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编著的《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详细的介绍了他的坎坷一生，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张彦先生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新闻记者。全世界的群众天天都在阅读报刊，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有的不具名的目击新闻报道，就是来源于张彦的默默手笔。这样一位驰骋于惊涛骇浪浪尖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新中国新闻界的骄傲。本书自传，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传记，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

张彦编著的《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内容简介：毕业于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人，与援华抗日美国飞虎队结下深厚友谊，亲赴湖南芷江报道日本投降，采访全世界所关注的重庆谈判。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参加并报道亚非会议，跟随宋庆龄从事对外传播事业。改革开放后，出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这就是九十高龄的本书作者给人们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风云激荡的一生。

《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是一本自传小说。

时代的历史缩影(序)

有志者，事竟成(序)

回顾我走过的路(自序)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小裴，我们的小裴

在“民主堡垒”中成长

目击日本投降

重庆谈判，香港三年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世界人民需要和平

在亚非会议中旋乾转坤的周恩来

1957年：中国上空风云突变

1979年：历史在这里转折——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用理想与真情谱写我的人生

九十生日琐记

附录专文：怀念故人

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宋庆龄

老来依然一书生(费孝通)

老萧，您走好！ (萧乾)

夏公并没有走 (夏衍)

在追思会上  (徐迟)

他不仅仅是戏剧大师(曹禺)

奇人文幼章

我所知道的爱泼斯坦

陈依范的中国心

水牛城的马大夫

黑人城市的白人女议长

美国的白求恩

手足之情无国界

鲍威尔依旧情系上海滩

迪克·帕斯特：一生献给美中友谊

后记

我在跨入90门槛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感恩我最亲爱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张镜明(1899—1953)，字实父，为人正直，才华出众，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实现他的全部抱负。母亲邹慈(1900—1996)，字慧修，活了将近一个世纪。正如她的名字所显示，她既慈祥，又智慧，后半辈子独立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精心地将八个儿女培育成人、成才。

当我1922年农历4月24日(阳历5月20日)出生在成都时，正是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时代。当时的四川是刘湘的天下，在城市里时常可以听见枪炮声，可见还是一个乱世。我们小时候，一听见汽车路过的声音，都赶快跑到大门口去看，好像看什么怪物似的，结果还吃了一鼻子汽车卷起来的灰尘。那时候，大街上除了行人以外，只有人抬人的轿子和人拉人的人力车(即黄包车)。崎岖的石板路边，晚上也只有模糊不清的油灯照明。

当时我们家，就有点像巴金的小说《家》里所描述的那个封建大家庭，祖孙三代住在一个有四进房的红漆大门公馆里。我父亲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自幼聪明好学。幸运的是，他的成长正值中国正在发生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代。戊戌维新虽然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却推翻满清成立民国，紧接着又是力主中国走向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这一股强劲的东风，不能不透过门缝吹进了张家公馆。父亲是第一个受益者，他终于冲出了牢笼，到一个新式的中学去当国文教师，然后又结伴外出奔走于大江南北，开阔自己的视野。再下一步更重要：1930年，他决心将我们全家接到当时国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南京，因为他在那里的国民政府财政部觅得一个秘书职务。

历史已经证明，他走出这一大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有多么重要。我们从此摆脱了成都那封闭消闲的社会环境氛围，开始沿着正规的教育体系上学求进步。父母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住房的首要条件就看附近有没有好学校。正如“孟母三迁”古训所显示的真理，在我们家八兄弟姊妹的健康成长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我们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首先，我们家开始了逃难的生涯。由南京好不容易挤上轮船，睡在甲板上逃到了武汉。转到长沙，又遭日本飞机轰炸，最后转到了那时的战时陪都重庆。抗战八年中，我们虽然没有与侵华的日军直接接触，却长期过着跑警报钻防空洞的生活，没有个安宁日子。

两年后，父亲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他的老朋友王瓒绪当了四川省省长，邀请他出任设在重庆的四川省营业税局的局长。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个可以富得流油的“肥缺”。但是，他一上任，就在办公室里挂起他亲笔书写的对联：“诚胜伪，拙胜巧；公生明，廉生威。”他以此表明他的人生信条和为人准则：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襟怀坦白，待人以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人是当不了官的。不到三年，他就发现，这里无他容身之地。如果不愿意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他就只能辞官归隐。

此时，他在重庆郊外沙坪坝购得小片山坡地，修建了一座别具风格的土墙别墅“平居”，并且办起了一小小的农场，养花种菜。他还同时应邀担任邻近的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他最擅长的中国古典诗词。他感到，这才是属于他的生活。于是，他和母亲更加注意对子女的精心培育。他爱花木的癖好，与他爱古典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也与他做人的道德标准紧密相关。他不爱雍容华贵的牡丹，也不爱浓香四溢的玫瑰。他爱的是斗雪的梅，傲霜的菊，挺拔的竹和苍劲的松。他喜欢在心爱的花木上挂牌写上诸如陆游、李白、杜甫这些诗人的名句。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百梅花旧草堂”，并写过许多诗词赞颂梅花的高洁。他还经常利用花木的形象、特征，就地给孩子们讲解做人的品德。日久天长，潜移默化，松涛、竹影、梅香……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凝聚成为理想的形象，做人的准绳。

父亲以文会友，特别好客。 “平居”的客房，常客不断。多半是些诗人、词人、画家、教授。其中就有：当时蜚声文坛的江南才子、元曲大师卢冀野和以“马小鸡”闻名海内外的国画大师马万里。重庆大学中文系的同事，更是常客，相互切磋，其乐融融。金秋季节举行菊花诗会，是农场一年一度的盛事。园中各色菊花绽蕾吐芳，千姿百态，漫步其间的观赏者，往往久久不忍离去。爷爷就让孩子们捧着竹盘向他们走去，盘中反扣着许多小木牌，牌的正面写有“清平乐”、“浣溪沙”等词牌和“律诗”、“绝句”等诗体。竹盘送到谁的面前，谁就从中取一牌，按要求现场填词或赋诗。边走，边看，边构思。不一会，人们便争相吟诵各自的作品，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每当此盛会，父亲必有新作。在他的笔下，菊花栩栩如生人格化了。

到2012年，1922年出生的我就整九十了。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如此漫长而曲折，酸甜苦辣俱全，怎能不遐想万千！1931年，我九岁，赶上“9·18”国耻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我国领土东三省。1937年我初中刚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是，开始过逃难、跑警报的苦难日子。1941年我上了“西南联大”这所当时最简陋然而又是最优秀的大学，受到思想启蒙，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命运的人生道路。1945年大学毕业，我当记者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湖南芷江现场报道了“日本投降”。紧接着，我采访了当时决定中国前途的“重庆谈判”。随后，我有幸目睹了新中国诞生的全过程，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1952年，我随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5年，我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影响深远的“亚非会议”，并且有幸躲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劫难。但是，1957年以后，在错误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反右”、“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把国家带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头上也被强加一顶莫须有的“反党”帽子，从此成为失去自由的“另类人”，开始了长达21年的“黑暗时期”，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解放。就在这同一年，雨过天晴，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了。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竞被派往美国担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由此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欣欣向荣，日新月异。我的人生，也开始谱写全新的历史篇章。虽然，自1989年我就已经离开了我的现职岗位。但是，时至今日，我在思想上从未下过岗。只要力所能及，我都乐于学习新的知识，努力做出哪怕是十分微薄的贡献。我知足常乐，乐观未来。

回顾我这一生，深感到，一个非凡的“情”字始终在支持着我前进，那就是亲情、爱情、友情和国际友情。我亲爱的父母、兄弟姊妹，与我同甘共苦打造幸福家庭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动力。从学校到社会，我结识了三教九流众多好友，有的是曾经给我引路的老师，有的是与我推心置腹相濡以沫的患难至交。他们给了我智慧，他们给了我力量，特别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精神上最强有力的支柱。在多次下放劳动中，让我零距离地认识了祖国的广大农村和朴实善良的农民，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与外国人接触较多，在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手足之情是无国界的。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从未垂头丧气，依然昂首阔步，既反思自己，仍继续前进。在新事物中吸取力量，我从没有丧失过信心。我深信，这与我有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人总是自懵懂开始，才逐渐一步步醒悟的。然而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复杂的社会，吃了苦头，也难以恍然大悟。吃一堑，未必长一智。但是，我总是尽力而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可以无愧地说，一辈子走的是正道，心地坦荡，与人为善。我相信，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发过财，但我精神上却始终富有！静心回首，我倒觉得充满甜酸苦辣的丰富人生经历，才是完整的人生l如今，我虽已年进九旬，仍拥有非凡的-隋”字关怀和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儿孙们开始崭露头角，正在茁壮成长。所以，我可以自豪又自信地说：“我这辈子，值！”

捧起这本260多页沉甸甸的《自传》校样稿读最后一遍时，我不由得为其中所包容的浓情厚谊深深感动。

我五月生日的前夕，外文局的局长周明伟同志竞亲自登门祝贺我的九十寿辰。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直截了当问我：“你的《自传》准备在外文局的几家出版社中哪家出？任你选择！”领导这般的慷慨厚爱，使已经受宠若惊的我简直感到无地自容，只敢轻声地回答：我喜欢由新世界出版社出，因为她擅长出版文化书籍。

不久，新世界出版社负责《自传》的责任编辑张世林同志登门造访。我们虽然素昧平生，但简单交谈之后，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虽然年龄相距有一代之隔，但对于世事的观察却有许多的共同语言。经过多次接触以后，我们发现都属于“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牢记范文正公的遗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管无济于事，恐怕此生这个积习已改不了了。每次我们都为业务相遇，但是谈完业务后高谈阔论天下大事却占了大部分时间。事实已经证明，我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显然大大有助于我们的合作出书。我更庆幸，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得一如此年轻有为的知己，让我对于正面临严重考验的祖国前途，也增添了乐观的信心。

我虽然终身从事新闻工作，但是接触到具体的出版业务这还是第一次，其繁复细致远超过我的想象。经手的同志都得有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经过多次反复的校正，才有可能保证不出差错。没有亲身的经历，这是难以想象的。对于一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对书的内容和文字负责，还要考虑到书的版式和封面的设计。这本《自传》的底稿和校样不仅他读过几遍，还曾经原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周奎杰同志的审阅指正，我深感荣幸。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我愿意再次诚挚地感谢外文局和今日中国杂志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支持。我向所有参与过协助这本《自传》成功出版的同志们，无论是今日中国杂志社的还是新世界出版社的，深深地鞠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