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情爱纠葛，她会怎样抉择；隔海相望却无法触碰的子女，她该如何承受；温润如玉的香女，阴错阳差的命运；最纠结的爱情、最博大的母爱，展示中国半个世纪的疼痛。

周元镐编著的《红肚兜》通过塑造韩孝年这一美丽善良、隐忍博大的伟大母亲形象，展现了襄河两岸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和浴血荣光，对亲情、友情、爱情进行了讴歌，表现了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盼望，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爱国精神。其厚重的历史感让人倍感触动。

《红肚兜》由周元镐编著。

《红肚兜》讲述了：

一个满身异香的姑娘，年轻时嫁过两个男人，按照当地习俗绣过两件红肚兜作为信物。这两个男人，在血缘上，他们是兄弟；在感情上，他们却是情敌。在战场上，他们是对手；在人生的风雨中，他们又是愧疚的丈夫和哀痛的伤兵。“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他们对军旗的选择，也许是信仰，也许是命运使然，但他们兄弟俩却让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和母亲深深地受了伤……

闹完元宵没过几天，赶了个和风丽日的天气，韩孝年出嫁了。

若干年后，韩孝年还记得清清楚楚，她出嫁的日子是农历的二月初二。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个日子是大伯吴坤山花了三块大洋请算命先生定下来的。

大伯并非亲大伯。韩孝年的爹娘死得早，她没有了一个亲人，自小多亏了吴坤山大伯收留抚养长大，所以开口喊了大伯。坤山大伯从此也把韩孝年当了半个女儿，并做主为这半个女儿定了终身，许配给了他的亲侄子吴天柱。吴天柱就在大伯的榨坊当伙计，韩孝年常年也在榨坊洗衣做饭，做些比伙计们轻松的杂活。

按照襄河边的风俗，像韩孝年这样的女儿出嫁，过门当天得找一户人家做临时娘家。在大吴乡，韩孝年和徐秀姑是从小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徐秀姑年长为姐，韩孝年大喜之日清晨就去了秀姑姐的屋里梳妆。梳妆的内容包括烧盆热水浴身，从澡盆出来，面部敷粉后用索线退去脸上象征处女的细细茸毛，然后是真正的梳妆打扮。徐秀姑帮韩孝年把辫子打散，给一头瀑布似的青丝抹上香油，再在脑后盘成一个大髻巴巴。最后一道工序是插花戴朵，羞对明镜。韩孝年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认真走了一个过场，在尚未进洞房之前，就在表面形式上把自己从一个羞涩少女变成了美丽少妇。

做这一切的时候，徐秀姑一直没有停止和韩孝年说悄悄话，但最后一句话，却把韩孝年说哭了。徐秀姑的最后一句话是句玩笑话，她们说到了红肚兜。

也是襄河边的古老风俗，女儿待嫁之日，就要关上房门为未来的郎君缝绣一块红肚兜，并要在新婚之夜的婚床上送给新郎。这种隐喻和暗示古朴而又浪漫，会让每一个男人怦然心动，感动得热泪滚滚。

韩孝年的这块红肚兜绣得好，一幅鸳鸯戏水图栩栩如生，活脱脱挑逗得热烈而又柔情蜜意。这样的作品，徐秀姑肯定要拿来说事，她咬着韩孝年的耳朵开了句玩笑，然后就是吃吃的坏笑。韩孝年的脸红了一阵后开始发烧，眼里随即泛上了盈盈的泪光。

在以后悠远漫长的风雨岁月里，徐秀姑的这句玩笑话再也没有离开过韩孝年，它死死地纠缠了韩孝年一生！徐秀姑说，韩孝年的红肚兜应该绣两块，说者本来有意，听者当然敏感，这是韩孝年心里的一块病啊！不幸的是，韩孝年后来还真地又绣了一块红肚兜，她的生命从此分成了两半……

原来，吴坤山大伯早年丧妻，从此不娶，膝下只有一子名吴天臣。那是坤山大伯的全部生命和希望，几年前考取军校拜别老父离开了家乡。天臣和天柱同年，但小月份，所以只能屈为堂弟。小时候，小孝年总和天柱天臣兄弟一起形影不离，春暖花开时候，他们还经常结伴钻进菜花地里染一身香，然后又跑上襄河大堤，从堤顶滚到堤脚染一身绿。小天柱性子野，往往总爱欺负小天臣，这个时候小孝年绝对是站在小天臣一边，不是安慰哄劝就是陪着伤心哭泣。小天柱也奇怪，只要被小孝年哭骂上几句，他就老实了。

其实，天柱的命也苦，他的父母原在汉口做很大的药材生意，父亲后来却不幸染上了鸦片，呼啦啦几年下来，不仅抽光了家产还抽干了身子……父亲先走，绝望得跳了长江。母亲随后，解下裤腰带含恨悬梁。小天柱头顶的天瞬间就塌了，凄风苦雨中好长一段时间流落街头，还是坤山大伯闻讯找到了他，含泪把他带回了襄河边……

在大吴乡乃至襄河两岸，当年吴坤山大伯的名字异常响亮。“大伯”这两个字喊顺后成为了一种尊敬，一种荣誉。这里除了与坤山大伯平常的乐善好施分不开外，坤山大伯多年积攒的财富也决定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身份和地位。

坤山大伯有一座榨坊，那是祖传下来的。靠一座榨坊，在坤山大伯的手里又添了一座青砖青瓦，气宇轩昂的吴家大院，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墙屋”。规模恢宏的吴家“墙屋”在当地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建筑，和它周围那些低矮破烂的草屋茅舍相比，绝对是鹤立鸡群，招摇张扬。墙屋顶上的那根梨木横梁乃镇宅之宝，硕长似虹，坚硬如铁，竟是坤山大伯当年请了数百民伕，一路吆吆喝喝，吼吼地从千里之外的武当山上运下来的！

墙屋和榨坊以后正宗合法的继承人当然是吴天臣，考虑到侄子大婚，坤山大伯还是坚持把新婚洞房选定在了墙屋，这点让韩孝年感激，乡亲乡邻们唏嘘，但有一个人偏不领情，他就是新郎倌吴天柱。坤山大伯在墙屋这边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吴天柱却躲在榨坊的榨杠上不肯下来。

其实，坤山大伯心里也有苦衷。他原本也可以送吴天柱去读书习武做人上人的，但虑及天柱父亲的放荡和不幸，为防侄子步其后尘，坤山大伯宁可背了骂名，最后还是咬牙让吴天柱进榨坊当了伙计。坤山大伯当年还没有听说“逆境出人才”这句话，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古训他绝对是懂得的！

不分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榨坊永远是热火朝天热闹非凡的。榨坊里边，一排炒锅靠墙垒砌，火焰熊熊，炒籽飘香。榨坊的上面，凌空倒悬了无数盏夜壶灯，吐吐地冒一股很大的油烟。在这一片忽明忽暗的明灭烟火亮光中，无数头水牛拉动了碾磙，巨大的圆形槽碾于是轰鸣起来，引起了榨坊一阵阵的摇晃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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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武汉大学向教育部正式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为此事，我三次进京并有了结果。1985年秋，首届92名插班生意气风发地走进了珞珈山校园，这其中就有元镐。他当时刚过而立之年，是中文系首届插班生的班长，同时也是当年武汉大学“白校徽”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之一。

后来，我听说元镐的处女作《风筝飘飘》发表在1977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上。1977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说这一年值得纪念，不仅仅是因为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即将开始，主要是因为这一年恢复了高考，这对全国人民都是一件大事，它在告诉人们，冬天过去了，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的又一个春天就要来了。虽然我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但我也十分关注文化、关注文学，所以对我们的国刊《人民文学》并不陌生，并且认为凡是能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人都是不得了的人，都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大作家。可惜《人民文学》在“文革”时期停刊十年，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曾在几年间发表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魏巍、徐迟、姚雪垠等名家的作品。元镐的《风筝飘飘》居然和中国许多文坛耆宿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个刊物上，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记得那个短篇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乡野儿童利用放风筝帮助新四军、民兵发放传单，参与抗日的故事，很有想象力，很有趣。我还听说，《风筝飘飘》后来被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的美术出版社改编成了连环画册出版。1979年，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册，就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在全国发行了一百多万册。想一想，在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的年代，数千百万册《风筝飘飘》连环画肯定陪伴了一代人的童年，成为一代人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我想，这是元镐的幸运。

元镐是有才华的，他的中篇小说《襄河一片月》获得过武汉市芳草文学奖，中篇小说《这里曾有过风流》获得过武汉大学文艺创作成果一等奖。元镐也是勤奋的，他从武大毕业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天下》、中短篇小说集《无字的花圈》。这次送来的反映海峡两岸亲情、友情、爱情的长篇小说《红肚兜》书稿，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前勾后联，近40万字，更是元镐将近四十年文学创作经验积累的成果，是他关注海峡两岸关系、思索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心血结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陆与台湾原本同根、原本统一，但六十年前那场兄弟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却使父兄分离、母子分别、夫妻分散、兄弟相隔。六十年过去了，子恋母、母望子，兄盼弟、弟思兄，乡音依旧却华发两鬓。不奇怪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更不奇怪大陆领导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发出的感慨，这幅元代名画命运本已多舛，差一点被全焚为吴洪裕殉葬，抢出来的两段还不能合璧，而现在《剩山图》在浙汪省博物馆，《无用师卷》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把祖国喊作母亲，当她看到兄弟因相残而分离、看到大家庭不能团聚，心中该是何等痛苦！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对历史、对民族、对社会负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元镐一直深入地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团结问题，思索着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当然，这也是大至国家领导人、小至平头百姓都在关心、都在思考的问题。以文艺形式表现中华儿女对海峡两岸统一的渴望与呼唤，元镐不是第一个，但以长篇小说形式，以“红肚兜”这个既极具中华民族特色又极具文学意象性的服饰为载体，以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为切口，大视角、大跨度地表现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展示从抗战胜利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表现海峡两岸血水相融、同根同源、“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的宏大主题，还不多见。

如同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一样，母亲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每每提到母亲，我就会想起那位出身贫寒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关于母亲的一段话：“无论我现在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都应当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它们一直伴随我而且已经陪伴了我一生。”是的，母爱，是人间最伟大的爱。阅读《红肚兜》这部书稿时，我经常被书中那个美丽、善良、温和、隐忍、博大而又韧性万分的母亲“韩孝年”感动，有时甚至不禁老泪纵横、唏嘘不已。应该说，塑造出“韩孝年”这个伟大母亲的形象，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最为成功之处。这个“母亲”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祖国“母亲”的伟大形象。在母亲那里，在伟大母爱的那里，没有阶级，没有仇恨，没有政治分割，没有政见分歧，所有的儿女都是母亲用血肉亲情关心、呵护的对象，所有的儿女都能沐浴母爱的光辉。子女之间的任何不团结乃至仇恨与分离都会让母亲眼流泪、心滴血。由此想到，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个中华母亲，无论共产党、国民党，无论大陆人、台湾人，都是炎黄子孙。为了母亲的心愿和微笑，为了母亲不再流泪流血，兄弟间应最大限度消除分歧，增进共识，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尽快携手，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既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的期盼，也是《红肚兜》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追求。

秋风渐凉，东湖听雨。师生情笃，秉烛而读。亦读亦思，随感而发。是为序。

刘兰玉

2012年9月10日于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