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法主编的《2012最佳文学批评》在延续以往传统的基础上，该书收录了2012年度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较有特色的学术论文及评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年度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状貌与进展，均体现了学界善于思考者的严谨、敏锐与热忱，展现了扎实灵动的文风、紧密结合创作实践的理论自觉，不失为一部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了解2012年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现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

林建法主编的《2012最佳文学批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学，是这些年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一直面对的主要问题。《2012最佳文学批评》标明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也标明中国作家的作品已经引起了国际出版业和读书界的重视。

批评的视阈与深度（序）

当代作家评论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面对历史纠结时的精准与老到——再论莫言《蛙》的文学贡献

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

破碎如瓷：《古炉》与“文化大革命”，或文学与历史

虚构

《遍地月光》与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

解构者·乐观者·见证者——论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形象

现代汉诗研究

“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

文学讲堂

文学与世界

我的中国经验

文学对话录

做同代人的批评家

文学思潮与流派

文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

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

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

去历史化的大叙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精神中国”的文学建构

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再认识

文学与年龄：从“60后”到“90后”

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

海外汉学研究

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

当代外国文学

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张新颖

很高兴来“批评家论坛”做这么一个讲演。我想一开始就说明我的意图。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题目中的“与”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连接词：我想用沈从文的例子，把这个关系突出出来，变成一个问题，进入我们的意识，进而我们能够注意，能够思考，能够讨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有自觉意识的，可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样说，听起来多少有点抽象，我还是赶紧进入到这个题目的具体情形中来。

一、有来路，才有自我

沈从文是大家都熟悉的名字，我们学现代文学，总要讲到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可是，我们到底对他熟悉到什么程度？我们熟悉他的什么？沈从文生前，总是有感到不被理解的痛苦，三十年代创作高峰时期美誉加身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更不要说后来遭遇挫折和磨难的漫长的人生路途当中了。1961年，沈从文在一篇没有完稿的文章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身后，这两句话分四行，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凤凰沈从文墓地。这话里当然有不被理解的郁闷，更表达了渴望理解的心情，而且，给出了理解的途径和方法。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显然这是一个关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一连串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而生的古老追问，到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陈腔滥调。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样的问题如果脱离具体的生命情境来抽象地讨论，都可能是茫然无效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它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可能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还可能是科学主义、公理论、进化论，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觉醒”的意思是说，以前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以“觉醒”为界限，以前的“我”不是“真正”的“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甚至说，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我”，现在才感觉到“我”的存在。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仅在文学创作里经常读到，在作家的自叙性文字里也屡见不鲜。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领域扩展开去，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它的确立是断裂式的，否定了“觉醒”之前的阶段才有了“新我”，因而它是没有自身的历史的。

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而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一点儿一点儿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这部自传是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大学用三个星期写成的，你可以想象那种一气呵成的状态。这一年沈从文三十岁，已经闯荡文坛十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赢得了一定的声名，但是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出来。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这么早就急着写自传？除去有人约稿等外在因素，他写这部作品的个人的内部冲动是什么？

自传从生长的地方写起，那个小山城如今以风景秀美著称于世，沈从文起笔写的却是它暴政血腥的起点和历史：它本就是为镇压边苗叛乱而建。从逃学的顽童到部队里的小兵，成长过程中种种平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慢慢地“教育”出一个逐渐成形、不断充实、层层扩展的生命。这种“教育”，来自三个方面：自然、人事和历史文化（沈从文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天地人文交融浑成，共同滋养出一个结实的生命。“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他二十一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不是说沈从文到北京的时候就有了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而是说，在此后经过大约十年的多方摸索之后，至晚到写《从文自传》的时候，沈从文重新确认了这个自我。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自传的写作，正是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追索自我。自传的完成，就是对这个自我的确认的完成。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的“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果然，《边城》和《湘行散记》接踵而来。

《从文自传》是一部文学自传不错，但是今天，回看沈从文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二十世纪的中国动荡多变，每一个自我都不断面临着时代潮流波折起伏的考验。某个时期的某些思想和理论所催生和塑造出来的自我，如何应对思想、理论潮流的一变再变？特别是，如何应对时代现实的巨大转折？应对的依据在哪里？种种不断的考验，对沈从文这样的自我也同样严峻，他的本能反应始终是叩问和探究由自己生命的实感经验所形成的自我，从自我的历史中找到当下和将来的存在方式。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譬如，1946年，针对说他“不懂‘现实”’的批评，沈从文写自叙长文《从现实学习》，回顾从事文学以来的种种人事和社会经验，心路蜿蜒清晰而伸至当前，同时也强烈地暗示出以后的命运。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出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的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做出了悲剧性的预言。1949年，在至为剧烈的时代转折点上，在个人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沈从文又写了两篇自传——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唯一所能求助的，是那个自我。这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是一部大的自传中的两章，沈从文计划中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两篇自传，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全集》根据手稿整理收入，我想，有心的读者通过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写作，一定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沈从文一生中的自传性文字不只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长长短短还有很多。如果把不同时期的自传性文字对照起来读，会看到他这个自我的一脉相承的核心的东西，也会看到在不同的现实情形中、在个人的不同状态下的不同侧面和反应。

二、人，没有装到新文学的框子里面

我在复旦开一门“沈从文精读”课，开了很多年，每次讲的第一个作品，都是《从文自传》，明白了沈从文的“自我”的来历，明白了这个“自我”的不同，才有可能明白沈从文的文学。

大家都熟悉新文学开始时期一个掷地有声、影响深远的理论，即“人的文学”的倡导。我们看沈从文的文学，不妨就从人谈起。我要说，沈从文作品里的人，和时代潮流里的新文学里的人，不一样。

新文学是新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它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占大多数。新文化要改变甚至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P3-7

批评的视阈与深度

林建法

在编选2012年文学批评选时，我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为辽宁人民出版社主编了一本《说莫言》，这本即将出版的书收录了1986至2012年间《当代作家评论》刊发的研究莫言的论文或者访谈录等八十二篇。这一工作始于2006年秋天《当代作家评论》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苏州大学文学院、渤海大学联合召开的莫言创作学术讨论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那一年就开始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加快了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速度。

我说起《说莫言》这本书，并不是突出《当代作家评论》对莫言的研究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尽管无论是集结在《当代作家评论》还是其他杂志的批评家，事实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功不可没；也不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想以这本书的出版给《当代作家评论》顺便戴上什么光环；我想强调的是，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一直是文学发展的要义之一。在这样的互动中，文学批评介入文学前沿，通过价值判断和作家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了，我的前任和我本人，想做的其实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对话关系。我一直想以三十而立的《当代作家评论》为个案，梳理一下三十年来文学批评在文学生产中的意义，这个想法或许很快能够实现。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学，是这些年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一直面对的主要问题。我并不认为，新时期以后的文学毫无问题，但在整个当代文化领域内，文学的成就无疑是突出的；倘若汉语写作是个广泛的领域，那么能够和文学写作媲美的门类或学科并不多见。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自信，文学写作在相对贫乏的文化领域是一座高峰。但多年来，当代作家的价值被低估了。而文学批评应当旗帜鲜明地重估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在2001年“小说家讲坛”开坛时，王尧教授和我在致辞时说：“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者‘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了一批杰出的或者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者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作这样的表述——这是最糟糕的失语。”这是十年之前的判断，十年之后，我们更坚定地重申当代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杰出的或者伟大的作家。

当然，就像十年前我们意识到的那样，这一判断会引起一些同行的非议、反感，但这不妨碍我对这一价值判断的信心。莫言是2001年第一个受邀到“小说家讲坛”讲演的小说家，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文学与世界》中，同样说到给当下文学下结论的困扰。在谈到当代作家入围或者获得国际奖项时，莫言说：“这是否说明我们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呢？这是否能说明中国作家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作家呢？我想，如果下这样的结论，会受到很多的批评。网络上会板砖挥舞，讲堂上会唾沫横飞。许多人，包括在座的很多人，都不会同意我下这样的结论。我自然不会下这样的结论。但是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标明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也标明中国作家的作品已经引起了国际出版业和读书界的重视。获奖当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获奖起码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在那么多入围的作品中，你得了奖，另外的人没得奖，那就说明，大多数的评委还是认为你的作品比他们的作品要好。因此我认为这些获奖的消息和入围奖项的消息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也是值得我们振奋的。”奠言的表述谨慎、婉转，但他并不讳言对当下文学的积极评价：“对于中国当下的文学评价，最近几年有很激烈的争论。我作为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和历经了三十年文学发展历程的作家，当然希望能够给当代的文学打一个高的分数。彻底否定当代文学的批评意见我是不接受的，但我尊重这种意见。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对于已经出现的成千上万部作品，如果没有充分地阅读就下结论是冒险的。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刊物有三十多种，我每一期都会把头条看一下，我发现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初我们这批作家出道时的水平。所以我想说中国当下文学的水平，是和世界文学的水平比肩齐高的。这是我的看法，绝不强加于人。”

关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国经验”、“西方视角”的问题，本序言无法做出理论上的阐释。我们如此划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时，实际上承认了考察“中国文学”时有另外的视角和参照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仅因为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外于世界，而且重新激活中国文学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世界”，只有当两者交融激荡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才是一个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不仅让我们领略到这种交融，而且也表明“西方”或者“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也许有朋友认为我这样一种思路已经深陷“西方视角”，但正如莫言所说，“在那么多入围的作品中，你得了奖，另外的人没得奖，那就说明，大多数的评委还是认为你的作品比他们的作品要好”。所以，我们不必狂妄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虽然我把年选分成作家论、文学史研究、现代汉诗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但作家作品论一直是年度文学批评选的一个重点。入选的2012年作家作品论，几乎都不是跟踪式的短评，而是从作家作品入手，在广泛的联系之中深入研究文本及相关问题。如王德威论齐邦媛与《巨流河》，栾梅健谈莫言《蛙》的文学贡献，张新颖论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王安忆说苏童，张清华论格非，王彬彬论刘庆邦的《遍地月光》，洪治纲解读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等等。这些作家作品论，其视野、方法和观点都有新意。张新颖讨论沈从文，重点在作家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关系，“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有自觉意识的，可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①张新颖所说的个人与社会、时代力量对比的悬殊与变化，或许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内认识作家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带来了启示。张清华发现，“格非越来越自觉地逼近于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了，不只是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风格与气质，他渐趋凝重的精神情怀，还有文本中愈见稠密的知识与思想元素，这些使他的小说显露出了日渐庞大的信息载力。而且，来自中国传统小说的某些风骨与质地，在他的叙事中似乎也表现得越来越浓厚了，这使他的小说在文本和修辞层面上也愈加精细和耐读。”张清华为自己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格非确立了三点理由，并深入解读了格非作品“精神史的深度构造”与叙事诗学。王德威分析《巨流河》，知人论世，知性与感性合一，他的论文也像他近年来重点研究的中国抒情传统一样充满诗意：“《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邦媛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读王德威的文章，我们便会觉得中国大陆批评家的论文缺少鲜明的个人修辞风格——我觉得，这是不断深化的作家作品论为整体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显然，如果仅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批评总是浅薄的。近年来批评的学术化的特征是对文学史、文学现象的历史反思和深度解读。陈众议《文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南帆《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孙郁《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等论文，都是2012年文学批评的重大收获。这些论文无论是反思文学史的建构，解读重要思潮现象，还是回答创作与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都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勇气。这样的特点，同样也反映在批评家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格局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之中，如王晓明《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陈晓明《去历史化的大叙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精神中国”的文学建构》、王尧《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再认识》和张学昕的《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等。

2012年的文学批评并非突如其来，是近几年来文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环节。当我用“批评的视阈与深度”作为年选的序文的题目时，既是对2012年的初步估价，也是对来年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