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提挈
初来上海时，萧军、萧红本来就很拮据，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很快陷入困境。他们在上海无亲无故，是鲁迅接济了他们，还劝慰他们说这是小事，不必放在心上。令他们困扰的还有稿件屡投不中，得到鲁迅的积极推荐和热心帮助后，情况就不同了，萧红的作品开始频频出现在上海多家报刊上。
鲁迅还抽时间给萧军、萧红写了53封信。信中，鲁迅对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作耐心解答；对他们流露出来的低落情绪及时纠正；对他们初到上海应注意的事项进行提醒；对他们的创作悉心指导……须知，当时的鲁迅时常煎熬在病痛之中！正如萧军所说：“除非具有箕正的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概伟本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到的！”鲁迅的来信成了二萧生活中的希望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鲁迅还向萧军、萧红敞开自家的大门，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鲁迅的家是很少向外人开放的，但却向他们公开，可见鲁迅对他们的信任和赏识。鲁迅一家也曾两次斜穿上海市区，到萧军、萧红的住处探望他们。后来萧军、萧红为了减少鲁迅给他们写信劳神，也为了照应鲁迅的生活，就搬到鲁迅家附近的四川路。此后萧红和萧军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早在20年代，鲁迅就被誉为文学青年的导师，受过鲁迅教益的青年作家很多，但谁也没有像萧军、萧红那样得到鲁迅那么多关照。
大加奖掖
萧红《生死场》的出版也浸透了鲁迅的心血。鲁迅为萧红看稿、举荐、作序。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从思想内容、表现技巧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与影响都做了充分的肯定。鲁迅认为这部作品会给读者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在其他场合也给予《生死场》以很高的评价，称《生死场》的写作“和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它是“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由此断言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与萧军相比，“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没有哪位作家能得到鲁迅如此高的评价。
不幸的萧红一生当中却有两桩幸事。一件是，在她落难东兴顺旅馆时，被萧军搭救，并在萧军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另一件就是，她与萧军流亡上海时得到了鲁迅的关照，使她迅速成长为中国著名女作家。可以说，没有萧军就难有萧红，没有鲁迅就难有二萧。
奴隶之书《生死场》
1935年萧军、萧红与叶紫策划自费印刷出版自己的作品。为了便于发售，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定名为““奴隶丛书”，并请鲁迅做这套丛书的主编，给每本书作一篇序言。“奴隶丛书”出了三本，分别是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这样，动笔于哈尔滨、脱稿于青岛的《生死场》，直到1935年12月才终于在上海问世了。
《生死场》的出版在1935年的中国文坛上发出了清新刚健的声音，开拓了一个新鲜题材领域，对文艺界是一个启迪。作品出版于东北沦陷四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东北人民身受的亡国之苦，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切肤之痛，中国又面临着日本大举入侵的新的危机。这时，一个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新作家，把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人民的灾难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自然会引起注意和激动。《生死场》作为“奴隶社”的“奴隶丛书”，呈献给不愿做奴隶的亿万中国人民，它无疑激发了读者的民族感情，反映了人们的抗敌心声。《生死场》是抗战文学的先声，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因而被称为“先声文学”、“号角文学”。它就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它起到了号召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生死场》的出版，它不仅使萧红从此登上了壁垒森严的上海文坛，也敲开了中国文学殿堂的大门，使她步人中国著名女作家之林。《生死场》一经出版，一个闪光的名字——萧红，便在中国现代文坛出现了。与此同时，萧军也以他《八月的乡村》为上海乃至全国所瞩目。从此中国现代文坛上增添了新的一页——二萧及东北抗日文学。P8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