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经有过一段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打着“红军长征队”的红旗。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7年2月初，从北京步行串联到延安，一路走一路看，接触农村，接触农民，接触社会。可以说，我从初中开始就走进了社会大学。
中断求学“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打破了我这个初中应届毕业生的美好梦想——当一名文学家或历史学家。我从小就喜好文学，喜好历史，特别崇尚中国古典文学，崇尚中国古代历史。当我具有初步阅读能力时，我就开始大量涉猎中国古典文史哲名著名篇。在这方面，我初中的语文老9币郭富文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三言二拍》、《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老残游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还有四书五经之类。每读完一本书，我就要讲给同学们听。我是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神庙中心小学(现在的北京市阜成门学校)读的小学。在旧社会，学校的名字叫“育才”学校，是一个教会学校。当年校园中还有一位传教士的坟墓，据传是学校的创办者，具体叫什么名字，是哪国人，我都记不住了。我家住在海淀区老虎庙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院内，从家走到学校，一般需要3吩钟到40分钟时间。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有一群同学跟着我，听我讲《水浒传》之类的故事。我就像说评书似的，走一路讲一路。当然，一次只讲一段，下段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高小时候，我已读书入迷。家里的书、同学的书、老师的书……凡我能借到的都借来读。我连上厕所时都在读书，为此弟弟妹妹经常与我抢厕所，还到父母那里告状，说我“占着茅坑不拉屎”。我家里孩子多，父母亲养育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亚光，三弟王殿光，还有一个小妹妹王四光。同时父母亲还要供养爷爷、奶奶和姥姥，家里并不富裕。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鞋，都是姥姥做的，基本上不买鞋穿。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供我买书读书。但是，我嗜书如命。怎么办呢？一是借。只要能借到的书，我都借来读。二是到书店看，书店都是开架售书，可以在书架前随意寻找喜欢的书，免费浏览。旧书店是我常常光顾的特殊书斋。我常去的几个旧书店，一是新街口旧书店，一是东单旧书店，一是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店。一般情况下，我是星期天去，这样可以整整待一天时间。坐一段车走一段路。有时，为了省钱，甚至要从家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店。从家走到王府井，要走两个来小时。吃完早饭，七点半钟出发，十点前到东安市场旧书店。中午，买两个火烧吃，下午四点半，回家吃晚饭。有一次看书入了迷，一个陌生人要借用我的学生证，我没在意，顺手就拿给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来找我，把我带到了东安市场派出所。警察问我，这是你的学生证吗？我说，是。他指着一摞线装书问，这些旧书是你委托他人卖的吗？我把学生证如何给了陌生人的情况如实告诉了警察。警察半信半疑地给我父亲打了电话。通过父亲和警察的交涉，才搞清楚，向我借学生证的是一个盗书贼，他偷了一些珍贵的线装孤本，用我的学生证到旧书店去卖，被旧书店检举到了派出所。此人一看大事不好，一溜了之。因我的学生证留在旧书站，我便做了替罪羔羊。父亲知我是无罪的，又是为了读书，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破天荒地带我到北京饭店斜对面的西安羊肉泡馍馆吃了一碗热乎乎的泡馍。因钱和粮票两层原因，父亲只是要了一碗热汤喝，看着我吃完了泡馍，才一起乘车回家。回家的路上，父亲讲了一路，告诉我如何增长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只读书是不行的，还要了解社会，增长社会经验。
我的中学母校是现在的首都师大第二附中。我上初中后，更是钻进了书堆，成为书虫。为争取多读书，我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把一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因为所做的作业是估计老师可能留的作业，故此做完的作业往往超出老师留的作业。剩下的几堂课，老师讲老师的，我在书桌下面偷偷地看课外书。因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老师对我也比较喜欢，对我课上偷着看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看书，老师突然向我提问，让我回答。我虽然手足无措，但还是比较好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老师说：“王伟光同学有两个脑子，他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看课外书。其他的同学如果有这个本事，也可以这样做。”
我的高小和初中时代，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我这里所说的读书，是除了正常的学校课程学习之外的读书。我认为，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好、求知欲望最强、接受新事物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几乎把自己能找到的中外文学名著都大体浏览过了。当然，很多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甚至消化不良。这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文学梦，想成为一个大文豪。在做文章方面，我已经表现得稍稍有一点点才华。我的许多作文都被作为全班或全校的范文，推荐给全班或全校的同学借鉴，其中有的文章还被选入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为了增长自己的文才，我给自己定了背成语、背诗词、背散文的计划。至今许多优美的诗歌、散文，我还能背下来。中国当代四大散文家杨朔、秦牧、魏巍、刘白羽的许多著名散文，如《荔枝蜜》、《花城》、《谁是最可爱的人》、《白杨礼赞》等等，我都可以背下来。
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想当一个文学家，或者诗人，或者散文家，或者作家，一直在寻梦。然而梦想毕竟是梦想。文化大革命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我的文学梦，中断了我的学业。当时的中国进入了“读书无用论”和“白卷先生”的荒诞时代。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