将军的突击吓坏了，已经秘密同意让夷人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种恐慌是误解造成的，但却促进了广州的第一支城市团练的产生。5月20日，上述两区域的房产主在公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赞成出钱雇用乡勇、抚恤死亡乡勇的家属，并在必要时为英勇牺牲者建立庙宇，以此抵抗洋人的扩张。其他小店主们的集会决定捐献一个月的租金用以招雇兵勇、购买武器。木匠、泥水匠的行会则保证他们绝不给外国人在河南建造任何房子。参加这些集会的商人及工匠对这一决定都感到十分满意。似乎他们通过这一招募团练的提议，就可媲美富有的、受人尊敬的“九十六村”乡绅，就已经共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团练与乡村团练有很大不同。它的力量不在于那些兵勇，而在于其首领具有迅速地把城市组织为各个“管理区”的能力。这是警察的职能，而不是防卫军的职能。在1855年，它将显示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但在当时，团练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房产危机”结果是一场虚惊。1847年6月7日，珠江南岸的房产主们终于明白英国人是打算租用而不是买地作为货栈。但是，市郊的一些更加蒙昧的村庄仍继续对夷人的出现表示不满。到8月3日，英国商会终于决定，货栈一事不论能得到多大好处，也不值得引起公众的无谓纷扰。广州城很快平静下来。但是，在广州周围的农村，1847年夏、秋两季却不断发生反洋人的事件。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咒骂、被抢劫、被投以石子，或被番禺、南海县的农民赶回城内。每一次，耆英都尽力安抚德庇时，袭击者总是很快地受到处罚。同时，官府会不断在乡间贴出告示，劝告人们节制。耆英虽然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却不能使英国人避免越来越多的烦恼。而耆英对每一次新的事件的处理，却使他在士绅们的眼中越发显得是个姑息迁就的人。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是简单的告示或鞭笞所能解决的事件——黄竹岐杀人案。

黄竹岐是南海县恩洲南边的一个小村，与广州隔岸相对，之前曾参加过升平社学。1847年8月问，在这里时常能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忙于进行操练。有一次，一群狂热的乡勇向一艘满载外国人的游船开火，但没有打伤人。1847年12月6日早晨，六名年轻的英国人在黄竹岐附近上岸打水鸟，下午很晚了尚未返回。一个当地的船夫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乡勇们的敲锣声，惊慌地返回商馆报告说这些人失踪了。第二天早晨，流言传到广州，说乡民已杀死这六个人。那些加入了自卫团的外国商人被激怒了。他们武装了自己，正要离开商馆前往黄竹岐时，马额峨领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赶来阻止了他们。

12月8日，预示不祥的告示出现了。升平总部发表文告，用鄙夷的词句指责英国人。很显然，这里正酝酿着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第二天，所有的流言都得到了证实。两个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被找到了，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

P98－101

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这一内战的损失超出了历史想象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们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中的主人公相似，而没有对这样的大屠杀表示太大的兴趣。诚然，太平天国叛乱之后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式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天国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岭。从纵向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就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进入军阀混战的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到底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仅仅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岁月中塑造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去努力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变迁。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或是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才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则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疆域之内。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既不值得重视，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段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区也成为可能。克莱夫在普拉西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三世界”的欧洲化——的开始。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的人的遗蜕。

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1768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15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国落后的治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性过程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和世界的）汇合，使状况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整体的变化。由此，人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天国造反者不只是在外表上异于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士绅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士绅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正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士绅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我，他们不得不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而不愿去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资源以证明他们超凡的合法性；这一资源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叛乱者的公有财产制度及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士绅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反对太平天国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秀全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一致的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布洛克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公行、总督，在游记、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军队的无能而躁动不安，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我认识魏斐德教授已有好几年了。他是美国研究中国明清史和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著述宏富。这本《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他的成名作。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介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近代史开始成为自成主体的研究领域，费正清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代表。他们大多研究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上层人物。在制度史方面，由于理解中文资料的要求较高，萧公权、瞿同祖等华人学者贡献最大。从60年代起，有所谓第二代的中国史家。他们开始重视研究基层、民问组织、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其特色是，当时一些较年轻的美国学者多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经由专题研究、地区研究而对社会史的动态作了深入探讨。刘广京教授认为，“从事此种研究最杰出的史家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魏斐德，其代表作就是这部《大门口的陌生人》。“他这部从社会史观点论外交史的书籍是独具一格的，很有启发性。”70年代后，美国又有第三代学者，以民众史、地方史、经济史为重点。他们同第一代差异较大，而与第二代一脉相承。所以，魏斐德这本书虽出版于30多年前，在了解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仍然有其代表意义。

这本书研究的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官绅和人民的活动。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全书的主要线索和背景，但同时对在这样条件下的广东各社会集团的动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它通过三元里抗英运动、红巾军起义、广州人城问题、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与自广州撤退等重大事件，将当时的官府、绅士、农民、宗族、秘密结社、团练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和这些关系的变化编织于其中，展示出广东这一地区而是多年的社会动态。作者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而提出问题的。“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广东作为中外交往的地点，它的商馆、公行等，在西方早已被详尽地研究过，而本书“独具一格”的是，开拓和加深了历史的探索，见到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见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这就使本书具有了更加深入的内容，在美国史学界标志了一个新阶段。

国外研究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中国史学家的指导思想。本书的某些看法，中国历史学家可能不同意。但是，我以为，作者这种观察历史的视野、角度和研究方法，的确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本书译稿经魏教授过目审阅，在史事、文字方面，也由他本人作了少量的校正和修改。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翻译都经验不足，目前的译文一定还有欠妥和错误之处，那自然应该由我自己负责，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王小荷

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