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论语(1政以孝为先)(精)》由陈平著：全新的《论语》解读，不一样的《论语》心得。

以历史为参照，以谁给帮标本，读《论语》中的故事，体味孝、敬、信、节之理念。

《悦读论语(1政以孝为先)(精)》由陈平著，内容简介：众所周知，《论语》为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对《论语》解读注释之书，浩如烟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以权威版本为底本，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博采众家之长，力求融会贯通，解证更加精当独到，使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一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面貌。《悦读论语(1政以孝为先)(精)》是《悦读论语》的第一卷——政以孝为先，领略孝在古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体会敬、信、节用等诸理念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感悟礼在古今文化中的差别以及君子与小人的理念在古今文化中的不同。

第一章 学而篇礼为诸义先

第二章 为政篇入世信为足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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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里这样评价这一章：“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人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

也有人这样问：是不是《论语》的第一章是最重要的？开明宗义，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

我没有看出这几句话有这样深的含义。孔子讲的这三句话里，每句里面都有一个“不亦”，这说明讲这话时，他正跟人探讨有关学习、交朋友和人不了解自己该怎么办这一类的话题。这三句话可能是孔子总结性的发言，后人把它记录了下来，看到这三句话，就能想起那场谈话，想起那场谈话曾经涉及的内容，以及大家各自的观点。

朱熹对第一句话的解读是这样的：人性皆善，但是觉有先后，后觉者必须效仿和学习先觉者，才能将人之初的善性开发挖掘出来(“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不断地学习，就像鸟儿飞翔时要不断扇动翅膀一样。学了又能时时地复习，所学烂熟于胸，心中就会感到高兴。心中一高兴，学习起来就更有劲头了，有一种刹不住车的感觉。这样进步起来也就没个头了。

朱熹的这番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这种善必须得挖掘出来，要挖掘出人之初的这种善来，就必须向先觉者们学习。既然人性皆善，为什么只有效先觉之所为，才能明善而复其初？朱圣人没说，咱也不好乱猜，而且从孔子的话里，也看不出哪个地方说到人性皆善的问题。

第二层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学起东西来，能时时地去捣鼓它，就会越来越熟，不但越来越熟，而且会让你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愉悦感，一旦这样，你想不学都不可能了。

很多人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过别人，也有很多人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过。不过，“学而时习之”是不是真有“不亦说乎”的功效？我总觉得有些玄乎，如果学习这种工作真有让人愉悦之功效，现在的许多网吧、游戏厅的门上早该结满蜘蛛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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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古代的情况也差不多，弟子们跟着孔子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当官，求个出路。不过古人的觉悟没有现在的人高，现在的年轻人想当公务员，是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古人从政的目的则是要追求自己的富贵。

古人不但觉悟低，性子还直，一点儿也不觉得追求富贵有什么丢脸的。孔子自己就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是儒家兴起之后就不成了，他们认为追求富贵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而且死活不相信孑L圣人觉悟这么低，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孔子这句话的含义，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岂问其可不可哉？为此语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

人家明明说富贵如可求，做啥都成，他偏偏要理解成富贵不可求，你说这可咋整？

今天人们追求富贵的办法有很多，除了当公务员之外，还可以打工。有人打工都打成了皇帝，一年能挣好几亿，你说这是什么劲头儿？俺们这儿也曾经流行过一句俗语，叫“肥了长工，瘦了老板”，可见打工有时也不比当老板差，确实可以致富。如果不愿意打工，你也可以选择种地，承包一片土地，过一把做“地主”的瘾。再或者开商店、办工厂，干什么都行，只要别生产地沟油。这些本事你都没有也不用着急，毕竟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人。当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保证能吃饱饭，然后有事没事地拿出几元钱来买买彩票，说不定哪一天早上起来，你就成亿万富翁了。

总之，在现在的社会，只要你真干，发财的法门还是有的。

古代没有这么多选择，追求富贵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从政。当然，除了从政之外，也可以经商，经商也能发财。孔子的徒弟子贡就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大财主，经商的本事连孔子都佩服得不得了。但是古人在这方面偏偏追求又特别高，单纯的有钱他们看不在眼里，或者说有钱没钱的倒不在乎，关键要有社会地位。

所谓的富贵，重在一个贵字上，贵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要不怎么叫贵族呢。

在古代一个平民要有社会地位，就必须从政，要从政就必须有道德有能力，要有道德有能力就必须学习，要学习……得学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这就要看你自己的理想和从政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了。

从政的起点是做一名士，从士开始做起。那么，一个好的士人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给出的合格士人标准是这样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要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非要精研礼乐制度不可了。对于礼乐制度研究得越深，从政的时候，处理起事情来就越得心应手。要达到从仕的目的，要做一个合格的士人，要追求自己的富贵，就必须熟悉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满足于士，想做大夫呢？那就更得学了。要由士升为大夫，不但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更高了，还需要有机遇，得能为国家立下大功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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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实行了一套政治制度，这套制度的理念是这样的：以天子为首的贤人集团统领着社会，他们愿意按照一种制度约束自己，并以之为准绳，治理天下，让自己治下的人们能安居乐业。检验他们工作做得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

总而言之，就是要让跟随你的人有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让那些距你万水千山的人，愿意到你的国家来生活。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够做到这样，就算合格了，人们称这种政治为“仁治”。

无论谁，只要能把他的国家治理成这样，将获得全天下人的拥戴，人们会纷纷地涌向他，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因此，实行仁治的那套制度，就被称为仁道，也有人叫它王道——致王之道。由于这套制度必须运行于礼和乐搭建的平台之上，所以被后人称为礼乐制度。

在礼乐制度运行了几百年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根据当时希腊已有政体的缺点，设计出了他认为可以完美弥补当时各种体制缺点的一套制度。按照这套制度模拟出的社会模型是这样的：在一个社会里，有三等人，最高的一等是哲人，哲人啥都懂，有道德，有能力，还爱操心，愿意肩负起管理国家之责，是天生的当国家领导人的材料；其次是武士，能肩负保卫家邦的职责；再其次是平民，没啥别的能耐，就会搞生产。

在柏拉图设想的这个国家里，统共就这么三类人，这三类人就这么在一起，安详地生活着。

仔细对比会发现，柏拉图设计出的这种制度，在本质上与中国的礼乐制度是一样的，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为贤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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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曾经在西西里岛推行过他的制度，失败了。为此，他总结道：如果某人管理人间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不正义。

也就是说，柏拉图所谓的哲人，只存在于他的理想之中，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这也无怪乎他将自己的那套未来社会的模式称为理想国。

同样是贤人政治，为什么礼乐制度在中国取得成功了呢？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古代的中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地广人稀，资源比较丰富，与人相比，土地多得不可胜数。

古公在豳地受当地土著的欺侮，不得安生，带着他的族人迁徙到了岐山，盖几套房子，围上一道墙，建成城堡继续过日子，没人跟他收土地转让费。

地多人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齐桓公时代，卫国被戎狄灭国，齐桓公带领几个诸侯国，换个地方，替卫国人筑个城，一个新的卫国又诞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一个国家力量的不是土地的广狭，而是人口的多少，有人就有地。人多力量大，不是乱讲的。

第二个原因，只有人多还不成，人们还得与执政者同心。  有思想的动物，你对他不好，他可是长腿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谁对他好，他就去谁那里。就算哪里也去不了，总跟你捣蛋，你也受不了。所以，如何获得民心，就成了古代执政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经过不断的探索研究，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谁对老百姓好，谁就能得民心；谁如果得了民心，就能得到整个天下。

古人迷信，相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全部由神主宰，所以他们就将这个规律，用一种迷信的方式诠释出来，传授给后人。简单地说，这套理论是这样的：人间的王是上帝派在人间的代理人，负责管理民间事务。而人民则是上帝的主人，王的工作究竟干得怎么样，要看人民的反应如何，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人民满意了，上帝就会让这个王继续干下去，如果人民不满意，那么上帝可能换一个人来代替他管理民间事务。这实际是告诫后人，真正决定你们命运的是你领导下的人民，一旦他们厌恶你了，你就完了。这说明，在古人眼里，执政者和民众不是谁求谁，谁比谁更高、更强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分工。

这套理论，不但适用于王室，也适用于诸侯。因此，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大臣经常念叨这套理论，每当碰上有国君不正干了，就有大臣出来给他讲天命论。

这是让权力者感到非常纠结的一套理论：听吧，这个玩意儿太约束人，有钱有权不能享受，确实让人着急；不听吧，人家说得还挺有道理，历史上许多人就是因为不按照天命论的指导去做，结果倒了大霉。比如说夏桀和商纣，时不时地被拎出来当反面教材，诉说一番。经常是说的人唾沫星子横飞，听的人脊梁沟子冒凉气。

后来，天命论被当成了愚弄老百姓的工具。但是在春秋以及之前的时代，它似乎没打算愚弄谁，如果非要说愚弄不可，愚弄的也是那些执政者。

第三个原因，贤人政治着重在一个贤字上。它要求执政者不但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既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甘受约束，又要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么高难度的事情，谁愿意做？

对此，礼乐制度是这样考虑的：为了鼓励有能力的人为社会服务，它向贤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只要你有本事，为社会做的贡献达到某种程度，就可以给你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社会级别，凭这个级别，你可以享受某种待遇，以此来鼓励那些有能力的人参政。

按照俺们先人的观点，一个人想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想跟自己喜欢的异性卿卿我我，都属于正常的人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先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与柏拉图相比，他们对人性更为了解，知道执政者也不是雷锋，都有七情六欲，所以，礼乐制度将个人待遇与个人职责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专门针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使大家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这样，有权的人约束起自己来，也就有劲头了。

给你好的待遇，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正干，就要你好看。这种思想，就是俺们先人发明出来的，过去的人们通常称这种待遇为富贵。今天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时髦一点儿的、更切合其本质的词语来描述它：高薪养贤。再比如那些希望考个好成绩的人，虽然刻苦学习是比较闷气的事情，但想想能有个好分数，还是值得的。

第四个原因，国家小，国家众多，国家间的竞争非常厉害，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而且可选择的余地大。

只有人民可以自由地迁徙，才能迫使执政者实行仁政，你不好好干，人跑光了，等敌人打来的时候，你一个人跟人家玩单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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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论语》所涉及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三条：

(1)忠恕之道。

(2)中庸之道。

(3)君子之道。

忠恕之道是一切社会规范的理论基础，西方称之为道德金律。任何制度与道德，只有与忠恕之道的精神相合，才会符合大众的利益，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中庸之道如果简单地表述，就是做事时，要有最理性的态度，要把握最恰当的分寸。

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难的，所以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君子之道是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像什么“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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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论语》讲的是什么，除了要了解上面所述的常识之外，还必须搞清楚“君子”、“小人”两个词的基本含义。

君子和小人是《论语>中出现最多的两类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对道德名词，代表着从高尚到卑下的两个道德极端。在春秋时期，它们没有这么浓厚的褒贬意味儿。

在当时，君子指执政者，小人指老百姓。君子和小人是当时最简单的社会划分，就如同我们现在将社会划分为公务员和老百姓两个群体一样。由于贤人政治对君子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君子有时也用来指那些个人能力与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标准，具备从政资格的人。

搞不清这一点，对《论语》的某些章节的解读，就会出问题。比如子贡曾经这样说：“君子之过也，如13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有人根据君子是高尚的这种原则解读这一章：“君子有了错，大家都看得见，如果改正了，大家更加仰慕他。”

君子既然道德高尚，有错误要改正。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值得仰慕的？如果有错不改，那还算君子么？子贡又不是一个糊涂蛋，好好的干吗说这种话？

如果对春秋时期的文化有一些了解，就会知道，日食、月食在古人眼里代表着灾难，每当有日食、月食发生的时候，执政者要赶紧沐浴斋戒，举行祭祀，向上天谢罪，一般老百姓则敲锣打鼓，希望日食、月食赶紧消去·

孔子用日食、月食比喻君子的过失，就是告诉人们，执政者的错误，就等于是人们的灾难。正因为君子是执政者，所以他们的过失，人们会立马感知到，就跟今天一样，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是好是坏，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大家不是马上就会有反应吗？

“更也，人皆仰之”，实际是用人们抬着头盼望日食、月食消失的样子来说明，老百姓对君子所犯错误的态度是希望他赶紧改正。

像君子和小人这样，古今含义发生了变化，人们却浑然不觉的词，在《论语》中还有一些，想真正搞懂《论语》，必须留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