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所著的《我与历史有个约会(入江昭治史心理)》是一本专为年轻人而写的历史学思想入门书，从中你可以看到知名学者入江昭的治学心得，也可以阅读到其本人的思想自传。面向年轻人，讲述了作者在其自身成长过程中如何认识历史、怎样培养观察历史能力、怎样看待当今世界。作者着重讲述了自己与历史的缘分，学习历史、面对历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认识现代世界时，历史视野能给我们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着重强调了人与人之间跨越国界的连带关系，对于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的重要性。

入江昭所著的《我与历史有个约会(入江昭治史心理)》内容简介：如何学习和认识历史以及理解不同的历史观，这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并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文化转向和国际史的兴起这两大范式转变，入江昭是其最早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之一，这位史学名家的治史心得《我与历史有个约会(入江昭治史心理)》，一定能给喜欢读史的朋友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译本序

第一部分 与历史相遇

 一 1945年8月

 二 1930年代与战争年代中的经历

 三 战后的历史教育

 四 留美四年

 五 在研究生院的学习

 六 与学生的相遇

 七 历史学者的世界

第二部分 历史研究的轨迹

 一 相遇积累的历史

 二 我的历史研究

第三部分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一 学问与政治

 二 隐藏在历史认识问题根底的东西

 三 地区共同体的去向

 四 “9·11”后世界发生变化了吗？

 五 结论：文明之间的对话

附录 学习历史的参考书

后记

战后的历史教育

作为历史学者的信念出发点

那样的一个军国少年，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开始接受起全新的历史教育。对这一问题当时自己是怎么看的，就是查看日记也不清楚。日记里每天写着有关算数的问题，对其他学科的记述几乎没有。因为，就连发下来的新历史课本（（国家的发展历程》都没有记载，所以，当时是一种什么感想，自然也就无从知晓。

新历史课本已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史了，而是以庶民史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史为主记述的，对五年级学生来讲，也应该学到了对过去历史的新看法。由于班主任不是专教历史的，我在学校并没有学到新历史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自己亲身感受到了，所谓的“历史事实”，是可以根据战争的胜败结果进行改写的。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及政治意图可以改写历史，所以，历史学者必须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努力去追求历史事实，这也是我的信念出发点。

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比学新课本更热心地阅读了当时在时事通信社（在占领军命令下同盟通信社被拆分为共同通信社和时事通信社）工作的父亲每天拿回家的内外新闻电报。那时父亲总说：日本战败正是不了解世界的结果，今后的世代必须更要了解世界。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想法，父亲才会让我每天阅读那些电报。

国民学校在1947年改名为小学校。那年3月我们六年级毕业，4月开始成为新制中学的一年级。从旧制到新制的教育制度改革要花费很多时间，父母认为那样就不如进入私立中学，便建议我报考成溪中学。我也是那样准备和学习的，可就在入学考试前几天，我从校内樱花树上摔了下来，肩膀脱臼，住院手术。结果，放弃了成溪，进了附近一所新制中学：杉并区的西田中学，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

这时，新的教学计划也已落实，历史及地理开始在社会科这样的新科目里讲授。可我依然还是对算数、英语兴趣浓厚，没有迷上学习历史。离开提供的课本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学历史的快乐，是1949年转入成溪中学三年级后。在区立的新制中学，老师们拼命地教我们，而在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氛围中，当时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教室里整天吵吵闹闹，变成所谓的“民主主义”社会；从前线复员回来的老师中，也有很多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接触学生。父母担心这种状态，便和我的同学有马龙夫（后来成为驻德大使、政府代表）的父母协商，决定让我俩一起参加成溪插班考试。幸亏考上了，从初三开始到高三毕业为止，我在成溪接受了四年教育。

成溪学园创建于明治末期，是为数不多采用初高中七年一贯制教育的私立学校之一；另外还有六年制小学校，战后还设立了大学，在吉祥寺校区从小学到大学都有。1949年到1953年，教我们的老师（优秀的后来也在成溪大学任教），没有使用配发的课本，让我们体会到了阅读专业书的兴致。

让我深受激励的是安藤英治老师的社会课，高一时他给我们讲了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思想。究竟吸收了多少，很难讲，但却告诉我们：除了课本之外，知识的宝库多如山，那宝库的门扉不是让谁来打开的，而是要由自己来打开。安藤老师的专业领域是社会思想史，并不是历史学，和老师崇拜的政治学者丸山真男教授一样，对教条特别是国家强加的“历史事实”常持批判眼光。

但同时应特别提到的是，尽管成溪有优良的教育课程，可是关于近代亚洲，关于中国，尤其是日中战争，我们却几乎什么也没学到，这一点有必要特笔记下。我的父亲热爱中国古典文化，每天用中文发音朗读原文，并有很多中国朋友。而我则是对英文、德文感兴趣，中文只是将古典汉语加点注阅读而已。我对中国近代史也是知之甚少，关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预备性知识。这些历史，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学了一点儿。与对欧美基础知识的了解相比，年青一代对东亚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这一事实，看来也不是始于昨天和今天。

无论怎样，我的高中三年时间，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到1951年的旧金山讲和会议，又经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缔结，想一下亚洲、太平洋被纳入冷战框架内的时代，应该可以说，对亚洲的无知，大大妨碍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理解。

我的父亲和丸山教授们一起，站在维护和平宪法、反对单独媾和等的立场上，批判美国的冷战战略。我当时是心情上的和平主义者，对国际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在我看来，父亲批判美国但不等于是反美主义，正是因为尊重美国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才对核武装和麦卡锡主义不得不带有疑问。就这样，我上高三时，父亲极力劝我到美国留学，我的想法变成和父亲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了。意想不到的美国留学

那时，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无论在家还是在校，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准备高考。祖父在预备校讲授国语、汉文，我也希望应届毕业考入东大，便一心一意备考。就这样，有一天，意想不到的美国留学的可能性出现了。1950年秋，原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提出，要把《使日十年》日文版的印花税捐赠出来成立基金，旨在让日本的年轻学生（高中毕业生）到美国的大学留学，成为美日和解的骨干力量。后来这一计划得到有实力的实业家、教育家等的支持，创立了格鲁基金。父亲在报上看到要在全国高三学生中选拔四名留学美国的招考新闻报道，也劝我报一下试试，这就是我留学美国的第一步。

在格鲁基金出现之前已有一个先例。为了纪念1920年代美国驻日大使埃德加·班克罗夫特（在任中客死在轻井泽）的业绩，在他死后设立了班克罗夫特奖学基金，在1930年代选派日本中学毕业生去美国大学留学四年。与其稍有不同的是，格鲁基金选拔是在高中毕业生中进行，它所选送的大学，不是规模大的州立大学或研究生院大学，而是有四年制基础文理学部的大学，即文理学院，这一方针和班克罗夫特基金一样。

格鲁基金申请的都是什么样的学院，无从知晓。我的家里对美国一无所知，父亲有几位远亲是美籍日裔二代，曾作为美国陆军学校将官偶然来过日本，我们家对美国的了解也就是这个程度。我对美国教育制度仅有的一些信息，也是从1951年到美国高中留学的有马龙夫那里得到的。他在成溪高一就退学去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学校（即预备校）。从他那里传来的信息非常新鲜，我也很羡慕美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新英格兰精英子弟为对象的教育）。但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能去美国留学。

不管怎样，在父母的规劝下，我报考了格鲁基金，通过了书面材料审核，1952年秋天又参加了口试。英文作文题目是：为何要到美国留学。围绕着这篇作文，面试委员提了很多问题，但这部分用的都是日文。过了几周，我意外地接到了录取通知。当时没有电话，记得母亲特意跑到学校告诉我的。录取的是男生两名，女生两名，他们将分别进入格鲁基金代为选择的不同学院学习。P11-16

七年前（2005年）用日文撰写的这本书，这次能在中国出版，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喜，我深感荣幸。首先应该感谢从中文的出版策划到翻译发行给予大力支持的北大培文公司总经理高秀芹女士、不辞辛苦的编辑张善鹏先生的鼎立协助，以及全面负责协调和翻译的杨博雅先生。

我的著作在中国出版了三册，如果能以翻译出版这种形式加强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我长年工作的美国之间的知性文化联结的话，我也会感到格外高兴。

我深信，人与人之间超越了国界的关系，是现代世界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对今后人类相互和平共处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想：作为人们之间超国界关系的一部分，能否使更多的人以同样的视点回顾过去，即共享历史呢？本书即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性记录。

我们这一代，即1930年代出生成长的一代，现在已经步人了七十岁到八十岁的高龄。这代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度过余生。对于开创2l世纪的一代，特别是年青一代，我们有义务把我们所生活过的时代的历史传承给他们。因此，本书也是世代之间的一种对话尝试。生长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年青一代和各国的高龄世代之间，如果没有可以共享的历史，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历史孕育年青一代，同时，年青一代创造历史。在这样一代又一代不断转变的世界中，该如何去理解人类的过往？人类是怎样变化来的？今后世界又会走向何方？为了思考这些问题，也需要超越国界和世代的知性联结。

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我和历史的接触是在1945年，可以追溯到日本战败。长时间的战争及战败经验所带来的，是以开放的心态正视历史，这一点尤为重要！在那之前，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了解得是何等之少！某种程度上说，战败，也是从无知中的解放。之后，我学习历史，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传授给更多的人，并与不同的人交换意见。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所写和所讲的，从根底来说都是自己理解的过去，这些到底能为多少世界上的人们所共享呢？我一直尽可能地回避个人独见，期望论述和传承历史，而这无论是对历史专家来说，还是对各国“有修养的读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这本拙著能否实现上述目标，还有待读者判定。不过，如果多多少少能够得到读者认同的话，作为笔者来说，便已深感至高无上的喜悦了。

2012年5月

入江昭于美国

一年前，我迎来了在哈佛做老师的最后一年，收到了讲谈社川治丰成先生的来信，想请我写一部面向年轻人的有关我如何认识历史、怎样来培养历史观察能力的书。

我在此之前没有写过诸如回想录这样的书，对详述自己的经历有些犹豫。但同时，我是研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记录一下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感觉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义务。

我在日本和美国接受的教育、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氛围、我对学术的态度、我在专业研究中所形成的历史认识等，一边论述这些内容，一边特意向年青一代人讲述我对当代世界是如何认识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在短时间内写完的著作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

因此，这本书不是一部详细的自传，也不是一部时事问题的解说书。学习历史、面对历史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在认识现代世界时，历史视野能为我们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呢？在这本书中，我总结了一下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对历史学者来说，所谓“第一手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这本书的记述，全凭记忆写成，个人的记忆是会有不准确的地方，任何人在论述自己的过去时，都难免会有自我辩护的倾向。我为了尽量保持客观性，在很多地方都参照了当年的日记；也就是说，在写这本书时使用了唯一可以参考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即使日记也不能说记载的都是正确的。我所记载的东西，读者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记忆。如果关于我的老师、学生、友人、学界同仁，在本书的自传式记录中有不足或不正确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本书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与历史的相遇绝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个人和社会相遇的积累。我所认识的历史，即我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和很多人的相遇及交流培养成的。我不仅从教我学习历史的老师那里，还从很多友人、学者、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这本书不是详细记述这些交流的，因此，书中仅仅提到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名字。这里我愿通过这篇后记来表达我对所有人的谢意。

以这种形式叙述到我的家庭历史，这还是第一次。我的成长记忆可以追溯到祖父母时代，而现在我自己也到了和两个孙女面向历史的年龄了。就像本书所述，面向历史就是在现在这一时间里，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时，同时也能直面过去。就像王尔德在戏剧《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中借剧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面向未来要活下去的人，也必须面向过去活着”。

2005年8月

入江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