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人走向灯光璀璨的门厅，拖着他们长长的影子，那是维多利亚时代漂洋过海而来的自重，趣味，势利，还有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对光鲜事物无限热衷的遗风。
他们的背影看上去真是时髦与复杂，就像混合亚欧口味的食物那样，带有一种开放和投机的灵巧。东方人细长单薄的身体，宛如一只单反相机里极其敏感的测光仪，时刻根据不同的光线做出调整。即使是后背，也长着眼睛，时刻观察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反应，以及四周的动静。男人们穿着黑色的夏季西装，意大利鞋，里面的衬衣也是黑色的，并敞着领口，这样既冲淡了拘谨，又保持了进出外滩大楼应有的隆重。现在，出没夜店的男人们已再次讲究起来。他们谨慎地选择黑色，在面料和牌子上下工夫，掩盖自己在颜色和款式上的贫乏想象，他们投入浮华生活的时间毕竟太短，趣味与自信都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炫技，只可求不错。
十九世纪末的晚上，外滩的生意人只有上海总会一个去处。去上海总会，他们要穿好黑色燕尾服和白色衬衣，打黑色呔。有一夜，遇到租界火警，正靠在吧台边喝酒的救火会志愿者们来不及换衣服，就冲出去救火。镶了一层黑缎子边的黑色衣尾在火光熊熊的夜色里随风飘起，沾满了焦炭的气味。过后，工部局通知他们。可以将那晚洗烫修补礼服的洗衣店发票拿去报销。这是另一个关于黄浦滩上的黑色礼服的故事。
黑衣人三五成群地消失在旧渣打银行门庭的灯光里，像解一道合并同类项的数学题那样，归成一个符号。
她们是一对长得很相像的母女，长脸。在自天花板而下的灯光里显得更长。
玛丽莲吊灯洒下明亮而匀称的光芒。这些大小不一，出现在大楼各个角落的、红色里夹了金箔的玻璃吊灯，是第二次从意大利舶来的镇楼之宝。第一次从意大利来的镇楼之宝，是1920年代从意大利教堂里买来的大理石圆柱，据说它们还是米开朗基罗时代开采的。精确地说，这次不再是舶来，而是空运。“舶来品”这个词也已经过气了。
玛丽莲吊灯让人想起威尼斯那些昂贵而易碎的古老玻璃，和弥漫着旧缎子和耗子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往事。但是，如果经历过上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于电力不足而全城灯光黯淡发红的岁月，才能体会到它们给予的明亮与柔和所意味着的渴望。这是完全不同于威尼斯的渴望。
地上细小，而且排列并不规则的白黑两色的马赛克铺满了她的眼睛，犹如《太阳帝国》里描绘过的，在黄浦江里漂浮的一口小孩的棺材那样，在她回忆里晃动。“是它吗？是原来的那些吗？”她猜测着。
大楼修复时，专门介绍了修复时对马赛克地坪的保护。当时她读到报道，眼前浮现出的门厅，是幽暗而高大的。马赛克地面好像蠕动的蟒蛇一样冰凉，并有一种威慑力强大的鳞状图案，马赛克在水泥上微轻的不规则排列，就像蟒蛇隆起时，撑开了鳞状物之间的皱褶。
这是八十年前的旧物。保留着1920年代亲切的手工痕迹的马赛克，看上去像雨后的泥地一样柔软，容易留下痕迹。完全没有如今的马赛克那样冰冷和规整。那些手工的痕迹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黑衣人沐浴在灯光下，洗得千千净净并散发名牌香水气味的身体，保养良好的头发，在黑色的衬托下格外白皙的手背和下巴，如同沐浴在阳光里的植物一样自在而感恩。冷气很快就使皮肤变得凉爽干燥，他们脸上因争斗而隆起的肌肉放松下来，变得彬彬有礼。
出示请柬。
与迎候的英国领事馆雇员寒暄，握手，探出上身去行贴面礼，嘬起嘴唇，轻轻向对方的耳朵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客气的，只贴一次。
留下名片。
“请好好享受我们的晚会。”领事馆的年轻本地雇员说了一口伦敦音，是上海的知识阶层一贯崇尚的口音，象征着教养与见识。说伦敦音的年轻女子将人群引向装饰着红色琉璃的电梯。曾有人形容它像一只圣罗兰的皮箱。这是外滩大楼渐渐成为展示西方奢侈品世界的前沿后，最为时兴和卖弄的联想。媒体对外滩的变化总是如此惊喜，并试图确切地形容。
“不，不不，我们更喜欢走楼梯。”她说。
于是她们拾级而上。
她的女儿探头看了看楼梯井。
P2-4
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我打算写一本关于外滩的书，最初只是个模糊的心愿，我心中一个小声音说：“写一本外滩的书。”我听到了它。
2003年夏天我写下第一个句子：“沉甸甸的湿润云朵被海上的季风驱赶着，掠过和平饭店的绿色金字塔顶，一路向外滩后面上海辽阔的腹地奔去。”这个句子已经在修改中被删除了。从那句句子开始，我经历了漫长的写作，直至为最后一句话，敲上最后一个下引号。“最后，罗伊斯将手里的一块六角形的巧克力递到她手里，玩笑似的又念了一遍台词： ‘想吃巧克力吗？有紫罗兰味道的，或者你更喜欢玫瑰味道。在一个礼拜天早上新采下来，然后和奶油打在一起做的。’’’我盼望的时刻，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天上午到来，在电脑上敲了最后一下，我的外滩故事终于结束了。
这三年里，我想象过很多次，结束这本书的那天，我要写一个后记。我要在后记里开列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每次我接受别人的帮助，都会这么想。两年里，我接受了那么多帮助。谢意在心中堆积，渐渐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我感谢上海作家协会给予我的创作长假和资助。这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心境，去做一样复杂的，需要许多前期投入的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从我开始准备外滩材料的2001年，就开始了对这本书的资助，最初他们资助的是我收集材料的两年，然后，是开始写作的三年。他们的期待和信任，是我的动力，也是压力。这两样，正好是我需要的。回溯起来，作家协会为我一共放了十年的长创作假，上海三书，四部旅行书，加上这本外滩之书，都是在作家协会为我创造的安顿里写出来的。期间，我结识了不少世界各国的同行，从爱尔兰作家到智利作家，到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还有日本作家和玻利维亚作家，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都开玩笑地追问过一句：“那你认为我有可能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吗？”
我感谢伦敦市长办公室的赵冰冰小姐，我去伦敦寻找资料，她出力良多。当我写到一半，身心疲累时，她打电话来，说：“我来带你去好好吃一餐饭，然后，再好好吃一碗冰激凌，再好好去一个晚会放松。”那个晚会，就是在外滩十八号的顶楼，它成为我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冰冰隐在我的角色后面，穿着一件洋红色的绣花大襟短衫。
我感谢我英国的作家朋友们，他们为我张罗可以采访的人，提供给我他们生活中的经验，与我讨论英国人对海事时代的立场。我和托比·利特一起去伦敦的大街小巷，和苏珊·艾德金一起去泰晤士河岸上的老酒馆，看当年吉卜林写《丛林男孩》的地方。我在大学英文课上读过《丛林男孩》的节选，那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瑞曼史深夜送我回家。我不会忘记，他摇下车窗，隔着半街雨后满满的花香和沉沉睡意，大声问：“你带苏珊的钥匙了吗？”他那斯里兰卡人黝黑而温柔的脸上，在路灯下充满柔和的阴影。那时我住在苏珊家里，她则去澳大利亚写文章了。他怕我忘记带钥匙，进不了门。2007年的春天，我们在上海再次见面，他从故乡来，我们在一起比较了上海外滩和斯里兰卡的殖民时期码头区的现状，这两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外国商人来了，河岸区发展起来了。外国商人离开了，河岸区凋谢了。外国商人又来了，河岸区的洋行旧楼，成了高级酒店，高级餐馆，高级夜店，国际价格，国际格局，当地人再次离开，知识分子摇摆于激烈的民族情绪和普世文明的标准之间，在一间高级酒店举办的文学节受到了当地报纸的质疑，如我们一同参加的上海国际文学节一样。他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更大的价值，对通商口岸城市绵绵不休的困惑的表达。
海事时代早已过去，但在旧通商口岸城市发生的事情。仍旧这样复杂，甚至更为复杂。这是我和瑞曼史的感慨。
我感谢命运引导我找到了这样的谈话，这样的朋友。
我感谢上海史专家李天纲，这些年来，他家的电话号码对我就像是上海GOOGLE的号码，他的不厌其烦，让我能找到许多我想要的资料，资料的来源，资料的真伪。他远比GOOGLE出色的地方，是我们可以深入地讨论。对上海的许多认识，都是在与他的电话讨论中成熟起来的，一直说到电话的听筒都发烫了。他是我的字典。
我感谢大英图书馆的中国部主任伍芳思。她与我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帮我复印沙逊家族的传记，她带我去伦敦的公园寻找外滩公园时代的游园法规，她甚至陪伴我去亚非学院。怕我找不到路。她说：“我们收藏了那么多中国的好东西，我们无法归还，所以我要帮助你。”
我感谢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地方文献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综合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两年里不知为我搬运了多少次旧书和旧报纸杂志，有时书太重了，他们就用小车推到我桌子旁边，有时他们搬动多年无人问津的旧报纸，从书库出来时，已满脸喷红，是因为螨虫刺激他们一直在打喷嚏。他们在我忘记带纸笔的时候借给我纸笔，在我来不及看完的时候帮我保管资料，在我从索引里找不到我需要的书的时候过来帮忙，他们是我的英雄。
我感谢爱荷华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和图书馆，感谢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感谢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感谢吉林大学东亚系，感谢贝茨大学东亚系，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这些美国的大学为我到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图书馆借书和档案，照顾我的研究，安排我的演讲和讨论。那些对公众的演讲和与学生的讨论，使用的都是我写作的章节和照片，每次讨论都给我新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多次修改的原因。
感谢我的朋友艾大卫和他的妻子海伦，他们教给我怎么做美国式的资料收集。大卫是哈佛出身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膝盖上永远搁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戴尔电脑。我们讨论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事。我在美国做研究的一年中，从写作到生活，他们对我帮助良多，连我家的葡萄酒杯子，都是来自他们的圣诞礼物。
我感谢黄浦区团委的陈蕾女士，她帮助我寻找和联系曾在外滩生活的家庭，与我分享她大学刚毕业时在外滩街道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以及自己的体会。她从来都有求必应，充满鼓励。有一次我去她的办公室，但是到得晚了，远远地，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等我，她握着电话，好像随时准备着。
我感谢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他注释的洋泾浜英语，对我帮助良多。
我感谢接受我访问的那么多与外滩有关的人物，老人和年轻人，有钱人和穷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感谢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打开自己的心扉，赠送自己的回忆，这些都是宝贵的个人历史，有些不快的回忆让他们再次受到记忆的伤害。有时我感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当然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这本书，这本写外滩的书。他们对外滩怀有某种使命感，我想，这才是他们接受我的原因。我感谢那些约谈和偶遇的人，通过朋友辗转介绍认识的，或者认识多年，却刚刚意识到他的经历对我的书的价值的人，感谢这些与外滩相关联的人们帮助了我。
感谢我的朋友们，我维也纳的朋友，我柏林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我上海的朋友，我美国的朋友，我云南的朋友，我香港的朋友，我伦敦的朋友，他们听我说了整整两年的外滩故事，以至于他们有时特地问：“又有什么好玩的故事？那本外滩的书的故事。”他们的兴趣，有时是支持我在感到太困难的时候仍旧进行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有趣和重要。在一个人写一本很长，也很难的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朋友是自己生命中的烟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如节日的夜晚看烟花怒放，他们华丽地照亮了本来辛苦和寂寞的写作生涯。这两年里，有时我陪伴他们去外滩，一路上忍不住喋喋不休，常常要等到他们望着我笑，才发觉自己话多了。但他们大多继续笑，然后说：“你就该写外滩，是不是？”我为这些亲爱的朋友们，而感谢上帝的赐予。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从来没有打扰过我的写作，也不曾制止过我的计划，可以说我是一个完全自由和自主的人。我要写作，不跟他们出去吃饭；我要写作，要离开他们到美国和欧洲；我要写作，休息时要有人陪伴……他们总是答应下来。每年到祈福时，大家都记得为我祈祷书写得一本比一本更好。我从不去参加子时放鞭炮，每年他们带着一身硝烟回家来，都纷纷过来告诉我：“你的那一支，震天一样响。”我为有这样的家人，感谢上帝的恩宠。
在写作的时候，我最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以及自己的使命。
从2003年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第一稿，到2012年写完《成为和平饭店》最后一稿，我的“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写了十年。
1937年，美国作家豪塞在他描写外滩的书里写道：外滩是上海外置的心脏。而我，则在六十多年后描写了外滩如何成为新中国上海无可争辩的象征。上海是个反复经历沧海桑田剧变的都会。而外滩，则是这种剧变的纪念碑。
2014年，我的“外滩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滩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时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担了对养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尽我所能，为这条充满象征并不断变化的河滩留下有血肉的历史细节，为它的过去与现在，更为它的将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十年来用文字和照片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着表达它层层叠叠故事的写作方式，写作手法和词语库。我在努力尽到一个作家的本分。作为自幼随父母迁徙而来的移民，我是在长年对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渐渐认同它为家乡的。
外滩三部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
陈丹燕
2014年6月29日
《外滩：影像与传奇》，陈丹燕“外滩三部曲”之一。作者以“非虚构”、“影像”这种特殊的视角以海派式绵密、细腻的文字讲述了外滩的前世今生，揭开了外滩这艘内蕴丰富的历史巨轮光影斑驳的面纱。
在作者笔下，为逃避中国内战从外滩乘船离开的外国侨民，出生于上海、拍摄了1949年外滩的外国摄影师山姆·塔塔，携女儿岛上海总会遗址追寻自己童年记忆的母亲，号称要重新点亮外滩的“外滩三号联合会”主席李景汉，以及租界时期连接外滩商业繁荣的洋泾浜英语，1950年代外滩长夜一般的寂静，1966年出现在友谊商店外墙上“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型宣传画，1970、1980年代的外滩恋人墙，1990年代的外滩改造工程……绵密的细节铺陈着那些与外滩有过特殊经验的人与事，使得历史具有了呼吸和温度。
全书配图170多幅。影像式表达与非虚构讲述联袂，生动再现了外滩前世今生的传奇。
《外滩：影像与传奇》是陈丹燕非虚构上海系列故事之一。这部陈丹燕历时6年完成的作品，是她对外滩的回望、注目与访问。外滩就像一艘内藏丰富的巨轮，航行在历史的海面上；陈丹燕以“影像”这种特殊的视角，来揭开外滩光影斑驳的面纱，展现她对外滩历史的打捞。每一个章节都似一个闪光的镜面，反射着历史的驳杂与丰富、理性与非理性交错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