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散文，能让读者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深刻地体会到丰富的人生哲理与人道主义的关怀。作者在《渐》中感慨：“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 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让人读出了禅的味道。

《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散文的精髓。

《缘缘堂随笔》以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之丰子恺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为底本，原汁原味地再现丰子恺的随笔性文章，题材不是什么实用或深奥的东西，皆是作者对一些轻微琐屑的事物的描写，是子恺对于生活经历的一些所见所想，《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散文的精髓。

剪网

渐

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

自然

颜面

儿女

闲居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天的文学

东京某晚的事

楼板

姓

忆儿时

华瞻的日记

阿难

晨梦

艺术三昧

缘

大账簿

秋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忽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寓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什么旨意，本于什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什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的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姊姊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于是我就做了评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因了世智尘劳而蒙蔽，断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欢喜别人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因了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惕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妙。我与他们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所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P29-35

提到丰子恺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漫画。在艺术园地中，丰子恺自己最偏爱的其实是文学。他在《作画好比写文童》中直截了当地说：“综合起来，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因此，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一切艺术之中，文学是与社会最亲近的一种，它的表现工具是人人日常通用的语言，这便是使它成为一种最亲近社会的艺术的原因。”

丰子恺最早的文学创作虽然开始于1914年，当时他在《少年杂志》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四篇寓言体短文，但正式从事散文创作是从白马湖开始起步的。1922年至1924年，丰子恺在《春晖》校刊上先后发表了《青年与自然》、《山水间的生活》、《英语教授我观》等作品。1931年，他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此后，他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有《随笔二十篇》、《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子恺小品集》、《率真集》等散文集问世。写作时间从1922年到1974年，历时50余年，形成了他那种既洒脱又悲悯，清茶米酒般且极具人间情味的散文风格。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从一开始就有很浓的人道主义色彩。他在《东京某晚的事》中向往“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理想世界。而一旦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中屡屡受挫时，他则感慨：“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他宁愿造物主把人的寿命定得更短促些，“这样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渐》)于是他在《秋》一文中又感伤地写道：“三十这个概念，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之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文中所说的两年，不仅是指作者当时超过三十岁已经两年了，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他皈依佛教已有两年了(丰子恺于1927年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他皈依了佛门，但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做起了和尚。用丰子恺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的身上具有两重性格。在那个年代，丰子恺在社会角色中。属于比较温和的中间分子。但他在文艺上却积极强调要有充实的内容。他在《艺术教育ABC》中说：“只懂得机械的画技的浅薄的画家，与只知玩弄美文的词句的浅薄的文学者，逐末而忘本，不可不诫为文艺的堕落！”

既然在成人的世界里难以找寻人间温情，那么就进入儿童世界！这便又有了他众多的歌颂儿童生活的作品，像《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儿女》等。丰子恺进入了一个纯真的儿童世界，显然是要用自己的作品，用成人间的隔膜与儿童的天真相对照。反映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寄托自己的内心情感。正如他自己在《儿女》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我那时这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的开头就说：“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纯洁无瑕的，才是值得憧憬的，而一旦长大成人。接触这污浊的社会后，就失去了憧憬的价值。这就是丰子恺当时的体感。所以，他爱儿童，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

丰子恺散文创作与他自己的漫画创作的分期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艺术风格上，同时也表现在创作内容上。20世纪30年代，丰子恺的漫画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描绘人间相。他自己的说法是：“早在二十年代明知道社会的残酷、丑恶，可是不愿描绘，意在儿童的世界里神游。可是后来我的笔终于描绘了。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和斥妄两途。西谚曰：‘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我为何专写光明的美景。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于是，他真的为此写照了。《肉腿》写于1934年，主要反映在大旱之年，运河上集结了大批男女老幼，拼命地取水抗旱，极其艰辛。作者将踏水车的农人的肉腿与舞台上、银幕上舞女们的肉腿作对照，寄慨叹于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上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的现象。《吃瓜子》一文中，他列举了种种瓜子的吃法。从似乎漫不经心的闲谈中点出了文章的主旨：“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从艺术角度上讲，丰子恺的散文无疑是极其诱人的。首先，他常常能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写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暗示现实社会种种较深入的问题。例如写于1935年的《杨柳》。作者自称自己喜爱杨柳，且与杨柳有缘(在白马湖，丰子恺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小杨柳屋”)。这是因为杨柳的美与别的花木不同，杨柳的美在其下垂。花木大多是向上发展的，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但杨柳“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的活跃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丰子恺从母亲的座位、坐姿这一特定的角度、姿态。描写了他那承担了严父慈母双重任务的母亲形象。

丰子恺的许多散文写得很洒脱，同时又在这洒脱中寓有深意。就如同清茶和米酒。《山中避雨》写于1935年。这篇作品的魅力，一如他的抒情漫画，初读十分清浅——像清茶，然细细玩味，竟余味无穷——如米酒。作品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幅烟雨朦胧的山村小景。为了避雨解闷，作者向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拉奏了各种西洋小曲。至此，苦雨荒山开始活跃起来。散文的意境也从古山水画般的氛围进入现实民间的世俗人情。作者写到两女孩和着西洋小曲歌唱时，作品的调子开始温暖起来，仿佛把游山遇雨的寂寥心情远远地抛到了脑后，而当写到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并引得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合唱时，作品进入了高潮，作者本人也情不自禁大动感兴，他体会到了音乐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他体会到了民族音乐对中国普通百姓的陶冶效果。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在任何民族或许都是相同的。日本学者谷崎润一郎在读了这篇散文后就有这样的表示，他说他“不禁想到从前音乐师葛原氏乘船上京，在明石浦弹琴一夜，全浦的人皆大欢喜的故事来”。音乐的这种亲和力确实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共鸣。以至在他离开的时候，彼此竞在茫茫的雨中依依惜别。整篇作品仿佛就像一幅风格淡雅的水墨写意画，将山色、荼肆、雨景、琴声、歌音、人情，统一融入了画幅之中，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且很有余韵。

再如写于1934年的《梦痕》，通篇像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卷。读后有如步入江南水乡的民间厅堂，体察民间浓郁的生活情趣，令人爱不释手。这类散文，作者几乎从来不堆砌华丽的词藻。用笔质朴无华，冲淡静穆，然而却给读者以很深的诗意感染。《湖畔夜饮》开头的意境描写、议论感怀，都是那样恰如其分。丰子恺首先描绘了“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的西湖春夜的气氛，接着又以一首春月歌引出了一位多愁善感，饱经风霜的长者形象。这长者就是作者自己，但读者却很容易生发不同的联想。几处拟人化的点景。把景物、夜色写活了。虽然没有用什么形容词，更没有竭力描绘景物，但是那些隐伏在笔下的水光、涟漪、春意、拂柳似乎都在画图之中。这种艺术效果，非写作高手是很难达到的。素朴是高级意义上的一种诗的特质，况且丰子恺会时不时地掺入挚诚的人情味，这便是他的散文艺术成就的高妙之处。

在散文创作的数量上，丰子恺在现代中国散文作家中也是较多的。1949年后，他也在写，代表作主要有《庐山游记》、《扬州梦》、《黄山写生》、《西湖春游》等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还在写，并集有《缘缘堂续笔》。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丰子恺写作散文有自己的艺术追求。首先，他力求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写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暗示现实社会较深层次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其二，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上。他的散文，表面上看是信笔写来，其实与他那些众多的构思巧妙的漫画一样，他的散文也讲究艺术构思，前文提到的《吃瓜子》《我的母亲》和《山中避雨》等都是散文艺术构思的典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虽苦心构思了作品，却能在写作过程中显得平易、自然、协调，没有一点斧凿之痕。其三，丰子恺的散文，大多通过质朴的语言表达率真的情感。他一向反对“做”文章，反对用生僻、晦涩的词语。他在《艺术漫谈》中形象地把艺术比作“米”、“麦”，认为艺术应该大众化，为大众所欣赏和接受，如同家家户户每天能吃到的米、麦一样普及，而不应该成为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山珍海味。但平易、大众化又不影响他作品的感染力，用他自己的说法则是“曲高和众”。文学界对他的随笔很早就有了好评。赵景深在《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中说：“……子恺的小品文里既是包含着人间隔膜和儿童天真的对照，又常有佛教的观念，似乎，他的小品文尽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这许就是他的小品文的长处。他哪怕是极端的说理。讲‘多样’和‘统一’(《自然》和《艺术三味》)，这一类的美学原理，也常带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读来不觉得其头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对于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爱，现在我的偏嗜又加上丰子恺。”赵景深的评论可被看作是一个时期的代表。姜丹书则评价日：“子恺的语体文，亦很成功，长于描写事物，亦庄亦谐，形容得很轻松，指发得很深刻，妙在能搔着痒处，打着痛处。幽默之趣，自在言外，乃是精于运思、巧于运笔者。”

郁达夫在编选《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收入丰子恺的五篇散文，即《渐》、《秋》、《给我的孩子们》、《梦痕》和《新年》。郁达夫在评点文字中对丰子恺评价很高。他说：“浙西人细腻深沉的风致”在丰子恺的散文里得到了体现。又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郁达夫不仅推崇丰子恺的散文，更推崇他的苦学精神，他向读者介绍说：“他是一个苦学力行的人，从师范学校出来之后，在上海半工半读，自己努力学画，自己想法子到日本去留学，自己苦修外国文字，终究得到了现在的地位。我想从这一方面讲来，他那富有哲学味的散文，姑且不去管它，就单论他的志趣，也是可以为我们年青人做模范的。”

丰子恺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散文作品于他健在时已有多个集子出版，在他逝世后也有各种选本流传。现今海豚出版社选取其代表作汇集成《丰子恺散文精品集》，嘱撰小文为序，试写以上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