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瀚是台湾地区“土改”设计师、经济起飞奠基人之一。其自传《沈宗瀚自述(上中下)》五十年来再版超过二十次，万千青少年的励志好书！台湾地区“政坛四公子”沈君山之父！困厄不改其志，苦学终成大器！这部自述一生的文学传记，几乎可以当做“二十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史”来读。

《沈宗瀚自述(套装上中下册)》由三册组成：《克难苦学记》《中年自述》《晚年自述》。《克难苦学记》是作者自述其由艰困的环境中，一路奋发苦学，终于卓然有成的经历。近五十年来，在台湾地区已再版超过二十刷次，鼓舞数以万计的青少年，是一本历久弥新、最能激动人心的励志书籍。《中年自述》和《晚年自述》展现了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治学有道、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忘我工作的精神。这部自述一生的文学传记，几乎可以当做“二十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史”来读。

沈序

自序

第一部 克难苦学记

第二部 中年自述

第三部 晚年自述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二十九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余生于浙江余姚沈湾村。村隶凤亭乡，距县城三十里，水路约四十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为四明山脉，水成衣带，迂回曲折，绕成数湾，名日姚江。江通东海，随海潮而涨退，其流澄碧。山上松柏桧栎成林，山岙多修竹杨梅，野猪与獐，杂生其问。自山脚至江边，不过一二里，村傍江湾，诚山明水秀之村也。在清末民初时，全村约有二百户，七百人，村中均为沈族，有少数异姓者居村之首尾，多以耕读为业。全村耕地长五里，宽一里，砂质壤土颇称肥沃，江水灌溉尤为便利。夏种水稻，冬则苜蓿、紫云英、蚕豆、豌豆、油菜、小麦、大麦。稻有早中晚之别，早稻行间多种晚稻，早稻于五月中旬移种，株间稍宽，六月中旬插栽晚稻于其间，七月中旬早稻收获，晚稻始大长。十一月初刈之。江水涨潮时，水低田岸一丈余，用牛车汲水灌田甚易，退潮时水低岸几二丈，故灌溉排水均极便利，岁无水旱，年获丰收。

村人贫富颇均，民国初年最富者田地不过二百亩许，贫者亦有七八亩。农家每日三饭，全村无乞丐。百年来无讼事。人心团结，道不拾遗，有无相通，守望相助，诚世外桃源也。

交通多赖水路，有航船通余姚县城，早去晚归，每人铜元三四枚，晚近有小汽轮行驶于上虞、余姚之间，经过沈湾，轮资每人二角。惟乡人仍喜航船。盖船均族人，可以高谈阔论，费又省也。一般农夫则多早起，步行进城，全程不过三十里，二时半可达，较之航船既省时而又省钱。

家世

高祖父禹东公种田起家，曾累积四百馀亩。曾祖乐伦公及祖父水香公皆读书，曾祖早逝，祖父读书，举秀才，开我村读书之风，急公好义，村有争执者辄平之，不许兴讼，村事重心，自此即集吾家。祖母刘氏，生伯父、邵钱二姑母及吾父。父四岁，祖母即逝世。祖父继配黄袁戚诸祖母，均不数年而卒。袁祖母生三叔父及叶邵二姑母。祖父最后乃纳妾焦氏，生四叔父。家人既多，祖父素性不善理财，遂致家道中落。

伯父少香公善读书，有大志，于十七岁举秀才，二十馀岁人岁贡生。文章清逸，颇负盛名，时人均料彼终得举人，然数试未中，颇自失望。遂受聘授馆。教书重讲解，善改文。光绪末年，人姚城达善堂教授经史，人才辈出。伯父五子二女，长子椿年，为前清廪生，二子桐年(宗株)，为秀才，品学才能均佳，在姚颇负声望，三子务农，四五二子经商。伯父子女既多，负担自重。因善教书，且极认真，人争聘之。授馆至七十岁。民国九年三月某日为其生日，子婿强之返家祝寿，正午寿筵，午后稍睡，五时未醒，长女省视，始知已溘然长逝矣。余悲其遭遇，敬佩其勤苦，教书，自力谋生，死而始已，一反乎世俗之年老享福心理，洵属难能可贵也。

P21-22

传记，包括自传在内，是一种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性的作品，而却比纯历史或纯文学都难写。纯文学是作者的自由创造，他可以虚构某些类型的人物，多种奇特的景色，和各样极复杂的故事，而从心所欲地加以组织，只要言之成理，便可成佳构。传记中的人与事都是真实的，不能随意使其戏剧化，要写得信雅动人，自是大难。纯历史是纪事的，只要作者能精于考证史料，便不难立论公允。传记以人为主，而知人贵在知心。故论事必须先明其意，观过必须能知其仁。但历来纪事之文有征可信者尚多，而论人之言则表里如一者甚少。谀墓之碑志，文过之日记，党同伐异之书札，出奴人主之论辩，诸如此类之所谓直接材料，俱须参众说而一一加以核证，方能知其情伪，定其真假。为人作传之第一步工作——鉴定材料——就这样的难，则动笔以后的情形可想而知了。作自传或自述，自然没有这种困扰，但却另有它的难处。(一)自己所极其珍惜的资料是否能为后人所同样重视，其为本人所舍去不录的又焉知不正是后人所急欲寻求的史料呢?这是取材之难。(二)描写穷困奋斗的经过易于感人，叙述成功的情形则很难着笔。因为敷陈详尽，则近乎自夸，过于含蓄则又嫌脱略。这是叙事之难。(三)作者的私生活当然不愿暴露，且认为这些都与世无关，实无公开之必要。因此老人欢聚常有“此乐莫教儿辈觉”的安排。哪晓得这类行乐图不独可表现出人们真性情，而且正好展示出当时习俗风尚，确是传记中的上好资料咧!这是作自传时最难突破的一关。

如上所说，传记，包括自传的写作很难，但用处却极广。司马子长的不朽之作大部分用列传构成，而更以自序——即后世之所谓自传——终结全书。从此，官书私书莫不有传，然皆不如太史公所作之生动。宋明以后，独立成书之传与自序平生之传更是汗牛充栋，然而佳作甚少。更有人认为平凡的人值不得一写，有资格被人为之作传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圣贤豪杰，便是全无人性的大奸巨慝。于是把传中人都刻画成一些略具形态毫无血肉的天神或妖魔。其作自传者则总要向立德立言两方面牵强附会，若曾入仕途，更必有功可纪；陈腔滥调，不独失去了历史价值，且毫无文学意味了。

近百年来，正当我国史传之学极为衰敝之时，西方史学却有长足的进展，传记作品亦随之突飞猛进，远过我国。因此有识之士，如丁在君、胡适之诸先生乃多方介绍欧美诸传记名著，而鼓吹国人致力于新式传记的写作。一时闻风兴起而从事于此类工作者颇不乏人。沈宗瀚先生所著之“克难苦学记”即为此时佳作之一。此后沈先生又陆续写了中年及晚年两种自述，均成为畅销一时之书。

沈先生今年满八十岁，特应朋辈之请，将三书编印为一巨册，名之日“沈宗瀚自述”，以为退休之纪念。这三书中第一部是作者攻读农学的追述，第二部是他教授并研究农学的经过，第三部是他计划并执行新农业政策的情形。这种幼而学之，壮而行之，老而推广之的工作原是一贯的，时间也是连接的，故三书合一，毫无杂凑之嫌。况且沈先生之为人，毕生未曾改变过志趣，赤子之心，老而弥真，乐天之情，久而愈笃。

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