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张爱玲是迷惘的。那感觉好像海上的大雾，她是一只船，希望是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塔，遥遥地用光做缆绳，系着她，慢慢朝前走。太平洋的风呼呼地吹过来，无边无际，她站在船边，更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1953年的美国难民法案给了张爱玲机会，她能够以“学有所长”者的身份由港赴美，拿到绿卡，日后还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张爱玲找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文化专员麦卡锡做担保人，展开了新的冒险之旅。三十六岁，早已过了冒险的年纪，可为了写作前途，为了更好的生活，她不能不赌一把。
船栏杆边，张爱玲还在哭。人似群鸟迁徙，各飞各路，谁也没工夫注意船边的这个女人，此次此刻，张爱玲的哀愁和其他人并没有太大不同。宋淇和邝文美刚走，香港的岸越来越远，张爱玲不是特别有乡恋的人，离开上海，她没有打算再回去，但当汽笛发动，一片蓝海呼啦一下淹没所有退路，袅袅的惆怅，化作一股气，从胸腔上冲，冲酸了鼻子，也冲出了眼泪。时代潮涌进退无常，个人小之又小，如今的张爱玲，就像是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浮板，不晓得何时才能上岸。很多路要一个人走，谁都帮不了，生活的真相总是那么残酷、赤裸。你要么抵挡不了，消亡；要么继续往前，坚强；在阳光没出来之前，我们都只能在暗夜飘荡，等待曙光。
张爱玲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不大，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写作者，她迫切需要为自己找一方可以枝繁叶茂的土壤。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爱玲为了谋生，在潜意识里，也可能想向新的文艺路线靠拢，写了一个类似“急就章”的长篇连载《十八春》，发在《亦报》上。结构是借鉴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题材还是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只不过结尾处，她给故事安了一个“很时髦”的光明尾巴——让男女主人公跳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革命，去广大天地里。她还写了《小艾》，一个女佣的故事，努力在题材上调整——新时代到了，再写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的故事显然有点“不合时宜”。可改变毕竟是痛苦的，并且对这种改变，张爱玲也有点抵触．多年之后她把《十八春》改成《半生缘》，恢复“真身”，让人物找到他自己。不能说更合理，但终究体现了张爱玲的一种导向。
张爱玲以“炫目”之姿成名，用胡兰成的话说，她本人是“女学生样”，却能让人有六种震动。张爱玲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不只是触目的身高，更是一种气质，艳异的、诡谲的，她的文字氤氲缠绕，她早年更是在着装上下功夫，穿清朝的旗袍，喜欢刺激性的颜色，葱绿配桃红，看得人眼晕心颤。她走到街上，小孩子要跑过来指，说那是张爱玲，张爱玲。就连跟李香兰这样的电影演员合照，她也戛戛独造，来个低眉，顺利抢镜。身为作家，张爱玲的确有种style，参差、华丽、苍凉。在乱世纷繁的杂乱底子上，她仿佛一个云头，拔地而起，大家都来看。但若放到新时代，千篇一律的底子上反而显得她的一切都那么“奇怪”。文章写不好，还好硬着头皮转型，这是间接的，可就连穿衣服这种贴皮贴肉的直观事体，张爱玲也瞬间发现自己失去了选择权。1950年的文代会，别人都是一身蓝布装，她却是一身“低调”的白色镂空绒线衫罩旗袍，尽管坐在最后一排，她还是感到了“惘惘的威胁”。但她还是写，1951年，她参加了旅行团，去杭州实地体验生活，为写一篇以西湖为题材的小说。《十八春》也在《亦报》连载完毕，出了单行本，开座谈会的时候，张爱玲也到会发言，尽职尽责。三十出头的张爱玲，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放恣了，但她还是有些悚然。
上海市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后，夏衍是所长，柯灵做副所长，夏看好张爱玲，想请她做编剧，但有人投反对票。因为张爱玲的背景值得怀疑，她在上海沦陷时期与胡兰成的关系，在底子不清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都让人足够做她的政治文章。更何况，与胡兰成告别后，张爱玲还与某著名青年导演有过一些朦胧的情感，纵然趣味相投，怎奈世事多变，男方没办法勇敢。事业堪忧，情感无着，张爱玲越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住。于是。张爱玲被动的抵抗开始了。她想走，换换环境，也为了自己最看重的文学前途。她想到了香港，她在那里读过书，她还写过很出彩的关于香港的故事。她借口去港大读书，重新开始。
张爱玲在抵抗着，她生活的核心是文学，是写作，曾经最爱的上海，如今奋不顾身去逃离，人生的吊诡，恰在这里。为了避免日后麻烦，她和姑姑相约以后再不联系。这是紧张与仓皇。她去派出所申请出境，惶惶然，生怕被查出自己是搞写作的。幸好没有。但还是被警察瞬间沉下来的脸色触得心惊。离开上海前夕，检查她行李的北方青年干部，仔细检查她唯一的首饰——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是用小刀刮。过去的包金太厚，刮来刮去都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些泛白。他见爱玲有些心痛的神色，便说：“这位同志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P1－4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我宁愿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好比有的人来到世上是为了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有的人会为大家贡献美妙的歌声，有的人在平凡的位置上奉献着自己的能量和智慧，有的人则在命运的风浪里绽放光芒。宿命感让人低回彷徨，但使命感却是催人奋进、向前。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里有套语：“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天真纯洁，秩序井然，就好像古代神话里设二十八星宿，每个人的强项都不同，所以也只有昴日星官能治得了蝎子精。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来到世界上的使命，知晓自己的天赋和秉能，发展下去，这世界或许会稳定得多。不为争荣夸耀，实在是人生太匆促，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能扣紧一件自己擅长的事努力做下去，是尊重造物，也是成全自己。
张爱玲就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早在18岁时参加《西风》杂志的征文时，她就写了一篇类似自叙传的文章《天才梦》，大概意思是。她是一个天才少女，什么也不会，唯一擅长的，就是写作。她的一生也彻彻底底是个写作的文艺女青年的一生。因为写作，结识朋友、恋人，又因为恋爱，丰盈反哺了写作。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场恋爱，与其说她爱上了他，倒不如说她爱上了他对于自己写作才能的激赏。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一个写作者的高傲与谦卑，张爱玲展现得淋漓尽致——高可以高到谁都不见，低又能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写作曾经带给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战火纷飞，都化作绚烂背景，琳琅而下，她享受着成名的欢愉和恋爱的放恣，然而战事一停，一切戛然而止，恋人背叛，她的写作事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写剧本，在报纸上写小说连载，断断续续，如同女高音被卡住了嗓子，只剩《二泉映月》的悲凄……张爱玲忽然发现，恋爱没了或许可以再谈，但写作的环境一旦失去，她不但没了精神的支柱，就连生活的依凭都忽然变得摇摇欲坠。
隔了多少年再看张爱玲当年的出走，真是会被她的执着震动。世界再怎么变，写作永远是她世界的中心。写作是一个原点，也是一个终点；是一道闪电，也是一片风帆；是她的爱，她的痛，她的能量源泉，她的皈依。写作对于她来说是那么重要，以至于她这颗小小星球，兜兜转转，不管走什么轨道，都还是围绕着它旋转。张爱玲知道自己的短长，能与不能，短短寸笔，书写人生，她知道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充分珍惜上天给予她的gift——非一般的写作能力，来写值得她写的东西。她也曾经为生活写过一些自己不甚喜欢的东西，比如《赤地之恋》，比如一些剧本、几种翻译和一些着手筹划的研究。但只要有条件、有时间，她还是努力去规划自己的写作生涯．写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书写的文字，反反复复。生命有它本来的样子，我们唯有临摹。懂得了这一点，张爱玲漂泊的后半生也就逐渐“拨云见日”，外部行为和笔下文字，都无比清晰地指向一个方向——写作即人生。她委屈自己的人生成全写作，写作又以特殊的方式完整她的人生。张爱玲不是一个彻底的人，但对待写作，她却是彻彻底底的诚实。
张爱玲外冷内热，她是非常重视友谊的人，但她总害怕对不起人。她曾写信给夏志清：“我这些年来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太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早年的炎樱、中晚年的邝文美夫妇，以及夏志清、庄信正等在美国的朋友，都曾在她身边起过重要作用，但对于友谊，张爱玲有她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这些人对于她的写作事业有没有理解和帮助，在情感的付出和收获上，她是要求“等量齐观”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炎樱早年与爱玲关系好到恨不得成一个人，到了美国之后，两人距离近了，心却渐行渐远——“妇人化”的炎樱已经无法理解和参与到一个大龄文艺女青年的写作生活当中，她时不时带来的自觉不自觉的“炫耀”，也愈发让张爱玲难以忍受。而这时候，远距离的宋淇、邝文美的友谊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而写信的方式对于张爱玲来说又那么适宜。至于夏志清、庄信正、水晶这些人。则是张爱玲在文学圈重新崛起的一些“老关系”，写作上的激赞、鼓励，使得这些人形成了一道保护圈和光环，联手打造了一个神化了的张爱玲。
在婚姻上，张爱玲的两次选择，一个是“汪伪”的文人，一个是美国的左翼老作家，年纪都比她大很多。很多人不理解。其实从写作这件事上想一想，她的婚恋选择就显得那么合情合理。张爱玲成名时．上海正值沦陷，文艺圈许多人都去了内地，留在沪上的文人本来就少，有人愿意捧，但大多数是乱捧，说不到点子上，偶尔有说到点子上的，比如化名迅雨的傅雷给了一点小批评，张爱玲立刻接受不了。胡兰成来了，不但亲自造访，十分重视，还提笔写下《论张爱玲》，奇文一篇，一下打动了天才少女的心——她爱上了一个男人，更爱上了这个男人对于她写作的深度解读。多少年后，张爱玲到了美国，因为生活困难，她只好申请文艺营作为栖身之所来完成自己的写作，她遇到了赖雅，一个穷困潦倒的美国左翼文人，火速恋爱，闪电结婚。她为了钱？为了美国户口？为了新的安稳？也许有这些因素，但绝对不是全部，因为那时的赖雅，情况比张爱玲要糟得多，年纪一大把，刚中风不久，穷困，写作停滞，即便张爱玲想靠婚姻翻身，也不会蠢到选择他。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到写作上。
刚到美国的张爱玲想靠英文写作打开局面，但面对新的人文环境、新的市场，她如履薄冰，也没有足够的自信。而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赖雅跟她的谈话和指点，对于她过去小说的赞赏，给她打算写的中国题材英文小说《孝桥》的建议，都在无意中满足了张爱玲的深层情感需要——她是需要有一股力量来支撑并且告诉她：你是可以写下去的，你的写作是有希望的。乌云遍布时透出来的一线天光，穷途末路时的一点了解和盼望，足够让他们在一起，过上个十年八年。而有趣的是，到了1966年，赖雅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照顾瘫痪的赖雅好几年的张爱玲，却毅然离开华盛顿前去迈阿密大学做驻校作家。维持生计是一个因素，但对于张爱玲来说，更大的痛苦在于，长年照顾赖雅占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她没法写作了。这种焦灼持续到临界点，她终于不顾一切逃了出去，用写作重新给予自己一场洗礼，这不是“抛夫”，而是绝望的人的透气——过了没多久。她又回来把赖雅接走，天南海北，始终带他在身边，直到他去世。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更加避世，为了集中精力创作，她已经决定放弃婚姻，一个人的日子纵然孤独，但好歹还有自由。张爱玲在伯克利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工作过，但最终却不欢而散，她独处的习惯，使得她始终无法融入同事圈子。再加上她始终把自己的写作作为生活的中心，工作上的事，纵然她给予重视，但始终做得不尽如人意。在被解聘之后，她不再外出工作，在洛杉矶找了一个小公寓，躲起来，写着自己想写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变，都与她无关。她就是一个写作者，用生命写着，耗着，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她像是一个旅人，拖着行李，踽踽独行，为了轻装上阵，她又不断地丢弃着，爱情、友情、婚姻、工作，她总以为只要舍弃，就能得到尊严，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没想到上天又安排她与自身抗争。
晚年的张爱玲为疾病困扰，这给她的写作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牙病、眼病、胃病、皮肤病、失眠症，最恐怖的是她对于跳蚤的感知——因为惧怕“蚤子”，她竟然不断搬家，开启了在同一座城市流浪的晚年生涯。搬家过程中她又开始了不间断地丢弃，“三搬当一烧”，何况她是不停地迁徙于各个汽车旅馆。家具丢了，衣服丢了。甚至于重要的书稿也丢了。她就带着必要的药和衣服，拖着个大皮箱子，神情恍惚地辗转，有几次在公交车上被连续偷窃，损失了一千多美元。但她还在写着，虽然有时候写一封信都要几天。晚期跳蚤恐惧症消失，她住进公寓，写作依旧是她生命里的重头戏，但她的写作又简朴得很，她不要写字桌，也不用凳子，就伏在床头的一个用纸盒子搭起的平台上写，席地而坐。
残酷的生活真是剥离掉了一切浮皮，把她还原成一个最朴素的写作者的形象，几乎就要将她打倒。可张爱玲依旧不放弃。风吹云散，雨打萍碎，世界颠倒，人世无常，她依旧怀抱着写作的信仰。一往无前。看张爱玲的后半生，真是要落泪的，然而又那么佩服，“干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真心热爱一件事，并且贯彻到底，究竟是幸运的。一个朝圣者的虔诚．虽不能扭转乾坤，却能给予内心丰润与安然。也许，对于张爱玲来说，写作，从来都是一种抵抗，一种病，一种药。她用写作抵抗命运，抵抗人世，倏忽倥偬，抵抗时光浸染，疲惫得一病不起，然后又借着一粒粒文字魔力，不药而愈。
伊北编著的《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精）》是一本以张爱玲后半生为写作焦点的传记。
《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精）》讲述了：她是一名天才少女，也是一个时代的异类和传奇。写作曾经带给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战火纷飞时，她享受着成名的欢愉和恋爱的放恣，战事一停，一切戛然而止，恋人背叛，她的写作事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她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就连生活的依凭都忽然变得摇摇欲坠。出走美国后，她在异乡步履漂泊，不得不忍受经济的窘迫，照顾瘫痪的丈夫，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寻求安身之地，曾经的荣耀与声名都成了过眼烟云。残酷的生活剥离掉了一切浮皮，把她还原成一个最朴素的写作者的形象，几乎要将她打倒。看张爱玲的后半生，几乎是要落泪的，然而又那么佩服，正像她的那句话所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真心热爱一件事，并且贯彻到底，究竟是幸运的。一个朝圣者的虔诚，虽不能扭转乾坤，但却能给予内心丰润与安然。也许，对于张爱玲来说，写作，从来都是一种抵抗，一种病，一种药。
伊北编著的《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精)》以近年来出现的张爱玲美国生活新资料，张爱玲出版的遗著为依凭，全面揭示张爱玲晚年的创作和生活，从外部生活和内部心理分析的两个向度，揭秘张爱玲在异国他乡的爱恨挣扎。从去国开始，直到晚年，张爱玲一直在做着一种抵抗，抵抗命运，抵抗贫穷，抵抗早年的内心伤痛，抵抗身体的病苦，而文学始终是她的最后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