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编年史。

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9卷2001.1-2009.6)》(作者赵勇)是该系列第2卷。

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属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基础性的学术工程。它不仅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重点出版项目，而且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11三期建设的子课题之一。参与编纂的同志主要为本院的教师和学生，此外还有几位是外校学有专攻的中年学者。

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9卷2001.1-2009.6)》(作者赵勇)是“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系列第9卷，介绍了2001.1-2009.6之间的事件。

《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9卷2001.1-2009.6)》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部分教师和研究生通力合作的结果。

总序

导言：新世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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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主要作家人名索引

本卷后记

本卷主编简介

李敬泽在其文章中指出，行走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媒体炒作，一次媒体事件而非文学事件，“在这个时代，一般商业行为本身不是新闻，文学类书籍的大规模商业炒作也并未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但‘行走文学’的商业性策划却很快成为媒体发言的突破口。”且“行走文学”在许多的报道中被认为是“深入生活”，但深入看这是一种将“书斋”和“生活”对立起来的观点，反映出了读者公众与媒体在对文学认知上的悖论。李敬泽认为，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在书斋中也罢都是一种生活，在书斋写作绝不是脱离生活，也是一种行动。不管是体制内的“职业作家”还是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都为日益强盛的文化工业分工所限定，多是“专业人士”，“所以，至少对文学来说，只谈它的‘精神’纯洁性，只谈艺术家的自由创造，这不是装天真就是真幼稚；公众希望维持艺术和文学的‘圣愚’神话，但文学家的生活中有巨大的使他成为视野狭窄的中产阶级的惯性。”最后，文章引用林白的话说：“……我不是为了写作而行走，而是想获得在路上的状态和感觉。写作是第二位的。”

2001年5月3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舒晋瑜的文章《行走文学走向何方》。文章提到，“当前文坛的‘行走’活动颇有‘克隆’意味。与其说‘行走文学’是在文坛兴起，不如说出版社是‘行走文学’的真正发起者和主持者……事实上，由出版社决定选题、确定路线并提供费用的‘行走文学’，不仅有‘命题作文’的色彩，而且参加者要为出版社的投资效益作些考虑，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迎合市场的需要。”作者指出，“出版社如果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组织作家写出的只是‘快餐’式的作品，那所谓的‘行走文学’将注定行而不远。”李兆忠则认为：“真正的‘行走’绝不是件简单的事，要把它变成‘文学’，更不容易”，“我觉得真正的行走应当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就像古往今来的孤独的探险家、流浪诗人，行走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宿命，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途径。而那种事先策划好的、带有包装性的‘行走’，往往让人感到小布尔乔亚式的作秀，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行走’的初衷。”(李兆忠：《“行走文学”：多余的命名》，《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日)

刘志钊的长篇小说《物质生活》、池莉的中篇小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唐颖的中篇小说《理性之年》、薛忆沩的中篇小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童的短篇小说《伞》、赵长天的短篇小说《无须解释》、余光中的散文《萤火山庄》、贾平凹的散文《一个丑陋的汉人终于上路》、陈丹青的散文《且说说我自己》、巫鹏辉的散文《认识了》发表于《收获》第1期。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嫂子和处子》、张承志的散文《树梢上的新》、史铁生的随笔《病隙碎笔》、铁凝的文章《行走的大脚》发表于《天涯》第1期。

16日，《文艺争鸣》第l期发表傅谨的《向“创新”泼一瓢冷水——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言自语》、姚晓雷的《民间：一个演绎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范畴》等文章。

20日，毕淑敏的长篇小说《血玲珑》、宁肯的网络长篇小说《蒙面之城》(上部)、西川的诗歌《景色》发表于《当代》第1期。

23日，《文艺报》刊登周晓波的文章《90年代少年长篇小说创作热现象思考》，文中思考有四个方面：“丛书、套书热中的喜与忧”，“成熟创作者艺术追求中的成功与危机”，“年轻作家创作的本色与局限”，“崇尚自然与重写历史的变化”。

25日，吴义勤的《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尤凤伟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阅读札记》、王尧的《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孙绍振的《在文化冲突中宁静地审智——论麦城的诗》、唐晓渡的《对神秘之物的敬意——麦城的诗歌方式》、格非的《鲁迅和卡夫卡》、郜元宝的《在“断裂”作家“没意思的故事”背后》等文章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第1期。

28日，《剧本》第l期发表孟冰的话剧《桃花谣》。

本月，2000年度《山花》小说、诗歌奖揭晓，获奖名单如下：曾明了的中篇小说《黑噶》、韩东的短篇小说《敲门》、北村的短篇小说《被占领的卢西娜》、阿成的短篇小说《文革旅游》、余未人的中篇小说《回望皈依》、潘军的中篇小说《从前的院子》、吴晨骏的短篇小说《长工》、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跳”》、刘恪的小说实验文本《梦与诗》、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起塘》、野莽的中篇小说《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孙惠芬的中篇小说《舞者》；王家新的诗歌《旅行者》、李郁葱的诗歌《在仁庄的对话》、梦亦非的诗歌《黔南故事》、韩高琦的诗歌《饿鹰叫雪》、西川的诗歌《我看见、我听见》、鲁西西的诗歌《短章》、杨克的诗歌《太原》、伊沙的诗歌《诗三首》。曾明了(1956一)，女，四川成都人，笔名曾英。198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历任《新疆商报》编辑、记者。著有长篇小说《错位》、《千年之缘》，中短篇小说集《风暴眼》、《往事歌谣》、《猫事》(日文版)，影视文学剧本《秀女》、《浴血驼城》、《寻找英雄》等。余未人(1942一)，女，江西铅山人。196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历任贵阳师范学校教师，贵阳市乌当区文化馆干部及《花溪》杂志编辑、副主编，贵州省文联副主席。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滴血青春》、《梦幻少女》、《成功女性》等小说。P7-9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方面是唐弢、施蛰存诸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劝诫言犹在耳，有关当代文学学科内涵和属性的讨论众说纷纭，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90—1999年，学界共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44部，2000—2006年则为15部。这类著作不仅出版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其中包含了一批可圈可点的精品力作。

……

所有这些“以类相从”的技术性安排，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帮助读者在“散乱”中建立“秩序”，在“琐碎”中提供“线索”，扬编年体之长，避编年体之短，借以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阅读、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从接受编纂任务到现在，业已两年有余，诸位同仁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其间的甘苦自知，恐怕不是我一句简单的“谢谢”所能表达得了的。但是，我仍然要对各位分卷主编和编纂组的全体成员送上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爱，感谢他们对于学术事业的责任感，感谢他们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

尽管我们是以一种极为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次编纂工作的，但是由于经验和能力所限，加之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这部有近百人参与编纂的《当代文学编年史》必然还会存有缺憾，对此给各位读者带来的不便，在此一并表达诚挚的歉意。同时，也欢迎各位同行给以批评、补充和订正。

最后，我要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在一个浮躁喧嚣、急功近利的时代，这家出版社一直恪守着支持几乎无利可图的学术著作出版的可贵传统。这一次是他们把十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了本书最终的面世。

张健

2009年6月25日

本卷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生通力合作的结果。

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赵勇：全卷统稿；

魏英、常培杰：协助统稿并补充了部分作家传记；

霍赫：负责2001年部分；

马琼：负责2002年部分；

聂梦：负责2003年部分；

乔思：负责2004年部分；

王媛媛：负责2005年部分；

黄双、廖灵艳：负责2006年部分；

郭晓晨、肖艳盛：负责2007年部分；

魏英、廖灵艳：负责2008年部分；

常培杰：负责2009年上半年部分；

陈晖：儿童文学专题史料；

谭五昌：诗歌专题史料；

张国龙：散文杂文专题史料；

梁振华：报告文学专题史料；

徐健：戏剧专题史料；

梁振华：影视文学专题史料；

岳永逸：民间文学专题史料；

秦艳华：出版专题史料。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卷涉及的年份较多，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也搜集了更丰富的资料，但终因字数原因而不得不反复精简。目前的这个样子，其甄选是否得当，述评是否合理，等等，希望能得到广大专家学者、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赵勇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