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叫我认方块字，念《三字经》，背《唐诗》，到我七岁时，母亲才给我留发，改装，恢复了我女孩儿的本来面目。于是父亲又叫我学《孝女传》、《二十四孝》和《列女传》等。
母亲却开始给我“缠脚”。我看见母亲和舅母的脚都是小小的。母亲用白竹布给我缝了两双“袜套”。那“袜套”缝得很尖瘦、狭窄，后跟却空着不缝，勉勉强强把我的一双脚塞进“袜套”后，再把后跟的两端布拉得紧紧的用针线缝死，这时，我已经觉得很痛很痛了，母亲还让我站在地上试着走走。我痛得连站都站不稳，还能走路吗？我的眼泪也就跟着淌下来了。我不干，大声地哭喊起来。母亲哄着我说：
“裹脚还有不痛的吗？我们那时候，都还用更长的布条一层一层缠起来，那才真叫痛呢！哪有现在这样用‘袜套’来裹脚的，这已经算是开放了。宝！忍着点儿，痛几天，慢慢就习惯了。”
可是，这“袜套”紧紧地裹在我脚上，害我痛得一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到了第二天一早，我趁母亲还未起来，找了把剪子就把“袜套”给剪了，扔在地上。母亲发现后，又拿出一双来要给我穿，我又哭又叫，硬是不肯再让她给我裹。母亲见哄我不动，也只好放弃了给我“缠脚”的老规矩。所以我有幸到现在还保持着一双“天足”。
我上学很晚，在八岁(虚龄)时，父母亲才把我送到培德女校去上学。父亲给我取的学名叫“德闳”。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一位懂法文的“嬷嬷”。父母亲都是信佛的，大概因住所附近没有其他学校，而邻居家的孩子早已在那里上学了，所以只好把我也送到那所学校去了。
母亲给我留了一年的头发，到上学时，还梳不了辫子，所以就剪了个“童化”头，后来才慢慢地梳成了辫子。
上学后，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也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小学时期就连续跳了两级。高小毕业后，顺利地升入了初中。
这学校在小学时还招收男生，到了中学就不再收男生了。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潜意识中，觉得在这世界上我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在这个家庭中我是一个被父母宠爱着的“独生女”；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博得师长赞誉的“好学生”；即便在周围的一群小伙伴中，也被认为是一个吃得好、穿得好、长得好的“顶儿尖儿”。我有着一般生长在富裕家庭中的女孩子的劣根性：骄傲、任性、倔强、好胜，既矜持，又爱撒娇……
从我走过的这十多年的道路来看，应该说是快乐、幸福、平坦、顺当的。进了初中后，我对自己的前途抱着更大的希望，对自己的生活也产生了更美的憧憬。我的理想是：初中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我觉得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哪里想到，我初中才念了一年半，连初二还没读完，日本鬼子就在东北发动“九·一八”，接着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连续的侵略之火，不断在中国的土地上燃烧……
父亲的家境骤然衰落，他说他不能再供我上学了。这是个实际情况。另外，我想父亲那种“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再有，他把我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本来也是出于不得已，现在面临这一现实，他当然不会再供我上学了。我从此失学。那一年，我才十四岁。不能继续上学，我的希望、憧憬都被打破，当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引起我心头过去从未有过的懊恼、气愤、烦恼和苦闷……
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在这侵略战争中，同学中遭此厄运的也不是我一个。有的同学到内地去了，有的同学随父母回老家去了，就是住在我们西面既是邻居又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与我同校而不同班的璧姐(她比我大)不是也同样失学在家吗？还有许多同学也都和我一样失学了，只好无可奈何地待在家里。我懊丧、气恼又有何用？这样一想，我的情绪才稍稍平静些。
不能再到学校去了，我也像有些同学那样，只好在家自修吧。虽然进度慢、效果差，却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弥补之法。于是，我把学校里教的《古文观止》、《孟子》、《左传》、《千家诗》温习着，学着看。我花了一定的时间去读“THE NEW CHINA”和“TALESFROM SHAKESPEARE”，背了许多英文生字，不识不懂的就查字典；也天天练习大小楷。相对来说，我对数学的兴趣远远不及国文和英文。另外，我爱好文学，除了自修上述功课外，也常常偷看家里的《三国志》、《水浒》、《聊斋》和《红楼梦》等。我还向同学借了些新文学的作品来看，如冰心的《寄小读者》，鲁迅的《彷徨》、《呐喊》、《阿Q正传》等，鲁迅的书我还不太理解，兴趣不大。而巴金的《家》、《春》等却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可以反复看几遍而不厌倦。这些新文学作品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
我在家除了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自修和阅读文学作品上外，也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不少家务活儿。
母亲是一位很贤惠、很能干，脾气又很温和的女性。她的手很巧，不仅能刺绣，也能缝制四季衣服，还擅长烹调、烧制各种可口的菜肴，也能做一些美味的小吃，如糖酱核桃仁、桂花糖芋艿等。在她的教导下，我也学会了缝纫、烹调等活儿。可惜的是，母亲的视力在逐渐下降。她教我绣花时，戴上了花镜也感到很费劲。好在我升人初中后，学校里一位副校长高嬷嬷是教手工的，所以在那一年半的初中时期，她已教给我们许多手工活儿，有中国的刺绣和西式的包花、抠孔花，还教了我们做桌布上的花边等。我对这些也是很感兴趣的。这样，我在家自修学业和学习家务、手工活时，也能稍稍驱散我失学所引起的愤懑和痛苦。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在消逝，转瞬就是两年过去了。
谁又想到我的生活又起了一个突变！从这突变中我第一次流出了我真心感到伤心的、忏悔的眼泪，也从这一次的眼泪开始，我的一生从此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
P4-7
《生死恋》于本年3月初版问世，未及一月，三千册销售一空；5月重印三千册，短时期内，又都售完；可是，读者们不断来信询问。现在为了供应需要，决定再印第三版。
这本书能够销得这么快，这么多，实在是一件料想不到的事。书的本身，写得并不好，而竟有如此销路，实在是出于读者的一片同情和热诚。这句话，我在自序里早已说过，虽然此刻印到第三版，我还是这样想。
自初版发行以后，备蒙读者和出版界注意，报上也不时发现书评，语多褒誉，真使我觉得万分感奋。其中尤以周振甫先生给我的暗示和刘钊先生给我的评语，最使我重视和警惕。振甫先生说：“就写作的技巧说：《生死恋》诚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1948年((伉俪》月刊第二年第十二期)
刘钊先生说：“天才究竟是天才，不加上刻苦的努力和锻炼，无论如何是不能达到成功之域的。(《生死恋》虽然是一册不可多得的佳构，但离完全成功的境域尚远……”(1948年4月29日《申报·出版界》)
这两位先生的评语，给我的益处最大，最不容易忘掉。我跟他们至今未尝相识，但我感谢他们能够这样热诚、真率地指示我——好像师长在教导学生一般——实在是我的幸运。以后，我自当继续努力，更加用功。
至于读者们的爱护，也使我深深地感谢。自出版到现在，我不断收到从重庆、北平、湖南、天津、广东、贵州、香港、台湾各地的读者热情的来信，本地的来信为数更多。我将这些来信，都郑重地保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到现在差不多快要塞满了。
对于读者们的安慰、鼓励和关切，我除直接函复表示我由衷的感谢外，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趁此三版的机会，再在这里作一次公开的答复。
我自遭变故后，曾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我深深地感谢他们。而另一方面，我思想上总存有这一想法：总觉得这世界上坏人多，好人少。现在看到这许多不认识的读者，给我这样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又不由我不为之深受感动，从而也使我受到教育，应该重新来认识这一问题。
另外，有些读者如四川内江县立女子中学寄来的具名“谢自君、苏顺英、杨泽民、刘俸君”等的信中说：
“这世界上虽然坏人很多，但有良心的好人也不少。我们都是年轻纯正的学生，读了你的《生死恋》以后，愿意把我们的同情遥寄给你……而且，我们还在呆想：愿意这世界上像徐惠民医生的人多产生几个出来，却不欢迎像徐医生的大哥和你父亲这样的人。”
像这种言语，充分表露出我们这年轻的一代，是怎样憧憬着光明，厌恶着黑暗。而这光明却正象征着未来的理想世界；黑暗却代表着古旧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好在时代的轮子，始终在不断地前进，旧的一切，终有淘汰的一天，新的社会，终有实现的时候。但是，在这新的尚未蜕出、旧的还在负蜗的今日，首先要吃苦受难的，却是我们这一代。我既生长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里，要想从黑暗苦难的现实中，获取光明、自由和幸福，那么，受挫折、遭凌辱、挨痛苦、被压迫……当然是势所必然，不容闪避的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所以虽在奋斗过程中屡受颠踬、屡遭挫败，始终愿以殉道的精神来实现我的理想，再接再厉，与任何打击抗争到底！这是我十多年来一向在不自由、不顺遂的环境中，被压迫、被束缚而终未跌倒的原因；也是我患了肺病以后，始终撑持到现在而没有向病魔屈服的原因。自今以后，我当然更应如此。
这十多年来环境给我的种种打击，除了加强我这一种永不低头的倔强脾气之外，另一个教训是：我所身受到的种种苦难，再不愿意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而这个责任，今天却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林淑华
写于1948年10月
《生死恋》是我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写的是自己年轻时一些不幸的遭遇。它好像一场噩梦，虽然经过了三四十年，还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重现。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旧家庭里。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我苦苦挣扎了许多年，饱尝辛酸，受尽磨难。好不容易从封建势力下挣脱出来，而战争、疾病、死亡、贫困，又把我层层包围起来。面对这险恶的处境和沉重的打击，我的心头刻上难以磨灭的创伤，只觉得万念俱灰，前途茫茫。这时候，《伉俪》月刊编者吴好好先生建议我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书写出来。后来又在他的帮助下，把我在《伉俪》月刊上连载的《生死恋》出版了单行本。它从1948年初版至1950年共印了5次。每次重印，都会引起我痛苦的回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身历新旧两种社会的巨大变革，目睹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造成的那股顽强的恶势力，不知残害了多少的青年！正像徐惠民医生说的那样：“‘礼教’这两个字虽然是无形的东西，但是它却残忍地吞噬了许多有为的年轻生命。”那是一个吃人不见血的社会！在那样黑暗、冷酷的年代里，青年人要想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求得光明、自由和幸福是多么难啊！徐医生的不幸去世和我自身所受的种种苦难，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革。新的社会已经来临，旧的时代终究结束了。过去的这场噩梦，也就让它永远埋葬在心底吧。
不意去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同志来访，说该社有意将《生死恋》重版，征求我的意见。我思虑再三，犹豫不决。因为我考虑到这样一本幼稚肤浅的旧作，今天重新出版是否合适。同时，我不愿埋葬在心底的那场噩梦再一次在我脑际重现，再去尝受一次回忆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把自己过去的种种遭际与今天社会在恋爱、婚姻上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联想起来，感到旧时代的青年男女要想取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需要付出多么重的代价，作出多么大的牺牲；而这些，生活在80年代的青年(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是难以体会的。反过来说，我为今天已经获得这些权利的青年们感到幸福，同时觉得他(她)们应该珍惜并维护这些权利。有时看到社会上在十年内乱中形成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影响了某些青年；也看到在某些地区父母包办的变相的买卖婚姻还在发生，青年男女因而被迫丧生的惨剧也时有所闻，不禁感慨系之。这种现象，不由我不想到封建制度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而解放才三十多年，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被推翻，封建意识却不是短时期、不是那么容易被肃清的。它不仅在老一代人的头脑中作祟，也或多或少侵蚀着年青的一代。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出版社同志经研究，认为今天重版《生死恋》还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决定把它重新出版。我因有上述感慨，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但这终究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文学修养差，内容方面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甚至错误。我恳切地希望读者能给予指正。但为了保持历史旧貌，我没有把它修改；旧版上以前未经校出的一些错别字和漏字，趁这次重版机会作了改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还去访问了三十多年前曾为《生死恋》写过“读后感”的周振甫先生。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不仅给予我很多鼓励，而且也指出了不足之处。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在解放前，周先生和我虽同在上海，解放后也都在北京，但因我没有途径得以认识周先生，所以无缘识荆。这次重版《生死恋》的责任编辑费淑芬同志把周先生的地址告诉了我，我正待专程拜访，却不期周先生先来找我而得以会面，这不仅使我感到荣幸却又深感不安。叙谈间，得知周先生与我还是平湖同乡，更是使我高兴极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而且，从周先生那里又打听到了吴好好先生的确讯。这是又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吴先生得知《生死恋》将重版，在抱病休养期间，不辞辛劳，为《生死恋》重写了纪念文字，更是使我感动，我谨在此表示谢意。
林淑华
1982年5月
本书是由与张爱玲、苏青比肩的92岁海派才女林淑华编写的泣血自传体小说《生死恋》。《生死恋》的内容简介如下：
她，一位天真快乐、温婉多情，独享万千宠爱的富家千金小姐；
他，一位勤奋刻苦，志向远大，然而出身贫困之家的热血青年；
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爱情自然要遭受重重阻碍，然而要怎样纯洁真挚的爱恋才能经得住那些有形与无形的压力，要怎样的矢志不渝与勇气才能争取到相守的幸福？
战争的残酷，人世的炎凉，他的积劳成疾，她的强咽血泪……回荡在世间的是这曲生死恋歌的绝响。
八年的苦恋，两年的相守，留下一生的追忆……
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的一句诺言守候了八年，值得吗？在爱情如快餐的今天，我们还需要承诺吗？
林淑华的《生死恋》将引领追忆民国往事，感受人生悲欢。如果今天的你为了柴米油盐，车和房子而心力交瘁，以致在爱情上有所动摇时，那就看看曾经的人是如何坚持、怎样定义幸福的，问问自己还相信爱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