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风云激荡的历史变革中，曾出现一些显赫的家族。些家族和其家庭成员都经历了时代变幻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名人传记编辑部编著的这本《世家(名人传记精华本)》既上溯其家族发迹之源，又追踪其子嗣延续之流；纵观其气运之流变，揭示其荣盛之玄奥。记述悲欢离合、聚散圆缺，一幕幕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

在中国近现代风云激荡的历史变革中，曾出现一些显赫的家族。他们或是从天潢贵胄沦为普通人家，或是从平民成为某个时代的新贵。这些家族和其家庭成员都经历了时代变幻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他们在这种变迁中解构、浮沉，演绎着悲欢离合、聚散圆缺，和一幕幕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

名人传记编辑部编著的这本《世家(名人传记精华本)》就是讲述那些家族的历史沉浮故事。

风雨沧桑

 爱新觉罗家族：聚散离合的百年往事

 陈寅恪家族：文化标本，悲欣交集

 黄炎培家族：风雨沧桑有谁知

 茅以升家族：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

 钱玄同家族：光荣与梦想

 任芝铭家族：“相当于半部中国现代史”

 吴祖光家族：沉浮于政治旋涡的艺术世家

书香门第

 冯友兰家族：从小商贩到书香门第

 周一良家族：由书生而官宦，由官宦而实业，再由实业到书生

 杨鹤汀家族：“一门双院士，满门科教才”

 黄正襄：一家三代“翰林”的传奇故事

 邓稼先：文艺世家走出“两弹元勋”

华丽家族

 盖叫天家族：一门四代梨园情

 梅兰芳家族：流光溢彩的中国京剧微观样本

 邵逸夫家族：燎原的影视帝国

 汤晓丹家族：一门父子尽大师

代有才人

 英若诚英达：名门世家的搞怪父子

 曹禺万方：大师父亲与作家女儿

 茹志鹃王安忆：文坛母女花

 陈歌辛陈钢：音乐世家的“玫瑰与蝴蝶”

 陆天明陆川：用作品代言社会和人生的老少爷儿们

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祖父载沣的长子，我父亲的大哥，我的大伯父。

1906年2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大伯父出生于北京什刹海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其母瓜尔佳氏，是荣禄之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年仅三岁的大伯父承慈禧太后懿旨入宫登基，自此，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大伯父开始了他极为不平静的人生。

我对大伯父的记忆始于他特赦回京之后。

1959年12月，他从抚顺坐火车回北京，我父亲、五姑等人去火车站接他，他穿着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发的棉袄棉裤下了火车。

那年我十六岁，正在上高中，父母告诉我家中有客人到，让我们放学后在家里等着。

那天大伯父来我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大伯父，觉得他傻乎乎的，感觉挺新鲜。他个儿挺高挺瘦，跟见面的每个人包括小孩都握手，握手时感到他的手很有力量，仿佛是个很有生命力的人，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记得那天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有很多长辈在场。吃的东西也很丰盛，有鸭子、胡萝卜、菠菜豆腐汤、玉米面和白面混合蒸的丝糕等，摆了大小两张圆桌，长辈坐大桌，晚辈坐小桌。当时处于困难时期，所有出席的人每人都自带了二两粮票。

大伯父初回北京时住在位于前井胡同6号的五姑家。

1959年12月9日，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户籍办公室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将自己的户口报入前井胡同6号五姑家。在文化程度登记栏他填写的是私塾十一年，籍贯和出生地填写的是北京，在婚姻状况栏填写的是离婚。他说：“我的妻子死的死，离的离，最后一个妻子是离婚的，我就填离婚吧。”

后来，大伯父住在全国政协的宿舍，其间常常到兄弟姐妹家走动。由于长期改造形成的习惯，他不管和谁见面都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见到我们孩子也这样说，时间长了就不说了。

特赦回京的大伯父已经五十多岁了，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他的生活经验极其缺乏，尤其不认识路。他常常迷路，在亲戚中逐渐形成了他去谁家就由谁负责把他一路护送回家的惯例。

他经常到我家来，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所以每次回去都是我送他。

我和他一起坐13路公共汽车，一直把他送到全国政协他的住地后，自己再原路坐车回家。

一般情况下，送完大伯父我就直接回家了，有几次，他一再挽留我吃饭，在他的盛隋邀请下，我和他一起在全国政协的公共食堂和小食堂吃过两次饭。当时他还是单身，没有成家。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和我这个晚辈一起用餐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要是在清朝，这种平等用餐的场景是很难想象的。

有一次，大伯父上四姑家，顺便到鼓楼附近的百货商场买东西，因为大伯父不认识路，表姐赵丽瑛便陪他一起去。

大伯父到商场选好了东西，付款时却不知道自己的布票放在哪里了，当时买纺织品除了交钱还需要交布票，他只记得将布票带在身边了，却不记得具体放在了什么地方。他在柜台前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兜，把兜里的东西全翻出来摆在柜台上找，也没有找到要找的布票，最终他没有买到想买的东西。

每次大伯父到我家来，主要和我父亲交谈，我们小孩子都要过去和他打一下招呼，他对我们很和善。他来我家，母亲会特别加做几个菜，出于这份改善生活的私心，我们都很喜欢他到家里来，这样我们也可以跟着美餐一顿了。而他，每次离开前都会说：“真是酒足饭饱啊！”很满意。

大伯父再婚后，我送他回去经常能见到他的妻子李淑贤(我们称她大娘)，结婚后，她和大伯父两人也一起来过我家几次。因为有了自己的家，以后大伯父到兄弟姐妹家的次数逐渐减少了。

由于大伯父前半生始终生活在特定的小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他和社会几乎没有接触或者接触很少，对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不理解，回到北京之后，他的一些行为和方式总是显得很特别，与众不同。

比如他排队等候公共汽车时，公共汽车进站了，为了礼让，他把所有等车的人以及售票员都让上了车，自己站在最后，售票员以为他不上车便让车开走了，结果车开走了他还在原地。

他看到有人拿着笤帚扫大街，认为应该维护道路环境卫生，就帮助他们扫地，从熟悉的地方开始扫出去，等扫完了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迷失了回家的方向，他扫地把自己给扫丢了。  他出门还常把钱包随手落在别处，还经常穿错衣服。他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有一次去“红都”定制西装，试穿衬衫时把有扣子的那面穿在了后面。

他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但因为缺乏生活常识，闹了不少笑话。在他眼里，很多平常的事情对他都是头一次，正是在这些以前他从来不曾做过甚至不曾想过的很多“头一次”的实践中，他逐渐和新生活、新社会融合。

他认真对待国家分配给他的工作。刚回到北京时，他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学习、劳动，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亲手种植花草。之后，他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主要鉴别处理文史资料以及写作《我的前半生》一书。他努力工作，为自己能够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而自豪。国家给予大伯父的待遇也很好，他的工资很高，刚特赦回京时月薪约一百元，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后，月薪约二百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

1967年10月17日，大伯父因患肾癌医治无效去世，终年六十一岁。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