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自述体散文《如此欢乐童年》时，脑子里一下冒出了我酝酿中要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奥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记述了他学童时代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那是他记忆里的噩梦，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虽然奥威尔写的是上世纪初英国的学校，但我感觉不陌生，许多细节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奥威尔只是写了自己做学生的一段经历，而我还由此想到了我们这辈人做父亲后和孩子的关系。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人，在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困惑和尴尬。
我生于1959年，出生地是上海南市区，出生后不久因父亲“下放”举家迁到郊县嘉定。我父亲是山东威海人，离休干部。一般称解放后上海的山东籍干部为“南下干部”。我小时候嘉定的干部，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各乡镇、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多半来自山东，在我们家所在的为机关干部建的“六一新村”里，户主为山东人居多。一直以来我也默认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但实际上父亲的情况特殊。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家庭成分曾被划为“资本家”)，父辈在威海开布店。山东解放前夕，父亲在烟台念高中，我爷爷因为对共产党不了解，更被国民党散布的关于解放军的谣言吓倒，于是将父亲送到上海去继续学业。没想到父亲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并入了党。
我曾听父亲说，其实他对共产党早有所知，他的一位堂兄好多年前已投奔八路军。父亲的这位堂兄，虽只年长一岁，但父亲一生对他充满崇敬，并将这种崇敬的态度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我本人直到1988年，二十九岁那年，才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军职干部家属区见到了已离休在家的堂伯父(山东叫大爷)。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讲起这位堂兄来如数家珍。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他堂兄从小个性的刚烈和思想的叛逆，如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敢当面将他父亲的鸦片枪折断，十四五岁时就离家投奔革命去了；皖南事变后，他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逃跑后回家待了没几天又出去找部队。当地有个汉奸，常拿这事来我爷爷兄弟俩的布店里敲诈。我父亲在店里见过这一幕：那汉奸身穿黑绸衫，嘴上叼着烟卷，屁股后挂着二十响盒子炮，阴阳怪气地故意问我父亲的大伯：儿子最近有信来吗？老兄弟俩立刻好烟好酒伺候他，临走还往他兜里塞钱。解放后这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也许正因为我堂伯父觉得此生未能在双亲大人面前尽孝，年轻时还特别让他们担惊受怕，因此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回老家操办了隆重的丧事，他自己也按旧俗披麻戴孝。这是堂伯父解放后第一次回老家，结果因为在丧事中“搞封建迷信活动”受到部队处分，从此再没回去过。
我认为我父亲被我爷爷送到上海来“避难”，却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堂兄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记得曾听父亲讲，上海刚解放时，他堂兄来沪出差，父亲迫不及待地去部队住处看他，兄弟俩久别重逢时，父亲对他景仰的堂兄说的第一句话是：
“哥，我也入党了！”
但1988年我在西安见到堂伯父时，我发现他似乎对父亲四十年前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仍颇感惊奇。他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人很聪明，读书特别好，但胆子比较小，没想到他敢加入地下党。
我也曾在一些报刊书籍上看到，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弥漫，毛人凤曾下令将抓到的共产党人扎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父亲家境较好，在那种情况下自愿投身革命，定有超人的胆识。
我所了解的父亲，的确一生谨慎，工作上似少有魄力。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忍耐。“文革”中被揪斗，他老老实实地挂着打倒他的大牌子站在台上。他被“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又因“特务”问题遭“隔离审查”。母亲出身贫苦，外公在她七岁时就病亡了，外婆不堪生活重负，将她送进了教养院，1947年母亲十九岁时进了上海天一布厂做工，解放初因表现突出被选拔进人民法院工作，1952年入党。揭发她的人在逼供刑下疯了，竟然诬告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某组的组长。这样重大的恶性事件，父亲理应相信不可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但他还是相信组织，亲赴母亲囚房做思想工作，致使母亲一度自我怀疑，精神恍惚。
我很少看到父亲发泄情绪，在家时，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的小方桌旁，研究棋谱，摆残局。有时戴着老花镜，边看报，边在报纸边沿空白处写字。家里张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字迹，内容多半是抄报上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常这样长时间枯坐窗前，报上涂鸦的字中开始出现许多人名。后来父亲甚至专门用一本黑面抄工工整整记下这些人名。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搜肠刮肚地想他一生中接触过的许多人的姓名，结果一本黑面抄写不下了，人名越想越多，每一个接触过的人都可能在父亲的记忆里出现，并带出相关的更多的人。好些名字令父亲长时间搜肠刮肚，寝食不安。母亲也不得不帮他回忆，甚至没办法还要惊扰他人。父亲自己还曾为一个无法想起的人名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写信向那位同志后来担任过副县长的某县地志办询问，得到回复后，那种如释重负，令家人都透一口气。
P11-14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只读六个中国小说家的小说，张昱是其中之一。张旻的小说平淡而锋利，他作品中的人物无不谋求突破人性的枷锁，却又无不陷入另一副人性枷锁之中……张旻的新作《中国父子》则以自述的形式再次强调了这一主题。
——吴亮
在写下许多傲然的虚构作品后，张昱坦诚回忆。他写父亲和自己，写孩子，写朋友。亲密性的丧失与收复，那些无奈的泪，深爱的笑，那人生。
——陈村
本书是我的半生自述，书中分布于十九个小标题下的内容，堪称我的半生“大事记”。这些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大事”，大概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过在实际写作中，后者并不在我的讲究中。不论在书里还是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我都提到了“时代”，但，正如我个人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所表述的“时代”，毋庸置疑也已刻上鲜明的个人印记。喜欢此书的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分享到我的经历，甚或对书中一个被详细描述的生命历程产生共鸣，不过，即使是同时代的人，对“时代”的印象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作为历史的事件，还没有人能够将它“像发生过的那样”复原。并不是没有“真相”存在，只是人类对“真相”的感受千差万别。更不必说还有人故意歪曲事实。
在这本自述里，我力求排除杂念，以纯净之心追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真实轨迹。不必讳言，我的视点或“小而独”，行文或“笔走偏锋”。而所谓“大事记”，大的不是事，而是其中包裹的心。有些无人记得的小事，我大书特书，书写的是心；有的事巨大无比，我视而不见，因为心在别处。
抱着这个态度，我不妨频繁使用“时代”这个词，甚至不妨给本书取名“中国父子”，并不觉得夸大其词。
取这个书名，因为在这本自述里，有一条连贯不断的主线和一个中心：主线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中心是我本人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
比较而言，我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对我是个谜。我只看得懂一点：作为家里三兄妹中的长子和唯一的儿子，父亲独自承担了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几十年里，每月都由我母亲按时寄钱回老家。我想不起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别的父子内容。爷爷奶奶在威海时，父亲很少给他们写信，每年春节前一封家信，大都还是母亲执笔。二老住到我们家后，他们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门对门，但父亲很少进老人的房间，他们父子间从无没事闲聊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红过脸。我不怀疑父亲是个传统的孝子，但他的表达少到我甚至没怎么听他叫过“爸”。父亲和爷爷大半辈子似乎都在回避他们之间的“现实关系”。父亲去世后，我们瞒了奶奶十年，而直到奶奶在洛阳离开我们，这十年间她对从未得到父亲一次问候似乎并不觉得匪夷所思。自从儿子“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几十年里他们和儿子关系中的现实状态，就是那种在漫漫时空中日渐凝固起来的距离和沉默。父亲自1946年离开威海到上海，至1980年母亲将爷爷奶奶接到我们家来住，三十四年间父亲只在1961年回过一次老家，那还是我大姑写信谎称老人病重将他诳回去的。近日我向住在医院里的母亲求证了这个细节，但母亲一再对我强调，你不要瞎写，不是你爸爸不想回去看老人，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有“家庭成分”的顾忌，那个时代为个人私事请假是极不光彩的，要“吃批评”。
我和父亲之间不存在这种荒诞的、“超现实”的距离和沉默。我小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就比较随便，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和父亲说话益无忌惮。但是，随便不等于亲密。我在此书中细述了一个对我刻骨铭心的细节：父亲在去世前的那场大病中，曾有一次要求我用手指掐一下他的脚，看看是否有水肿。对这个简单的要求，我当时竟感到困窘和烦躁，没有照办。事后我理解，在我们父子间，这个要求并不简单，它其实触动了长期以来在我们父子关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亲密性的缺失。父亲以前从未对我提出过类似的请求，平常父亲和我更像朋友关系，极少有感情的交流(即使我们父子情深)。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们父子每周见面聊的基本都是和家庭事务、父子亲情无关的“时代话题”，我们经常为千里之外北京的事和万里之外华盛顿的事争得面红耳赤。除非父亲勃然大怒，否则我不能住口。这是我和父亲关系中的荒谬之处。父亲因病去世后，我对朋友重复着一句自怜自哀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我心底涌动的更多感触说不出来。我曾以为看不懂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其实父亲明明白白地赡养了老人几十年。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什么都还没做，明白自己愧对父亲，枉为人子。
儿子从小和我之间不缺父子感情的交流。儿子上初中时，我和他出门上街，他还会习惯性地抓住我的手；每晚他临睡时，我都会过去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和他道晚安。如果将来我在病床上要求儿子掐一下我的脚察看水肿情况，他的反应一定是积极的。但是，在儿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父子间不仅有亲密接触，也有严重对抗，其中的情形同样荒诞之至。
我不难找到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对三个不同时代父子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东西，即“信仰”、“观念”、“利益”。在革命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和守望信仰相伴的是恐惧；在“思想解放”时代，价值观念的冲突生成一种无法无天的精神，在家庭中是直指“父权”的“仵逆不孝”；在“经济建设”时代，与利益计较、实用主义形影相随的是势利、庸俗和猥琐，无休无止的焦虑、提心吊胆，无可救药的神经衰弱。
这些是题中应有之意。
是为跋。
张曼
2011年5月5日
《中国父子》是张旻的一部自述体文学作品。全书有一条连贯不断的主线和一个中心：主线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中心是作者本人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围绕主线和中心讲述了三代父子的不同命运及生活状态。《中国父子》这本自述，堪称作者的半生“大事记”。
张旻的这本《中国父子》写的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却是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的中国式父子关系。
这是一本中国父子必读之书，也值得每一位做儿女的去用心体会。
书中的文字平淡、自然而安宁，读懂了你才了解个中三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