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余录》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大师阿伯拉尔的回忆录，写于他因与爱洛伊丝相爱而遭阉割后不久，以致朋友长函的形式出现。信中回忆了他个人成长的经历，重点叙述了由成名到遭难的经过，尤其是他与爱洛伊丝的交往，对那一时期的文化氛围也有所涉及。文字优美，可读性强。

《劫余录》是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回忆录，原文由拉丁文写成，写作时间推定为1132年或更晚，是中世纪最早的一批自传作品之一。为补充写作背景，并充实篇幅，成书时另选取了作者与爱人爱洛伊丝的往来书信，及英文版编者贝蒂·雷迪斯写作的《导言》，与正文。

这本《劫余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导 言

劫余录

附录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书信精选

信函一 爱洛伊丝致阿伯拉尔

信函二 阿伯拉尔致爱洛伊丝

信函三 爱洛伊丝致阿伯拉尔

信函四 阿伯拉尔致爱洛伊丝

信函五 爱洛伊丝致阿伯拉尔

信函六 阿伯拉尔致爱洛伊丝

信函七 阿伯拉尔致爱洛伊丝

阿伯拉尔的信仰宣言

姑娘的叔父回来后，几乎气得发狂——若非亲身体验，很难想象他心中巨大的悲伤和羞辱。他能怎样来对抗我昵？他能设下什么陷阱呢？他想不出。如果他杀了我或者伤害我，他所深爱的侄女在我的家乡可能会因此吃苦受难。要抓住我或强行把我监禁起来是没有用的，何况我知道，要是他有这个胆量或者本事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袭击我，所以非常小心地提防着这一着。

末了，我不禁对他那无限悲惨的境地动了恻隐之心，便去见他，并谴责自己为了爱情犯下欺妄之罪，简直是最卑劣的背叛。我乞求他原谅我，并许诺付出他要求的一切补偿。我辩白说，任何体验过爱情力量的人，都不会认为我的行为出格，我还追述了自人类诞生，女人就不断毁灭最高贵的男人这一事实。为了进一步安抚他，我提出一个建议让他满意，这是他不敢指望的：我愿意迎娶那被我羞辱了的姑娘。我只声明，为了不毁坏我的名誉，这桩婚事应该保密。…他同意了，以他自己和他支持者的名义作了承诺，并以一吻接受了我所希望达成的和解。然而，他只是想以此为将来背叛我埋下伏笔。

我立刻赶往布列塔尼去接我的情人，好让她成为我的妻子。但是她强烈地反对这个提议，而且提出两个理由同我激烈地辩论起来：一是其中风险太大。二是这会令我声名扫地。她断定任何和解之道都不能使她的叔父息怒，正像我们后来发现的那样。她争辩说，如果这桩婚事败坏了我的声誉，使我们两人都蒙受羞辱，那么她又能因此获得什么荣耀呢？如果她从世人中间夺走这样一盏明灯，他们一定会义正词严地责罚她。想想看，这件婚事公开以后，人们会发出怎样的诅咒，教会将遭受怎样的损失，哲学家们将怎样痛心啊！造化是为了全人类而养育了我——如果我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女人身边，屈从于这种卑下的奴役，将会是一件可悲的丑闻。她断然拒绝接受这桩婚事，因为它只会给我带来羞辱和负担。除了名誉上的损失，她还向我指出婚姻生活的种种难处，使徒保罗曾这样规劝我们避免涉足其中：“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娶妻。若你已经成亲，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他还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她还争辩道，就算我既不愿接受使徒的忠告，又无视教父对于婚姻的枷锁所发出的规劝，那么我至少应该听从哲学家们的话，看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写下了怎样的文字，或者留下了怎样的事迹——因为教父们训导我们时常常采取这种谨慎的行动。比如，圣哲罗姆（St Jemme）在《反约韦拿辩》第一卷中追述了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怎样详细地描写了婚姻中无法忍受的烦恼和无穷无尽的忧虑，用最明白的论证说明男人不应娶妻，圣哲罗姆借哲学家们的劝诫得出这样的结论：“听到泰奥弗拉斯托斯这样的论辩，有哪一个基督徒会不脸红呢？”哲罗姆接下去说：“西塞罗休弃特兰霞后，贺修斯提议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但他坚定地拒绝了，理由是他不能专心于妻子如同专心于哲学一般。他并不单单说：‘专心’，而加上了‘如同’，意思是不愿做任何可能和哲学研究相匹敌的事。”

然而，她又说道，除了对哲学研究的种种阻碍，还要考虑高贵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真正条件。学生和保姆之间，书桌和摇篮之间，书本、刻写板和女红之间，笔和纺锤之间，能有什么和谐可言呢？谁能一边专心思考着《圣经》或哲学问题，一边忍受着婴儿不住地啼哭，保姆哼唱着摇篮曲，男男女女乱哄哄地进进出出？他怎能忍受家里有了小孩后没完没了的混乱和邋遢？你也许会说，富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宅院宽敞，可以有独处的空间。而且家境富裕不用顾虑花销大小，不用操心日常的用度。但是，哲学家的生活和富人迥然不同，那些为钱财动心、为俗务奔走的人不会有时间投身于《圣经》和哲学。因此，昔日的哲学大师们都鄙视尘俗，与其说他们谴责它，不如说是逃避它-他们摒弃了一切享乐，只有在哲学的怀抱中才寻到了安宁。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塞内加（Seneca）这样忠告路奇利乌斯（Lucilius）：“哲学不是消闲的学问。我们必须忽略一切献身于它，因为再长的时间对它也不够。你若是将它抛开一分一秒，不如就此彻底抛开，因为一旦打断它就无处可寻。我们必须抵抗所有其他的牵挂，不仅仅摆脱它们，而且摒弃它们。”

P67-69

许多人听说过，阿伯拉尔和爱洛伊丝像但丁和贝雅特丽齐或者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是一对著名的情侣。也有不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凭借鸿雁传书记录了下来。如果我们有兴趣了解一下通常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就会很快发现阿伯拉尔是此中的关键人物。他是那个时代思想创新的先锋，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就发轫于他在教学上的声望；他和明谷的圣伯尔纳（Wt Bemard of Clairvaux）在神学观上发生了冲突。爱洛伊丝也不仅仅是一个情深不渝的少女，一个好学不倦的学生；她还是一家著名修道院的院长，同时掌管着好几家附属修道院。无论是在古典学识的造诣和表达自我的方式上，在对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深切关注上，以及在毕生献身于基督教会的牺牲精神上，他们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英。同时，他们所遭遇的两难困境，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困境与其说是境遇的作用，不如说是源于两种极为复杂的个性间的关系。

彼得·阿伯拉尔，1079年出生于一个布列塔尼小贵族的家庭，在一篇文采斐然的自传《劫余录》里，他记述了自己54岁以前的经历。他的父亲供职于布列塔尼宫廷，很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继承父业之前接受一些教育。阿伯拉尔不久便决定放弃长子的权利，成为真正的学者。

在哲学的各种流派中最合我意的是辩证法。以此为武器，我选择了在论辩中争高下，而不是在战场上建功勋。我开始周游诸省，像真正的逍遥派哲学家那样，每当听说某地对辩证法有浓厚的兴趣，就到那里参加论辩。

阿伯拉尔采用相当严谨的拉丁文写作，他运用的一些专门性较强的语言，更易为同时代而不是现代的读者所了解。但是这两句话立刻使我们感受到了12世纪早期热烈的求知气氛，把我们带人了阿伯拉尔参与领导的教学革命之中。当时（以及其后很长时间），传统的高等教育包括七门文科课程：包括“三艺”（trivium），指的是专攻古典（拉丁）语言文学的语法和修辞，加上逻辑，或称辩证’祛-其后是“四学科”（quadrivium），指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在此之外，最高等的学问是神学、教会法和医学。阿伯拉尔对科学兴趣寥寥，他的数学知识也极为有限。显然，他一开始就拿定主意专攻。三艺”，尤其是逻辑（辩证法）。希腊人是逻辑大师，但当时这方面的希腊著作几乎已散失殆尽。人们通常认为，阿伯拉尔并不懂希腊文，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也都来自波菲利（Porphyry）为亚氏的《范畴篇》（Categories）所写的导论，以及亚氏的《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而且使用的是6世纪罗马学者波伊提乌的译本。逻辑包括语言逻辑，即关于字词和句子意义的理论，以及形式逻辑，即关于如何正确地组织已知的事实并得出结论的理论。这是“为混沌世界建立秩序的工具”，在阿伯拉尔手中，逻辑为他的学生提供了真正的理智教育。他坚持把逻辑规则运用于一切思想领域，毕生不曾动摇。

阿伯拉尔说到，自己云游四方，哪里有他感兴趣的讲座就到哪里去。这正是所谓“逍遥派学者”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会掌握着所有的教学活动，但是教堂的附属学校已经开始取代贝克和克吕尼等地的修道院学校；正是前者孕育了中世纪大学的萌芽。从阿伯拉尔的活动和他的教学生涯中可以看出，早期的教师可以挑选自认可以招收到足够学生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学校；学校的成败全赖教师的声望和技能。他在哪里落脚，学生就跟随到哪里，为了同他接近，甚至愿意在穷乡僻壤结庐而居。今天，也许是因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对照，我们往往认为逻辑是一门枯燥晦涩的学问，但是在阿伯拉尔的讲解之下，逻辑可以变得新鲜而又令人振奋，成为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同时，阿伯拉尔还称自己经常参加“论辩”，也可说明他是一场新兴运动的先驱。“论辩”（disputatio）指一种新的方法，它可以代替传统的“解读”（lectio）。后者是由教师讲授一段经文，先逐句朗读，然后讲解语法并引述教父们的著作中的有关评注。论辩的方式更接近于对话，先提出问题，通过问答进行讨论，从而摆出困难并寻找解决方法。各种教学方法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但阿伯拉尔对正统的讲座教学十分不满，从他攻击拉昂的安塞尔姆（Anselm of Laon）的偏颇之词中可见一斑。他当时一定令老师十分头痛，因为他自知天资过人，态度倨傲不恭，热衷于在辩论中白刃相见。1100年，阿伯拉尔来到巴黎进入圣母院学校，香浦的威廉（WilIlain of Champeaux）发现了这一点。两人龃龉日深，终于，阿伯拉尔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先安顿在默伦，后移至科贝尔，意在破坏威廉的声誉。其间他曾因劳累过度病倒，回到布列塔尼休养了6年。他本人并未提及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只是当他回到斗争的中心时，发现威廉已经参加了律修会，但仍在圣维克多修道院讲学。阿伯拉尔又开始听他的课，这一回学的是修辞，很快他又使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

《劫余录》随即提到了共相，即普遍和抽象的名词的问题。这个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探讨过，渡菲利也有所提及，但没有展开论述。当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如果你，我，人人都是人，亦即我们都属于人类，那么是否有什么属于人类的东西独立于这一类中的个体而存在？阿伯拉尔从未说明他云游求学时曾造访过哪些教师，但他去巴黎的路上必定曾在洛什停留，听过让·罗塞林（Roscelin）这位唯名论大师的讲学。罗塞林认为共相或抽象名词只是单独存在的个体的名称。教会认为罗塞林是在宣扬有三个不同的神存在，而不是只有一个神，因此把他视为对三位一体说的威胁。他因传播异端而受审并被驱逐，但后来又得到许可回到法国继续讲学。香浦的威廉是其反对派唯实论者的领袖。唯实论承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衣钵，认为意识之外有实在的抽象理念存在——柏拉图称之为形式或理。关于事情的始末，阿伯拉尔语焉不详，但看来他指出了威廉的逻辑论证中的荒谬之处，迫使后者修正其观点。威廉在讲学中宣称，人类的本质在所有人身上都完整地、本质地存在，只因其共同本性之外的。偶性”或局部变异而有所不同。如果此说成立，很难说你我能成为真正不同的个体。在阿伯拉尔的压力下，威廉把“本质的”改成了，无差别的”，意思是你我是由无差别或差别的不存在而归属于同一人类的。但此后威廉的讲学就声名扫地，“好像整个论题都只建筑在共相的问题上”。

在阿伯拉尔看来，逻辑不仅仅意味着是共相的本质，还具有不同的意义。他在逻辑、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这一点威廉及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曾做到），前者关注的是字词以及我们怎样用字词表达概念，后者则关注物（自然科学），或称终极现实（形而上学）。对他来说，逻辑即语言逻辑，是关于理解的一门基本知识，共相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于语言和概念的含义构成理性认识的基础的说法，他持批评态度。他既不想创造一种自然哲学，也不想建立一套神学体系。但是唯实论者对于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事物和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并不作这样的区分，因此对他们来说共相的本质是一个关键问题。

阿伯拉尔大胜威廉使他的声名激增，威廉的许多学生也转而加入了他在蒙圣热内维耶沃分庭抗礼所建立的学校。这就是巴黎大学的雏形。双方的门人之间仍然摩擦不断，威廉千方百计要阻止阿伯拉尔接替他主持修道院学校。这时，阿伯拉尔又被召回布列塔尼，这次是为了看望他的母亲，因为她准备以丈夫为榜样立誓出家。在当时，这种做法司空见惯。他不久就回到了巴黎，发现威廉已经被任命为沙隆的主教，没有人和他竞争修道院学校校长的职位了。然而，阿伯拉尔称自己回到法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研究神学——至高无上的圣学（maxime ut de divinltate addiscerem）——他很快离开巴黎赴拉昂去听当地长期趴来最伟大的学者安塞尔姆讲学。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曾以为也许是他的母亲要求天资聪慧的长子投身于拯救灵魂这项更加积极的事业。但是，从《劫余录》看来，这个决定产生了持久的严重后果。

安塞尔姆应得的声誉是，他既是一位出色的讲师，同时还参与编纂了长期以来一直被神学学者奉为圭臬的《圣经通用词汇》（Glossa ordinaria）。他的教学风格颇为保守，教义讨论完全在《圣经》的范围内进行，也不使用论辩的方法；他的雄辩之才只在解读和阐述时才有发挥。阿伯拉尔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辩证学者，在他而言，能力比资历更重要，因此他对安塞尔姆颇不以为然，不久他的这种态度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和其他学生格格不入，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对经文的深入研究，动辄在别人的煽动下公开自己的讲评。很快，他似乎就能在安塞尔姆自己的领域内占得上风了，安塞尔姆在两个得意门生的挑唆下禁止阿伯拉尔在拉昂讲学，这引起了其他学生的愤慨。然后，阿伯拉尔回到了巴黎，担任了修道院学校的校长，可以想象，他从拉昂带来了许多学生。他原以辩证法和修辞著称，现在又在神学方面崭露头角，安塞尔姆不久即去世，这更使他的地位坚不可摧。整个西欧的学子都纷纷涌向巴黎。

此时，阿伯拉尔刚刚三十五六岁，已经到达了声名的巅峰。各种记述都表明，他是一位极为出色的教师，具有一种罕有的天才，能够点燃学生心中的热情，使他们五体投地。他自称“相貌出众”，爱洛伊丝还补充道，他擅长吟诗作赋，尽管现在并没有他如何享受在求学生涯中轻松的那一面的记载，只有关于他和他人保持距离的暗示。他对共相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从而奠定了他作为逻辑学家的地位；这条中间道路就是所谓的概念论：共相既非真实，也不仅仅是名称，而是由理智把观察所得的个体事物的相似之处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概念。阿伯拉尔能够独立得出这个与亚里士多德学说非常相似的结论是相当了不起的。后者认为，我们能观察到个别且理解共相，但是我们是通过个别来理解共相，并在共相中观察个别的。然而，此时阿伯拉尔已经承担起个人的风险，因为作为一位专门的辩证学家，他开始涉足神学。安塞尔姆的两个门生，兰斯的阿尔贝里克（Alberic of Rheims）和伦巴第的洛托夫（Lotulf of Lombardy）从此和他结下了冤仇，并于1121年在苏瓦松主教会议上带头指控他宣传异端。对头们没有忘记这一回交锋，阿伯拉尔和圣伯尔纳最后那一场决定命运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阿伯拉尔把辩证法用在了神学问题上。

争论越是激烈，阿伯拉尔就越是活跃，这是他的天性。可以想象，如今他无人可与匹敌时而感到的高处不胜寒的失落。如他所言：

但是成功常常使愚人妄自尊大，俗世的保障能削弱坚定的精神，借助内欲的诱惑而轻易地摧毁它。我开始以为自己是天下唯一的哲学家，不用惧怕任何人、任何事，就此向肉欲屈服。……当时在巴黎居住着一位少女，名叫爱洛伊丝。她的叔父是一名教士。……

……

1925年以来，没有新的英译本问世，虽然人们对于这对情侣的人间悲剧的兴趣有增无减，并日益注意到阿伯拉尔作为逻辑学家的成就。继乔治·摩尔的小说出版以后，海伦·沃德尔发表了《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口碑颇佳，后来M.沃辛顿又出版了《不朽情人》（Immortal Lovers）。1970年，罗纳德·米拉的有关剧本问世，在伦敦西区成功连演了若干场。对阿伯拉尔进行严肃研究的有塞克斯、吉尔森、格林等，研究爱洛伊丝的有沙里耶、麦克劳德、汉密尔顿和佩尔诺等人。

现在，多伦多出版的《中世纪研究》分4期刊出了一种质量出色的评点本（尽管也许不易理解），虽然使用的拉丁文阅读起来比较吃力。阿伯拉尔和爱洛伊丝所使用的不是上个世纪那种朴实无华的拉丁文，他们也不像彼得等技巧娴熟的写信人一般从容自若。他们信中的结构和文体遵循的是12世纪书信写作的规范，即dictamen（或ars dicmndi）和cursus。这一准则要求采用正式的口吻，用词准确，适当地编排素材，务求典雅，在我们看来则不免过分，斯各特·蒙克里夫的例子正表明，在翻译中要避免频繁使用连接词和繁复的排比对使。阿伯拉尔的《劫余录》叙述性较强，因此修辞手法较少，爱洛伊丝在私人信件中也能采用直自的语言。但是在他们的时代，给缜密的论点附以连篇累牍的拉丁文圣经和基督敦教父典籍的引文，或插进一段布道词，添加读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的议论。乃是一种习俗。比如，爱洛伊丝在第五封信中提到无节制的坏处和烈酒的后果，阿伯拉尔在第七封信中加以阐述，把同样的引语又重复了一遍。此外，他们接受的严格的古典教育，在引用的文字和词语的选择上都可见一斑。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博学的文人，写作时是在“表演文学才能”。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个人，在任何时代都将是出类拔萃的，他们的信件跨越了情感的极端——奉献、失望、悲愤、自信、雄心、不耐、自责和顺从——所有这些情感都被统驭到尖锐的批判的智性之下，在爱洛伊丝和阿伯拉尔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同样明显。即使只能通过间接的、不完美的翻译，他们笔下的话语仍然值得倾听。

贝蒂·拉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