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我曾将中国的人性类型与驯化动物相比较。那是什么让驯化动物与野生动物大不相同呢？在驯化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是什么呢？是通情达理。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思想才智，它也不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理智，它更不是天生的才智，比如狐狸的聪明与狡猾，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小鸡吃：狐狸天生的聪明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拥有的那种聪明。但驯化动物身上的这种可称为人类才智的东西，非常不同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聪明。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同情，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它学过英语语法或者它天生懂英语，而是它爱和依恋它的主人。这便是我所谓的人类智慧，这显然区别于狐狸纯粹的狡猾或者动物的聪明。是否拥有这种人类品质是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同样，我要说，恰恰是善解人意与通情达理，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
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一位在日本与中国都住过的外国朋友的评论，这个评论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讨厌日本人；可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就久，就越喜欢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这种评价我不知道是否真实。可我认为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赞同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你可以称之为中国味的倾向就越多。即便他们生活上不讲究，即便他们的心灵与性格存在着许多缺点，但中国人身上那种无法言表的东西，依然得到了别的任何人所无法得到的外国人的喜爱。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我称之为文雅，它即使没有补救，也淡化和减轻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身体和道德的缺陷。如我试图向你们表明的那样，这种文雅就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善解人意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斗胆给出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的解答，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一个假设，以下是我的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这样一种善解人意的强大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又或是差不多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种感觉生活，它并非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意义上的感觉，也并非你所认为的来自神经系统的激情意义上的感觉，而是来自我们天性最深处——心灵或者灵魂——的情感或者人类情爱意义上的感觉。事实上我想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生活，这样可能让他显得更超脱，甚至超脱了在这个物质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一个人生活的必需条件。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对不洁环境和缺乏精致，诸如此类的物质上的不关心了。不过这是题外话。
我说，中国人具有善解人意的力量，是由于他们完全过着某种心灵生活、某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这里，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解释我所谓的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含义。我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你们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老同事梁敦彦先生，他曾在北京做外务部尚书，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阳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他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命的，不是因为他在乎顶戴花翎，不是因为他会因此荣华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都很穷——而是他的提拔和晋升可以让他远在广东的老母亲满心高兴。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的含义。P21-22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清末民初，当中西方文明发生冲突，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都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这位学贯中西、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文化怪杰却勇敢地站出来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也因此成了一个不被国人理解、备受争议的怪人，或被称为顽固守旧的卫道士。
很显然，面对甚嚣尘上全盘西化的西学风潮，面对矫枉过正的传统文化的批评，辜鸿铭所选择的是同样激烈尖锐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行为。他的本意并不在于辫子小脚纳妾忠君，他仅仅是在所有人对传统文明进行全盘否定之时，选择了一个同样极端的方式奋起反抗。无疑，他的选择得不到当时的中国人的理解。他是痛苦的，他是悲哀的。可是，在穿透西方文明的本质之后，面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明即将面临完全抛弃，他别无选择。
于是，我们看到了被同一时代的人讥为小丑的辜鸿铭留给后人的一个孤独桀骜的身影……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先生无疑对人们认识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是有所帮助的。然而国内对其研究依然很荒凉。之所以说荒凉，是因为他似乎太不正统，没有办法给他归类，因而，研究他的非常少。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辜鸿铭的研究逐渐摆脱了20世纪初对其本人怪诞言行的表层认识，慢慢开始能够透过其怪诞的外衣对他进行客观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先生翻译的一系列辜鸿铭著作，作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学术专著，对于辜鸿铭的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研究近代思想、中西文化关系乃至辜鸿铭这个人提供了一套很有价值的的历史资料，也恰恰是他们这些前人对其长期的研究，给本书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最后，衷心希望该书能为广大读者朋友们了解儒家文化以及莉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得之惠。
本书的目的，是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语言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法国谚语如此说到：“风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
作为对这些论题的补充，我将另用两章来揭示在这个问题上被视为权威的一些外国人，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的。著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约瑟·史密斯¨’，在我看来他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翟理士博士，他被认为是真正的汉学家，在我看来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他缺乏哲学的远见以及因之而生的博大，我原本想把我写的对于濮兰德和’白克豪斯著名的关于前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评论文章收入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该文章的复件，此文大概四年前发表在上海的《国家评论》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像濮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他们没有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濮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拥有的是扭曲了的理智。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
毋庸讳言，美国人难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说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说来，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说来，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欧洲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精神的最好著作是G，E，西蒙的《中国城》，他曾是法国的驻华领事。剑桥的洛斯·狄金森教授，亲口对我说，正是本书激发他写出了著名的《某个中国人的来信》）。没错，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即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精深；英国人将变得博大；德国人将变得淳朴；所有的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按我的愚见，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一般都将获得一种心灵品质，即优雅。最后，法国人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将得到所有——精深、博大和淳朴，以及比现在更精致的优雅。因此，我相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对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都有益。因此我在本书中再加一章关于中国语言的学问——学习中国语言的步骤的一个概述，这是三十年前，当我从欧洲回来时，下决心开始学习自己国家的文明的时候为自己制定的。但愿这个中国语言的学习步骤的概述对那些想要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明的人有所助益。
最后，我收入了一篇关于时政的文章作为附录——即“战争与出路”。众所周知，谈论时政是危险的，但我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说明的是，学习中国文明如何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拯救欧洲文明免于崩溃。事实上，我想表明的是，学习中国语言、中国著作和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汉学家的爱好。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因素。因为，除非战争的真正原因的道德被理解并修正，否则无法找到解决之道。在文中我尝试揭示，战争的道德因素，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在文章中，相对于德国的强权崇拜来说，我更强调英国的暴民崇拜，因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正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事实上，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现在人人痛恨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这里，我首先要说，德国的道德水准，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非正义的同等憎恨，对所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使德国人信任并崇拜强权。任何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的人，都倾向于信任和崇拜强权。比如苏格兰人卡莱尔就信任和崇拜强权。为何？因为卡莱尔具有德国人的道德水准，憎恨非正义。我之所以说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正是因为道德水准——德国对非正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导致他们憎恨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当德国人看到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的政客如何在非洲发动布尔战争时，他们天生的对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的痛恨，使德国甘愿做出重大牺牲，整个德国甘愿以挨饿来建立海军去镇压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发现自己在欧洲被英国怂恿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四面包围，这使得德国更加相信强权，使德国把崇拜强权作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手段。德国的强权崇拜起因于英国的暴民崇拜信仰，进而发展成为现在人人痛恨谴责的、残暴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
因此我重申，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进而导致了今日欧洲反常的、残暴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因此，如果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人民想要制止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必须首先制止本国的暴民、暴民崇拜者和暴民崇拜信仰。对于欧洲和美国，也包括日本和中国，今日谈论和向往自由的人们，我愿冒昧告知，在我看来，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循规蹈矩，是学习正确地循规蹈矩。试看革命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没有牧师，没有警察，没有地税，没有所得税烦扰他们——中国人比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有更多的自由。为何？因为在这次革命前，中国人循规蹈矩；知道如何循规蹈矩，知道如何做个好公民。但是革命以后——中国的自由少了，为何？因为现代盲目的、新潮的中国人、留学欧美的归国学生——从上海的欧洲暴民那里学到如何行为不拘，不做好公民，而是当暴民——被英国外交官和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税务司怂恿、纵容和崇拜的暴民。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想要制止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把本国的暴民管理好；他们应使本国的暴民正确地循规蹈矩；事实上，他们必须制止本国的暴民崇拜信仰和暴民崇拜者。
但是，尽管我说英国人由于其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德国军国主义，不过我必须同时指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战争的直接原因主要在德国人，在德国民族而不是别人及其他民族。 ……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先生无疑对人们认识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是有所帮助的。然而国内对其研究依然很荒凉。之所以说荒凉，是因为他似乎太不正统，没有办法给他归类，因而，研究他的非常少。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辜鸿铭的研究逐渐摆脱了20世纪初对其本人怪诞言行的表层认识，慢慢开始能够透过其怪诞的外衣对他进行客观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先生翻译的一系列辜鸿铭著作，作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学术专著，对于辜鸿铭的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研究近代思想、中西文化关系乃至辜鸿铭这个人提供了一套很有价值的的历史资料，也恰恰是他们这些前人对其长期的研究，给辜鸿铭编著的《中国人的精神》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一起来翻阅《中国人的精神》吧！
辜鸿铭编著的《中国人的精神》的目的，是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语言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法国谚语如此说到：“风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