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化传统都有它关于战争的惯例，尽管西欧各国各有特点，但也有他们的共性。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同根同源，包括战争在内。所以西欧的战争中，很多情况是可以预知的，例如，战前动员士兵全力以赴，局部失败时如何坚定信心，战死者比例达到多少就该投降，还有战俘的待遇等等。
通过了解日本与西方在战争惯例上的差异，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人应负的责任的看法。我们的目的是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去解答他们的行为所反映出得与其性格有关的许多问题。至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是否具有军事意义，我们不必去管。
日本对战争正义性的界定与美国恰恰相反，衡量国际形势的出发点与我们也不同。美国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非法冒犯并破坏了国际和平，他们无视了一条国际惯例，即“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侵犯了国际上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准则。他们不管是占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已经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的邪恶政策。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很特别，他们要结束世界上这种“自立为王”的无政府状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奋斗。当然，这一秩序只能由日本来主导，因为只有日本真正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在国内平定了叛乱，实现了和平统一，建立了交通、电力、钢铁产业，可见“各就其位”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据官方公布数据来看，99．5％的日本青少年都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义务教育。根据日本等级秩序的理论，“大东亚”诸国是同一种族，因此，它应该扶持拖后腿的小兄弟——中国，然后逐步将美国、英国、俄国从“大东亚”区域中驱逐出去，让他们“各回各家”。各国只有在国际等级链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才能形成统一和谐的世界。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这种广受好评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大东亚”其实是日本民族幻想出来的，最符合国民口味，但是其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侵占的国家并不认同这一理想。尽管如此，日本在战败后仍然不承认“大东亚”这一理想是不道德的。就连那些在外交上最具弱势的日本战俘，也很少责难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心怀不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肯定不会轻易抛弃一些固有的态度，特别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依赖。虽然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截然不同，但我们还是要了解等级制对日本的含义，以及它的好处究竟在哪里。
日本人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精神上，他们叫嚷着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我们早就知道，美国确实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的一家发行量很高的报纸一《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敌人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却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我们要是害怕这些数字，当初就不会开战了。”
不管是日本打胜仗还是我们打胜仗，日本的政治家、领袖以及军人们都反复申明：“这不是一场军备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的精神与美国人的物质之间的较量。毫无疑问，这场较量，胜利必将属于日本。”但这一信条却成了塞班、硫黄岛溃败时的托辞，虽然它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深入人心。在日军夸耀胜利的那几个月，它更是充当了冲锋的号角。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小册子《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天授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船坚炮利不足惧”。
日本与西方的差别并不是它不关心物质军备，事实上，像其他备战国家一样，日本也心存忧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的一大部分都用于军备，到了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备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急剧上升，而民用支出却只占总支出额的17％。但是，日本人认为物质并不重要，“船坚炮利”就像代表武士道德品质的佩刀一样，只不过是“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而已。
美国一贯注重强大的实力，日本则一贯重视精神。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可以永恒；物质虽不可少，却是次要的，转瞬即逝。所以日本虽然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这项运动却是基于他们的这一独特认知。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物质资源有限，终将覆灭，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以吾等之训练以抗敌军之众，以吾等之血肉以抗敌军之固。”这句口号并非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而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始终都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大字。日本那支著名的“神风突击队”，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的飞行员会驾着飞机向我们的军舰做自杀式袭击，以此来表达对物质的蔑视。突击队命名为“神风”，是因为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攻打日本时，船队遇飓风而遭覆灭，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P22－25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是美国的女人类学家，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其导师是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尔斯（FranzBoas），鲁思受到导师的影响，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调查研究。1944年6月，鲁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资料。1945年提交研究报告，1946年将报告改写为《菊与刀》出版
《菊与刀》内容介绍：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其造就了一场极度惨烈的世界大战，但也造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经济奇迹。日本为什么会成为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复兴崛起的？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鲁思·本尼迪克特编著的《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菊与刀，是一对充满矛盾的组合体，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的蕴意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类学家鲁思（RuthBenedlct）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特征，并以“菊与刀”作为指代，阐释了日本传统精神理念中矛盾统一的特质。菊，代表着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贵美丽的象征；刀，代表着日本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在世界的其他民族性当中，很难同时存在两种极端因素，并使之成为基本的民族精神。但日本民族文化却具有相反的双重性，他们性情温和而又好武力，尚礼而又睚眦必报，喜欢新奇却又顽固保守。
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大范围辐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至今仍可以在日本的大＿街小巷看到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然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内质并非是中国文化的分流，它的确吸收了中国儒学传统中某些伦理因素，如忠义，孝道，谦恭，家族礼仪，尊卑秩序等，具有明显的东方文明中温文尔雅的情致，他们也引入了中国道家含蓄隐逸的文化精神，具备感悟生命的敏感力和洞察力，拥有感受宇宙万物细微变化的超强审美能力。故而日本的文学、美术、音乐、饮食、生活细节等都带有一种细腻精巧、浪漫缠绵、忧郁伤感的古典情调，都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静谧的美感。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又是地道的海洋国家，有着类似于西方传统的冒险挑战精神，他们崇尚武力，热情洋溢，激动好斗，骨子里带有天然的侵略性，如同古希腊勇士酷爱以武力征服世界。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复仇心和毁灭情结，他们的民族性格善于吹毛求疵，面对无法完成的复仇目标，他们倾向于毁灭自己，以保证尊严和荣誉不被践踏。这种思想和行为被日本人赞誉为武士道精神，其间所包含的残忍手段和暴力心理符合日本民族的崇高理想，在很多情况下都被鼓励而非被谴责。
这是一个充满性格矛盾的民族，鲁思在研究日本民族特征时，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这不同于中国的“乐感文化”。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罪感文化”。“乐感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儒、道、释、骚文化的融合，而“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和基督救赎的命题。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显然与宗教无关，也与伦理传承无关。那是一种特有的自尊膨胀而又受到压抑的情感，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有关，也与日本民族自视甚高的文化情绪有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日本试图使用武力令世界臣服，同时再用独特的“卓绝文化”感染全人类，建立大和民族梦想中的共荣世界。
鲁思·本尼迪克斯（1887—1948）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其导师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尔斯（FranzBoas），鲁思受到导师的影响，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调查研究。1944年6月，鲁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资料。其1945年提交研究报告，1946年将报告改写为《菊与刀》出版，立即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畅销书。
《菊与刀》的完成和出版，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其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直至今日一直产生着影响。鲁思针对的是美日关系的研究，中国仅是作为对比个案参与其中。事实上，从过去到今天，中日文化都不能漠视二者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中日两国的关系也远比其他各国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因此，《菊与刀》也为中国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种价值对于探讨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菊与刀》的译本多种多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各类译本的印数已经超过数十万册。我们之所以重译《菊与刀》，是基于近些年来对日本民族的深刻理解，对当年鲁思英文版本中某些模棱两可的词汇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阐释。英文词汇与汉语词汇在概念范畴上完全不同，通常一个英文词汇，用汉语来解释，会出现许多相似的释义，也就是说，汉语的表达更为细致入微，同义词和近义词无比繁多，而这些在英文中，可能仅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比如《菊与刀》中出现的“GIRI”一词，许多译本翻译成“情义”“义理”“理念”“情感的正义”等，但这些词语显然不是中国人常用的词汇，也不是《菊与刀》所要表达的意思，因此译本和原文之间就存在误解和歧义。而本书将“GIRI”一词译为“道义”，这正是鲁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因素，也是中国人能够理解的一种情感倾向。本书的重译试图解决语言障碍与歧义的问题，在语言方面更加贴近汉语的使用习惯，在保证原文含义的同时，正确使用通俗性语言，让读者在阅读时更为轻松容易。当然，限于译者的水平和精力，难免存在不够准确或错误之处，希望读者宽容指正。但我们相信，每一种译本的诞生，都会更进一步地接近原著的本来面貌，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编译者
2013年7月］日
本书分析了日本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 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素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日本民族性格不统一的重要因素。本书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 在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 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 又引人入胜, 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鲁思·本尼迪克特编著的《菊与刀》分析了日本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素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日本民族性格不统一的重要因素。本书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在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