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江湖，元朝海盗与国家联合开辟海上生命线，清朝海盗为了生存与王朝统治者海上博弈，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才子汉奸”胡兰成亦乱亦假的乱世人生，汪精卫曾经愤慨的刺客选择，军统特工戴笠亦黑亦白的暗战人生，袍哥、一贯道、青帮起伏跌宕的帮派生涯，阎又文等潜伏者坚守、牺牲或被误解直至真相大白。

由唐建光编著的《江湖（地下社会的落日挽歌）》从海盗，汉奸，刺客，帮会，潜伏者等方面向我们揭开这些曾经存在于中国的江湖的真正面目。

1949，可以说是中国江湖的末日，随着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黄金荣的死去，他以及他背后的江湖似乎都一起消失了。从此，实现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可是，当我们回头顾盼那些明清时期的海盗、民国时期的暗杀、军统特工，以及青帮、一贯道、袍哥等的兴起、发展与消亡的历史，我们怀有的感情不仅仅是好奇，同时还有钦佩、惋惜……《江湖（地下社会的落日挽歌）》正是向我们揭开这些曾经存在于中国的江湖的真正面目。

《江湖（地下社会的落日挽歌）》由唐建光编著。

海盗

元朝海盗：官盗联合的海上大道

郑芝龙：明朝海盗的落日挽歌

越战：大清海盗的亮剑

争战：“夹缝中”艰难存活

汉奸

陈、周、梅：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胡兰成：人如乱世的“才子汉奸”

“叛国者”：如何清算“X奸”

刺客

汪精卫：刺客的道路

彭家珍：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

“侠影”：上海滩的军统特工

戴笠：亦黑亦白的暗战人生

刘戈青：刺客的侠肝义胆

刘永康：铁血锄奸的暗夜青年

帮会

天地会：江湖中国的形成

袍哥：我所亲见的覆灭

一贯道：覆灭与逃亡

青帮：迁台兴衰

末日：被消灭的中国帮会

命脉：天地会的台湾延续

潜伏者

阎又文：潜伏者的一生

地下党：台湾的“潜伏者”

后记

江湖消失之后

元朝海盗：官盗联合的海上大道

1279年在蒙古灭南宋的战役中，忽必烈得到了背叛的南宋海军

的帮助。而为了建立一套粮食运输体系，蒙古人从另一条看起来更

不可能的途径——海盗——得到了帮助，构建了元朝的海上生命线。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实施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此时南宋占据着临安（今杭州）等地，忽必烈极其需要一条通道，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

蒙古人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一向惯于陆地作战，他们向南方进军时，亦聪明地懂得如何利用海洋——他们不仅收纳了背叛的南宋海军，拥有规模庞大的海洋战舰，大型的海洋货船；还从另一条看起来更不可能的途径——海盗——得到了帮助，建立了从东南亚至波斯湾的海外贸易，以及一个稳定的海上粮食运输系统。国初海运自朱张

长江出海口处有几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崇明岛。崇明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13世纪的时候已不受宋朝政府的控制，成为海盗的自由天堂。13世纪中叶，此地有两个著名海盗：朱清和张碹。他们率众“啸众剽劫”，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500艘，活动范围南至通海，北至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后被南宋招安。

1273年，朱清和张瑄背叛南宋，成为元水军的重要力量。朱清被授予代理管军千户的武职。三年后，两个前海盗接到了一个任务：运送南宋库藏。那一年，元军攻占了临安，南宋降臣建议丞相伯颜把南宋的库藏，包括档案、图表、祭祀器具都运送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以备修宋史时用。但当时的准东地区仍在南宋将领的控制之下，所以，伯颜想到了海道运输，他将此任务交给朱清和张碹，并获成功。

六年之后，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不到，而且内河粮运的运费昂贵。伯颜因而想起1276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事。

伯颜将此法上报忽必烈后，忽必烈权衡了不同漕运方案的利弊得失，决定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下令建造60艘海船，招募大量熟悉淘上隋况的船工、船员，任命朱清、张碹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

1282年元朝政府的60艘平底船建造已毕，在朱清和张碹的主持下，漕船在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县浏河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60艘平底海船共装运漕粮4．6万石。船队离开港口以后，经扬州，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直北上，在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折转向西航行，到达登州I古港，继续西行进入今天的海河口，整个航程历时四个多月，所有粮食于1283年3月到京。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次航行证明了海路运输粮食的可行性。当时张晃为有一句诗“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就是形容当时海上运粮的情景。

出航成功使得元朝统治者对海上漕运更加重视，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建造漕船2000艘；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3000艘，全部投入漕粮运输。海运漕粮的数量逐年增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粮年运量达到了159万石。

此时忽必烈正一心想入侵日本和占婆（今越南南部），需要大量船只和水手，并且当时元朝的经济力量还无法建造适合大量运输大宗货物的平底船。所以他决定依赖商人和海盗来完成这危险的海上航行。

他把组织人员运粮的任务全权交给朱清和张碹。两人有选择人员的权力，甚至不经朝廷批准就可授予官职。13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一艘排水量在1000料（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的大船的花费，大约是100锭。而1000石米的运费是170锭，利润如此之高，海路商人们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因此朱清和张碹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两人也邀请东南沿海的海盗加入。

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二}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米的数量达360万石，在中匡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287年朱清疏浚娄江（今浏河），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朱张二人和他们手下的船员移居到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琉球、日本、高丽商船也进港贸易，刘家港遂有“六国码头”之称。

盛极而衰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和高官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两个前海盗做得“尽职尽责”，因此也分享到不少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利润。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可见70％的利润返回朝廷，商人得到另外的30％。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而朱清本人更是权倾一时。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续资治通鉴·元纪》上说，两家“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舶交诸番中，车马填塞门巷”。

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碹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碹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为处理两人的财产，朝廷特意设置了钦差大臣，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六年工夫。

虽然朱清和张碹被处死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传统对谋逆罪的处置，进行“株连九族”，更没有处理跟着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其他人。这在朝廷是有着复杂考量的——对于元朝来说，海路不能完全禁绝，放过朱张二人的家人和属下，可以靠这批熟手小范围地继续保持海上贸易活动，海路粮食运输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伤。P2-7

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

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因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地方官员从捕获者的供状中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叫做“天地会”的地下组织。

此时，距雍正朝正式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人头税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丁随地走”的土地税政策。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趋势，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人给家足，自清开国以来，时时困扰当政者的满汉民族矛盾也日渐消弭，这正是中华帝国最鼎盛的时期。

但正是在这看似繁花似锦的盛世中，却隐藏着统治者未曾觉察的大危机——那就是帝国的人口不停地呈几何式增长。在康熙朝后期，人口不过一亿，而今却猛增到了三亿。随着土地开发日益达到极限，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溢出而游走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从西南山林到西北荒漠，从中南的市镇到东南的海岛……数以千万计不受官府控制、没有宗族约束的游民暗自汇聚，逐渐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地下社会。

这些游民汇聚成群，组党结社，或以利益捆绑、或以乡党勾连、或以信仰相随，在皇权与士绅共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中，生生地兴起了“第三股势力”。从此帝国政治开始随着这个庞大的地下社会的波动而飘摇不定。此后，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哥老会与辛亥革命、青帮与北伐……每一次政局的动荡和重大变革无不隐藏着会党的身影。

会党们利用国家控制力日渐衰微的空当，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成为改写清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隐形推手。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帮、洪帮、哥老会、红枪会、袍哥、一贯道……形形色色的会门和道门，在国、共、日等诸多势力间驰骋博弈。就在这国家力量完全失控、群雄并起之时，寄居于地下社会的会党们却迎来了各自的黄金时代。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