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译自第一本用英语写就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传记。作者尼克·凯斯特将帕斯的私人生活以及他的智性探险与炽热友情同欧美和拉丁美洲的重要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通过揭示帕斯诗歌和其他作品与他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尼克·凯斯特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位将文学和政治视为有机整体的作家简略但却富有洞察力的介绍。

作为一位诗人、辩论家和外交家，帕斯(1914一1998)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是墨西哥而且还是更广大的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化和政治辩论中的杰出人物。那些为他赢得了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歌，除了吸收与西班牙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者有关的知识之外，还深深扎根于墨西哥的传统。其主要代表作有《太阳石》《回归》《向里生长的树》等。

《帕斯》是第一本用英语写就的帕斯传记。书中将帕斯的私人生活及其智性探险与炽热友情同欧美和拉丁美洲的重要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通过揭示帕斯诗歌和其他作品与他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位将文学和政治视为有机整体的作家简略但却富有洞察力的介绍。

《帕斯》由尼克·凯斯特编著。

引言

第一章 发现一种声音，1914-1937

第二章 选择一种立场，1937-1943

第三章 新的启程，1943-1953

第四章 向外拓展，1953-1969

第五章 把一切带回家，1969-1990

第六章 燃尽火焰，1990-1998

注释

部分参考书目

这一次去国离乡的经历并没有持续很久。两年后，一家人回到米斯科阿克镇和爷爷以及阿玛利亚姑妈团聚。根据他在《人生旅程》中的回忆，奥克塔维奥又一次感到自己成为了局外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拿起笔，用诗和散文来抒发内心强烈的感受。《往事清晰》在回首这段日子时，还补充说明了激发帕斯写作冲动的另一个深层原因：1924年，在他年仅十岁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我在死亡中发现了语言”，他写道。

帕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强烈反对宗教的共和党人。但是如果谈到帕斯早年所受的教育，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似乎更大。他最初在米斯科阿克镇中心之前是莎卡帝托庄园的拉萨勒兄弟小学就读，然后到墨西哥城南部的威廉姆斯学院学习。正如《人生旅程》(Itinerary)中所写的，他在威廉姆斯学院接受的是正宗英国公学式的教育。“他们注重将身体作为活力和战斗力的来源来培育。这种教育培养的是活跃、聪明、善于捕猎的动物。他们崇尚诸如坚韧、勇气、忠诚和进攻性等男子汉的价值观。”但小男孩对母亲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他会一直相信她的天主教上帝。帕斯1970年曾告诉丽达·吉尔伯特，他很快就对天主教上帝产生了怀疑。他声称，自己有一次参加宗教活动但却发现没有任何收获，于是当场往地上吐了口痰、骂了几句粗话，并从此决定自己也将成为一名“好战的”反宗教斗士。从那以后，帕斯对宗教的兴趣就似乎完全是智性的探求。他在早期论诗的散文中谈到了宗教经验与诗学经验的相似性，但却总是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虽然他在印度和远东的岁月促使他去研究印度教和佛教，但是他只是在考察不同文化以及它们在艺术中的表达，而不是为了去寻找能够让他信奉的宗教。

米斯科阿克镇那座房子和花园里的封闭世界在帕斯十六岁时突然变得开阔了，因为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帕斯人生有了质的飞跃。他不再继续接受当地的教育，而是开始连续两年每天都去墨西哥市中心的预备学校学习以便为进入国立大学做准备。上课地点在圣．伊尔德丰索学院一座美丽的高楼里。这所之前是耶稣会修道院的学院坐落于旧城市中心，靠近佐卡罗主广场(Z6calo Squre)。在这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对于诗人兼辩论家帕斯的成长至关重要。20世纪20年代末，也就是帕斯开始预科学习的时候，墨西哥革命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族革命党(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成革命制度党，并且在接下来的七十年时间里一直掌握着墨西哥的国家权力)试图巩固革命的成果。其领导人认为，在经历了多年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墨西哥最需要的是建立合适的组织机构，并努力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平。而其他左翼人士则认为墨西哥革命还不够深入。他们叫嚷着要成立以苏维埃俄国为参照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方则认为墨西哥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派出了立场鲜明的代表作为外交使者。例如，1927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时，作家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就成为苏联首任驻墨西哥大使。在墨西哥首都，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迎接她的到来。奥克塔维奥·帕斯很可能也在欢迎的队伍当中。

总之，像帕斯一样热血沸腾的墨西哥青年认为墨西哥多年的暴力革命已经将他们的国家带人现代社会，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在墨西哥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次。而这又将他们与后革命时代的苏维埃联邦所发生的一切、与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所主张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帕斯后来在《人生旅程》中写到的：“我这一代人在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参与了世界历史”。  受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理想的指引，帕斯在十六岁时加入了圣·伊尔德丰索国立大学赫赫有名的文化团体学生、工人和农民联盟(Union Estudiantil Pro-Obrero Y Campesin)。该联盟成立于1926年，主要为工人提供教育，并协助引领无产阶级革命。正值青春年少的帕斯卷入了一场论战。论战内容是：是应该像伟大思想家和教育部长何塞·瓦斯康塞洛斯(Jose Vasconcelos)所说的那样，墨西哥通过采取“社会主义教育”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有必要在教育系统实现真正革新前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辩论的内容常常在首都的各条街道传播，在那里学生们和工人们举行了抗议卡列斯政府(Plutarco Calles)滥用权力的活动并与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数次类似的示威游行事件中，年轻的帕斯曾经遭到短暂的拘留，而使他获释的正是他那做律师的父亲。P18-21

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生于1914年，适逢他曾称之为笼罩在他头上的“两颗黑暗的姊妹星”：墨西哥国内革命引发的暴力此起彼伏；欧洲正经历着爆发于同年年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其所有的作品中，帕斯通过对自我人生道路的探索寻求着诗意的表达，同时也在试图界定自己的身份，并以此作为对这段充满破坏与恐惧的历史的回应。与他几乎同时代的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认为拉丁美洲远离欧洲以及它的传统，让他可以自由地与这些传统展开对话而不会受到其民族性的限制。然而对于帕斯来说，墨西哥远离欧洲的现实对他的影响十分深刻。墨西哥人讲的是西班牙语，并且继承了西班牙的文学和思想，但是这种继承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还不得不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展开抗争，并做出适当的回应。正如1950年出版的《孤独的迷宫》(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和1980年代以来写作的《修女胡安娜或信仰的陷阱》(Sor Juana Ines de la Cruz a Las trampas de la fe)等散文作品以及许多最雄辩的诗作所体现的那样，帕斯的许多文学创作是对这种分裂的墨西哥身份的尝试性界定。除此之外，他的其他诗作则是他对自己在这种复杂传统中的位置的探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致力于将语言从人们日常已经接受的意义中解放出来，以便创造出新的事物。

这种创新的努力并非孤芳自赏。他赞同雪莱关于诗人是“人类未经承认的立法者”的观点，并始终坚信诗歌创作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事业。1997年，他参加了墨西哥城举办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基金会的开幕式，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开幕式期间，他跟墨西哥总统讲了许多类似的肯定诗歌创作价值的话。在精神上，他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的联系最为紧密。两人都坚信文学是一种道德探险，这种探险因为历史上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而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他们还认为，在这种探险中，行动和表达的真实性对于重新恢复人类的自由来说至关重要。

帕斯对个人和民族身份定义的探索也与博尔赫斯截然不同。这位阿根廷作家认为身份总是在不断变化，几乎无法界定。但是，对于帕斯来说，这正表明有一系列面具需要被抛弃，以便让隐藏其后的真理得以显现。他的一生不得不与自己所继承的两种传统进行抗争。其一来自他父辈的巨大影响：他身份中那些极其复杂的墨西哥元素。其二则是来自他身边的女性方面的欧洲元素：他的母亲和首任妻子埃琳娜·伽罗(Elena Garro)都是第一代西班牙裔墨西哥人，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何塞·特拉米妮则是法国人。他在《孤独的迷宫》中对历史上墨西哥遭受的来自西班牙的“强暴”着墨甚多，但与此相反，在他自己的家庭里，让西班牙女性忍辱负重并遭受所有苦难的却是粗暴的墨西哥男性。

除了自己家庭的身份之外，帕斯还经常试图界定并修正他对墨西哥以及墨西哥在世界上位置的思考。在他年轻时，革命的结果尚未确定：他和许多其他人都认为墨西哥可以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在某种方式上以苏联为参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随着1930年代来临，事实越来越明显，墨西哥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的创建与巩固创造了某些独特而又模糊的体制。虽然在外交领域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了近25年，但是他经常质疑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使是在晚年当他成为墨西哥文坛德高望重的巨匠时——尤其是在他成为当时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之后——他依然继续敦促革命制度党推进改革以使墨西哥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现代民主国家。

帕斯曾经在犀利的散文和许多其他公众场合表达过这些观点。这使得他与那些在他看来垄断着墨西哥学术和知识的左翼正统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他开始拒绝任何将革命作为解决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层次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不公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的程度：他希望它们选择一条以清醒批评为基础的民主改革的道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相反，他觉得革命经由诗的真实和个人反叛就会到来，尽管他并不能肯定这种革命是否仅仅是人类博爱的昙花一现。

他与墨西哥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只是他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冰山一角。他是最后的“纯文人”之一，除了诗歌写作之外一无所长，但却坚信这种创作也可以承担道德责任，可以让他表达自己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物的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业余选手，始终坚信充满激情的探究可以无所不及。在访谈中，他对当时涉及的话题都保持着一股年轻人般的热情，总是旁征博引各类知识，并不时就头脑中闪过的问题发问，就好像他总是第一次谈及这些问题似的。而在访谈结束时，他总是会问：“我说的不会很肤浅，对吗?”相同的灵感的泉流也在他的散文和诗中熠熠生辉：几乎没有其他哪一位智者具备这种可以在谈话与创作中都能游刃有佘的能力。

在他1998年去世的时候，他被誉为墨西哥国内外最伟大的20世纪诗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散文家之一。从那以后，他在自己国家的声望逐渐黯淡。“学术界”开始转移兴趣，并且试图忘记他。奥克塔维奥·帕斯基金会收集了大量宝贵的论文、手稿、照片和其他资料，但是由于他的遗孀玛丽·何塞·特拉米妮不愿意某些墨西哥学者对它别有用心地利用，便不得不关门大吉。执政七十多年后，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败北。新的国家行动党(Partidode Accion Nacional)对旧政权曾经提供的所谓“祖传的”恩惠几乎不感兴趣。它更喜欢让墨西哥人沉迷于某种帕斯所极力批评过的“轻浮的享乐主义”中，并且几乎放弃了对每个墨西哥人探寻自己身份有利的界定民族性格的努力。

在一次访谈中，帕斯曾经提到一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当时，有人问亚历山大大帝在阿基里斯与荷马两人之间他更喜欢谁。亚历山大大帝很自然地选择了希腊英雄而不是荷马，因为他认为荷马仅仅是记录其他英雄人物事迹的“鼓手”。帕斯认为这一看法很荒谬。作为一位诗人和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了写作事业的人来说，为历史事件作见证更为重要。而且，他认为诗本身就是一种在场，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微不足道，它总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然而，作出这一断言并不容易。在专论诗歌声音重要性的文章《其他的声音》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几乎所有20世纪诗人都无法安宁的问题：“任何关于诗的反思都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或者以这个问题结束：什么人在阅读诗作?有多少人在阅读诗作?”

同巴勃鲁·聂鲁达(Pablo Neruda)、塞萨尔·巴列霍（Cesar Vallejo)、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一样，帕斯自己是为数不多的拉美重要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对于那些世纪末出生的人而言并不陌生。这些作品对文学力量提出了挑战，从而让文学之声为人们所能听到，而不致淹没在历史毁灭性的怒吼声中。尽管深深扎根于墨西哥及其身份的复杂性中，但是帕斯坚持认为诗歌追求代表着一种基本的人类价值，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跨越一切疆界与无数读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