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们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张闻天的历史地位？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薛庆超编著的《长征中的重大决策》将为您揭开谜底。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转变。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决定向陕甘进军。《大公报》消息“定乾坤”，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肃反”，释放刘志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情报工作。长征的历史地位。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总结、整合了作者薛庆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

第二章 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

第三章 中共中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第四章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转变

第五章 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第六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第七章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八章 和谐气氛中的遵义实录

第九章 张闻天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

第十章 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决议》

第十一章 遵义战役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

第十二章 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

第十三章 中共领袖、红军指战员与“茅台酒”

第十四章 毛泽东精心部署巧渡金沙江

第十五章 林彪上书中央会理会议批评林彪

第十六章 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

第十七章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泸定会议

第十八章 最早到达陕甘的南方红军部队

第十九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二十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北上方针

第二十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向陕甘进军

第二十二章 中共中央脱离危险区域

第二十三章 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

第二十四章 《大公报》消息“定乾坤”

第二十五章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

第二十六章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肃反”，释放刘志丹

第二十七章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并肩作战

第二十八章 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二十九章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与张国焘的斗争

第三十章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艰苦卓绝的情报工作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中央确定新的政治路线

第三十二章 西安事变结束“十年内战”

第三十三章 长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后记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全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怒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结重兵，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围剿”，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9月，由于王明将要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秦邦宪（博古）。1933年1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召开了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为目的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左”倾教条主义达到顶峰。

从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国良党军100万兵力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自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尔后夺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死打硬拼，采用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同国民党军决战。虽然红军给予国民党军重大打击，但红军主力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左”倾领导者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这时，因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妥协、对内内战，导致国民党政府的营垒中出现分裂。曾经在上海抗战中拒绝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强令开赴福建“剿共”，企图借刀杀人，使中国工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互相残杀，借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第十九路军识破了蒋介石的计谋，开赴福建后立即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取得联系。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包括在江浙一带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向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关于第十九路军的阶级性质，毛泽东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主动放弃了这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可以团结互助的同盟军。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屡次遭到失利。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一带进军，以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由此拉开长征序幕。

193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此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派出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国民党军以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进攻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边出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3个师，共6000余人，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曾洪易（后叛变）为中共中央随军代表。1934年7月6日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尤溪、谷口、水口，直逼福州近郊。福建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迅即调集重兵进行追击和堵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边战边走，向闽东转移，相继攻克罗源县城、穆阳镇和庆元县城。9月初，进入闽北革命根据地东北古楼一带游击区。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西挺进，先后攻占清湖、常山等城；继而转向皖赣边行动，于10月下旬进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地方部队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这时，中共中央已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十军团改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指挥。11月中旬，第十九师向浙皖赣边进发。11月18日，中央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日趋严重，决定红十军团率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外线作战，会同第十九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地区活动，创建浙皖边根据地。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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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论》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中国现代史论》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论》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问，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论》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论》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论》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0年2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