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1949——一个时代毫无悬念的结束，一个时代颇有意味的开始——水火不容的1949，血泪交织的1949；有人悲伤的1949，有人欣喜的1949——让上海告诉你，让1949告诉你。

于劲的《崩溃(上海1949)》立足的是上海战役，展望与表述的却是整个解放战争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华、民国、政府、军队、战争、人民、解放、权力、金钱、民主、自由、专制、腐败、希望……横向背景的铺展之广阔，纵向事件的开掘之精深，令人读之惊叹——这一切都是波涛汹涌的，又是涟漪可见的；都是真实可信的，又是意味深长的。

被作者沉思的历史，有文学魅力的表述。这是当今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于劲的《崩溃(上海1949)》主要内容：

20世纪的世界真的存在魔法么？无情地将一个政权送入地狱、而将另一个主义推上舞台的究竟是什么？为194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东西方的政治家争论了几十年。

答案究竟何在？——1948年临近结束的一天，来自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卫·巴特雷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和煦的阳光透过金灿灿的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已推进到西山。不久，巴特雷和梅尔比见到了这群胜利的士兵。他们进入北平就像乡下孩子进城一样，脚穿布鞋，军装肥大，羞红的脸上表情腼腆，有些人竞凑到灯泡上去点烟。《崩溃(上海1949)》立足的是上海战役，展望与表述的却是整个解放战争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华、民国、政府、军队、战争、人民、解放、权力、金钱、民主、自由、专制、腐败、希望……横向背景的铺展之广阔，纵向事件的开掘之精深，令人读之惊叹——这一切都是波涛汹涌的，又是涟漪可见的；都是真实可信的，又是意味深长的。

序幕

第一章 元旦

第二章 策反

第三章 交困

第四章 金圆券

第五章 汤恩伯

第六章 土地

第七章 溪口

第八章 民心

第九章 兵变

第十章 渡江

第十一章 复兴岛

第十二章 鏖兵

第十三章 解放

尾声

参考文献

这条上海著名的大马路弯弯曲曲，似一条河呈东西走向。这条路的前身就是一百年前臭名昭著的洋泾浜河。河的两边人口密集，肮脏不堪；除了居民区，遍地是坟墩、殡仪馆和尸骨甏。俗称“臭尸冢”。洋泾浜河和上海当时许许多多小河浜一样受黄浦江潮汐的影响，低潮时河浜水枯，露出一层粘滑恶臭的污泥，涨潮时臭烘烘的河面上泛着绿色的水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开放地，洋泾浜河北成为英国人的租界，两年之后河南成为法国人的领地。

公元895年，也就是中国光绪二十一年，法租界极斯菲尔路康家桥一位姓程的安徽籍大户人家添了一个儿子，取名程亨昌。那一年，上海租界内工部局所属的万国商团已经有了四支英国人的武装团队，其中有一支现代化的轻骑队和一支重炮队。万国商团武装团队的建立往往与本国商贸利益的需要有很大关系。1906年，程亨昌十一岁的时候，万国商团又增加了两个团队：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可以想见小国葡萄牙在上海当时的地位。这位姓程的人家和当时许多在租界区生活的中国人家一样，为这个十一岁的孩子“买”了一个外国籍——葡萄牙籍。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外国国籍可以给普通的中国市民带来许多安全和实惠。

也就在这一年，湖北黄陂一户贫困的李姓商贩家庭添了一个女儿，婴儿呱呱落地模样便乖巧可爱，父母为她取名李蕙蓉。

20年代中期，昔日声名狼藉的洋泾浜河两岸已经高楼林立，那条臭烘烘的河浜也已铺成一条繁华的闹市通衢。在这条马路南侧，与著名游乐场大世界相对的两条街口的交汇点建起了一座时髦的汽车修配行，起名“飞隆”。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一式漂亮的圆形拱窗，这幢楼房的一层是工场的修配间，两侧是停车场和车库。这间修配行的主人就是葡籍中国人程亨昌。

程亨昌此时已近三十岁，常穿西服或新式绸呢的长袍马褂，风度翩翩，风流倜傥。这位个子不高的飞隆汽车修配行的年轻老板不仅拥有这家汽车修配行，以及沪西的一大片被称作“亨昌里”的石库门弄堂洋房，他的“产业”还包括五百名左右的“青帮”弟子，他是上海滩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他专门为自己装配的那辆奶油色金鱼式轿车行驶在上海市面上，极尽风光。

程亨昌和许多上海滩的阔人一样，在社会上兼一些慈善差使，其中就有一家教会办的百脱利护士学校。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股东程亨昌在百脱利护士学校认识了一位湖北籍小姐，年龄不到二十岁，却十分聪明智慧。在上海这样一个花花世界里，那小姐一身蓝色护士衣裙衬托着俊美的容貌，尤其显得清丽雅致。

又过了几年，这位名叫李蕙蓉的护士小姐终于答应成为程亨昌的妻子。订婚前，这位高傲的小姐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任何时候，程亨昌都必须给予她绝对的自由。开明的程亨昌同意了。这位名叫李蕙蓉的小姐就是后来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女社会活动家、民主社会党妇女部部长李志慎。

李志慎婚后住在程亨昌极斯菲尔路康家桥的大家庭里。她始终没有生育。1930年2月的一天，李志慎突然宣布，她要抚养一个男婴。这件事在程氏家族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程家上一辈人说，要抚养孩子只能在程家范围内选择，并且提出将程亨昌妹妹刚出生的男婴过继给程亨昌和李志慎当养子，被李志慎当即拒绝。

两天后，李志慎抱回一个六个月左右的婴儿。程家哗然：这个外姓人家的孩子病病怏怏，连哭声都没有，就像一只奄奄一息的丑小猫。剥开他身上的破布，只见浑身长满疥疮，娇嫩的皮肤上淌着黄黄的脓水。最严重的是婴儿的一双眼睛，溃烂红肿成一条缝，被脓血死死封闭，无法睁开。

程家人的任何议论咒骂都不为程家少奶奶所动。

她亲自给孩子洗澡、敷药，精心看护料理。孩子身上的疥疮痊愈了。她用金条请上海最有名的留洋博士为婴儿治疗眼疾，又将婴儿亲自抱往南京寻求名医。一个月后，孩子明亮的眸子睁开了。

她为孩子起名程永霖。她也喜欢按照上海人的方式呼唤他的小名“弟弟”。

令程家人惊疑与不满的是程亨昌居然也认可这个来历不明的男婴，并且十分喜欢。终于有一天，李志慎外出回来，发现活泼可爱的“弟弟”在奶妈的怀里“哇哇”啼哭，小脸憋得青紫青紫。她立即抱过婴儿，用额头试试体温，并不发烧。她又把孩子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发现孩子的睾丸上被人暗暗地别上了一根缝纫针。

李志慎当即带着孩子搬出程家。

程永霖的童年就这样在繁华大世界的对面—一飞隆汽车行的楼上开始了。

1920年，蔡和森与妹妹蔡畅以及他后来的妻子向警予从上海出发赴法勤工俭学，临别时曾对好友毛泽东就个人的婚姻发誓：中国革命一天不成功，就坚决独身不结婚。

在妹妹蔡畅的眼睛里，哥哥蔡和森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家。十四岁时，他还在一家商店当学徒。当他终于能够读书时，他的刻苦用功令人吃惊。只要口袋里有两个铜板，他一定一个铜板吃饭，一个铜板买书。在长沙，他是青年中一个良好的组织者，他组织了“新民研究会”，又和毛泽东一起组织“留法工学团”。他的个性也特别像毛泽东，因此，他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在那艘去法国的轮船上，被称为“圣人”——在誓约中表示永不结婚的蔡和森首先“违约”，在轮船的甲板上便与美丽坚定的向警予热恋起来。起初，他俩为了他们在上海的誓约都拼命挣扎过，希图保留独身，但最后终于失败。漫长的行程，蔚蓝蔚蓝的大海，只能使两位志同道合者的恋爱格外地浪漫，而对共同革命理想的憧憬又更加赋予这伟大的恋爱以分外绚丽的理想化色彩。他们最后终于在法国的蒙泰恩结婚。用他们心爱的小妹蔡畅的话说，当时，他们的恋爱与结合近乎于一种“灵”的最高最美好的境界。他们交换诗作，后来在法国收集起来出版，名为《一起朝上看》（Look Up wardTogether）。这些诗歌中的一部分是纯粹的浪漫诗，把他们的婚姻描写成跟理想完全和谐的精神的恋爱，而另一部分则诉说他们渴望共同回国为革命战斗的梦想。

向警予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一户最有钱的大商人家，她在十二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她就学于周南女子师范，在学校里读书非常用功，同时又是学校里各类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瞬间遍及全国。二十二岁的向警予就在故乡领导当地的“五四”运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她是一个非常出众的演说家，因此被称作“新传道士”。

1922年，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国蒙泰恩领导“二八示威”，因此被迫离开法国回国。

蔡畅十分敬爱她的嫂嫂。在向警予牺牲许多年之后，她仍然怀念她。她坚定地认为，向警予是中国有数的最优秀的革命者，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空前的。她是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的建立人和第一任部长。这一妇女运动是在1923年2月7日平汉线大罢工时开始的。自此之后，向警予迅速地将运动扩展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和河北的平津。向警予渴望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在此之前的“五四”运动，国内已微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倾向，这一运动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意义，即从反对男性压迫着手。向警予则把整个运动纳入了社会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向，她向整个社会呼吁：中国妇女要得到解放，唯有改变落后的社会制度，唯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只有两性都得到解放，中国的妇女才可能获得最终的解放。

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到6月18日的省港大罢工期间，向警予在上海、香港、广州组织了无数的女工，并建立了妇女自己的组织。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妇女会员达三十万。向警予在中国妇女及工人群众中有着极大的威望。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蔡和森和向警予被派往莫斯科。蔡和森是作

 为中国共产党派往第三国际的代表，向警予则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

 在莫斯科，这对杰出的革命夫妇就中国革命的一些具体方法问题发生了争

 执，这两位个性倔强的职业革命家的婚姻也随之破裂。蔡和森首先回国。

 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女儿蔡妮和儿子蔡博。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侨居中国的七年间，曾认为红色中国的经历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神秘、最难索解的一篇史诗。原因何在？——斯诺说，因为在他们与世界之间有一条比堡垒还要坚固的防线，这就是新闻封锁。那么，这样一批反对政府的红色力量究竟是不是一个有主义的马克思革命者集团？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吃起饭来是不是有呷呷声？是不是在公文包里带着用土法制造的炸弹等等。如果说，他们正如蒋介石的宣传工具所说，中国的红军只是由“知识匪徒”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和匪贼，那么这些“知识匪徒”又都是怎样的人呢？

半个世纪以来，对于这些“知识匪徒”的理解存在着许多善良的偏差。这几乎也是一种无形的“新闻封锁”。其实，他们都是一些热情、勇敢、真诚、优秀的极为普通的热血青年。他们对于理想大胆地选择，对于婚姻与恋爱的选择也采取如此明朗的态度，就如同当年赴法留学的轮船上充满激情的热恋，以及在莫斯科充满激情地分离一样——尽管，这里同样有着痛苦。

两年之后，向警予回到中国。当她在汉口法租界她的秘密办公地点兼寓所里再次见到蔡和森时，她一反平日的男子脾气，颇带忧伤地对蔡和森说：“和森，你现在又有了一个家庭，我什么都没有，我祝愿你幸福。”这以后，向警予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和力量全部投入到革命工作和事业之中。她奔波在上海与汉口之间。据她当时的秘书陈修良后来回忆，她第一次见到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时，向警予一身男子装束，尤其是头发极短；每天晚上，向警予就裹一件大衣睡在地板上。

1928年4月，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因为她是一个英勇的革命者，又是留法归来的学生，法国领事非常敬佩她，不想把她移交给中国政府。但中国当局坚决要求引渡。她终于在4月29日被移交，两天后即被判处死刑。

1928年5月1日，是公开枪决向警予的日子，颁布了全城戒严令，所有商店被迫闭市。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警察和宪兵严密警戒，工人们营救的计划流产。向警予在赴刑场的途中当众演说，并高呼口号。宪兵们殴打她，在她的嘴里塞上石头，又用皮带缚她的双颊。街上的行人见了无不流泪。

向警予被捕时蔡和森正在上海。他曾竭尽全力营救，结果所有努力全都失败。作为革命的伴侣、同志，向警予的牺牲使蔡和森极度悲痛。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革命伴侣李一纯。

李志慎并不知道孩子的母亲是李一纯。当护士学校的那位女友告诉她这孩子是向警予烈士的遗孤时，李志慎十分激动。李志慎十分崇拜向警予，当她还是一个少女时就在故乡迎接过向警予发动的妇女解放运动，这场革命对她一生影响甚大。在护士学校读书时，她常常和这位好朋友谈起向警予。女友说，向警予被捕时，孩子的奶妈将孩子从弄堂口偷偷抱出，秘密送到她那儿，要她将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李志慎毅然同意领养这个孩子，并清醒地意识到由此带来的生命危险。十九年来，李志慎的生命已经和这个孩子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一纯那一年二十六岁，她和蔡和森的结合并不因为她是向警予的秘书。李一纯和蔡和森的结识似乎更早一些。她同样来自长沙那个著名的革命小团体。当蔡和森、毛泽东、肖子升作为杨昌济老先生的得意弟子常常出入杨家的宅院时，这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就有默默聆听的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却已是杨开慧的嫂嫂——杨老先生的儿子杨开智的妻子。

杨老先生十分钟爱这个儿媳妇。李一纯也曾是老先生的学生。她酷爱学习，写一手好书法，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尤其愿意接受新鲜思想和事物。在杨老先生的眼里，李一纯比自己的儿子更具有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与妹妹杨开慧比起来，杨开智似乎更多一些“文人墨客”的安闲。他喜爱读书，却不大关心革命。为这一点，李一纯感到不满足。她十分羡慕毛泽东、蔡和森，也很想走出去参加革命。她曾经试图和毛泽东、蔡和森说说自己的苦闷，以及自己对于革命的追求和走出去的愿望。可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她很难请求帮助。尤其是毛泽东，他虽然对李一纯很关心，但他们毕竟是亲戚。

当时，在杨老先生的家里常常走动的还有一位中国革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邓中夏。

邓中夏鼓励苦闷的李一纯走出家门，而她的出走也得到了杨老先生的默认。在这件“家务事’’上，杨昌济老先生没有袒护自己的儿子，他似乎更偏向自己的儿媳。李一纯，这个简单、纯洁、透明的女子就这样走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她是个十分坚定的新女性，又极其具有女性的温柔。她的存在使得在艰难困苦中辗转奔波于革命的蔡和森获得了某种宁静。李一纯的大多数时间在上海坐机关，担任机要工作。她的聪明才华足以完成她所担任的革命工作。但她同时又是个在生活中极其笨拙的弱者，她不会应付大大小小的家务活，常常将自己、孩子的生活弄得十分窘迫。但是，她很幸福。这个有时看起来如此笨拙、娇弱的女性却给予她的丈夫以极大的满足。李一纯在她的晚年曾对儿子说，那几年是她和他的父亲最幸福的日子。1928年，蔡和森又去了苏联，此时李一纯已经怀孕。次年阴历五月初一，她生『=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继女儿转转之后的第二个孩子。

常为哮喘病发作而苦恼的蔡和森临去苏联时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起名“去病”。

李一纯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这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带着一个女儿已经……P40-44

随着民国三十七年的离去，中国的政治权力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这不是简单的政府更迭。古老中华的命运正从垂死一方的手中悄悄失去。新崛起的力量如此坚定、顽强，犹如魔法一般，席卷苍茫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如雷，如电，如风暴。此时，大洋彼岸，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阳光与棕榈树下，那些享受着富裕与和平的普通男人们正喝着马提尼酒，听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一百零一天内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报道。全美国家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栏目的一首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IRENE，GOOD NIGHT！IRENE，GOOD NIGHT——风靡了整个1948年，却在1949年到来的一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首崭新的、风格别异的通俗歌曲《我想乘一艘慢船到中国去》。曲调新颖别致，词义引人人胜，一时间竟唱遍整个美国。可是，轻松诙谐的旋律、富于美利坚情趣的浪漫却无法抵御来自东方目的港的某种不祥之感。当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发生在古老中国的一切疑惧不安时，美国的许多人已经抛开一位熟悉的黄皮肤领袖形象，转而去研究另一位神秘的黄皮肤伟人。

20世纪的世界真的存在魔法么？无情地将一个政权送入地狱、而将另一个主义推上舞台的究竟是什么？为194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东西方的政治家争论了几十年。

答案究竟何在？——1948年临近结束的一天，来自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卫·巴特雷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和煦的阳光透过金灿灿的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已推进到西山。不久，巴特雷和梅尔比见到了这群胜利的士兵。他们进入北平就像乡下孩子进城一样，脚穿布鞋，军装肥大，羞红的脸上表情腼腆，有些人竞凑到灯泡上去点烟。

而此时，上海，这座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之大成的远东第一大都市，蒋介石政权三年来政治、经济大滑坡的中心，正被浓郁的战争气氛笼罩。一幢幢被水泥糊满、倾斜着伸向青灰色天空的高楼大厦浸漫着鲜血一般的霓虹光彩。在这耀眼的光斑中，兀现出一纸纸来自军方的戒严令。

这是大战前的警示。

军事决战的战略性胜负，在白雪皑皑的淮海平原上已然成为定局；但是，以国共双方为主角的这部恢弘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却注定要置立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此降生，在此第一次遭受几乎使之覆灭的血腥镇压，如今她将凯歌重来；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如今他却将从这里告别“海棠叶状”的大陆，飘零人海。

中国历史上颇有意味的1949年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似乎从未喜欢过上海，但是上海这座城市对毛泽东以及对整个世界都存在着奇特的魅力。

——摘自《第一章·元旦》

斯大林曾经劝告：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和蒋介石政权谈判，组成统一的政府；希望中国同志要尽量推迟军事胜利，以免在冷战紧张空气加剧时，挑起美国的干涉和引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摘自《第一章·元旦》

汤恩伯吞下属于个人的痛苦和矛盾，以他全部的精力和仇恨反共，致使已经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得以在上海演出最后一幕惊心动魄之剧。

—一商自《第五章·汤恩伯》

以国共双方为主角的这部恢弘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却注定要置立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此降生，在此第一次遭受几乎使之覆灭的血腥镇压，如今她将凯歌重来；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如今他却将从这里告别“海棠叶状”的大陆。飘零入海。

——摘自《序幕》

1949年，就中国而言，一个时代结束了。

——摘自《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