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人遇上韩国人》是当代日本著名比较文化学家,比较民俗学家,哲学博士、教授、国际性学者——金两基先生的一部重要专著。作者运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分析、论述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外部行为及其深藏在其行为内部的深层思维结构,即日本-韩国文化模式的差异。通过对心态、民俗、信仰、文艺、建筑、工艺、历史等方面,从宏观和微观两种不同角度考察了两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批判了由于历史的误会(歪曲)而产生的日本学者对韩国文化的一些偏见;从而得出了两国文化虽同一渊源,但后来形成两个不同质的东亚文化的这一结论。另外,书中还大量地介绍了韩国的民俗风情,这又使我们耳目一新。
日本和韩国,这对外貌极为相似的邻居,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却令人咋舌。譬如,韩国人很情绪化,喜怒哀乐都反映在脸上,而日本人则喜隐忍,深谙“度心”之术;韩国人强调个性,日本人强调统一谐调;韩国人是乐天派,日本人则有浓重的忧郁性格。
《当日本人遇上韩国人》作者,当代日本最有影响的日韩比较文化学家金两基先生在本书中通过解构两个民族的民俗、信仰、审美、戏剧(日本歌舞伎和韩国假面舞剧)乃至不易察觉的日常行为等,见微知著地分析了其各异的深层思维结构和民族心理。《当日本人遇上韩国人》是一部解读日本人与韩国人心理密码的扛鼎力作,畅销于日、韩、美等多国。
一般说来,韩国人把感情的外露视作美德,而日本人却把压抑感情视作美德。两国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方式如同阳刚和阴柔,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饶有情趣的是在衣食住行方面也体现着这种差异。
如韩国烧火炕,取暖时人体直接接触火炕;日本人生火炉,取暖时人体和火炉隔一段距离。可见,两国的取暖方式也有很大差别。要在温暖的火炕上盘腿大坐,还必须穿着能适应这种坐法的衣着。像巴几(一种像裤子似的民族服装)和契玛(相当于裙子)这些服装,穿起来是很舒适的,并且因宽松活动起来也很方便。在日本也是如此,人们在房屋里靠地炉和火盆来取暖,为保持人体的热量,自然而然要采取屈膝而坐的正坐法,随之也产生了适应屈膝正坐的服装。
过去两国在习惯上都以盘腿大坐为正坐。在日本的舞乐中就能看到盘腿正坐的场面。在韩国,人们把屈膝跪坐当成罪人的坐法,特别忌讳。然而,现在的日本人把盘腿大坐当成不知礼仪的行为。所以集禅和茶之大成的茶道,其坐法却和坐禅不同,取屈膝跪坐。
那有板有眼,非常讲究礼仪的日本茶道和那别具一格、丝毫不对称的高丽与李朝时代的陶瓷器相结合,创造了茶道的“幽闲”和“古雅”的精神。如果从其做法(礼仪)来看,自由奔放的高丽、李朝的瓷器和恬静古雅的茶道是格格不入的。把两个格格不人的东西融合到一块,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本人精神形成的特征。
以普通百姓所创造的那很不对称的李朝瓷器中能够感受到那种“幽闲和古雅”气氛的人是千利休,但从中捕捉到民间工艺之美的是柳宗悦。尤其是柳宗悦洞察到李朝白瓷的魅力,被其“白”色所吸引,并从中发现了所谓的哀愁之美。而我与宗悦完全相反,认为那白色是象征着明亮阳光的乐天的颜色。虽然宗悦热爱民间工艺,但曲解了那些作为民间工艺的土壤,孕育民间工艺的庶民的生活情感和信仰。这是出自他将韩国看作历来就是受难国度这一完全错误的认识。
在神社中活跃的女巫们穿着红白相间的装束。女巫服装上的红白颜色是象征太阳神阿玛体拉斯(天照大神)的颜色。因而,红白颜色作为一种神圣的颜色而被继承下来了。那白地红日的太阳旗突出地说明这一点。神官、巫婆、新娘子甚至剖腹自杀者和临死的人都要毫无例外地穿上白色衣服,这些着白装的日本人把这种“白”色当成特殊的、神圣的颜色。所以,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用白色衣料做劳动服和便服。与之相反,韩国人在野外劳动时也穿白色服装,白色就成了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颜色,就像朝鲜民族向世人夸耀自己是天孙族一样,他们特别热爱白色。
朝鲜历代王朝的始祖都创立了天孙的家谱。新罗的王冠(金冠),前面装饰为树丛状,侧面是鹿角,王冠是把天神通过树木从天而降的神奇传说形象化的,然后以此为天孙的证据。古朝鲜开国始祖檀君之父(神)就是利用神坛树从天而降的。伊势神宫的神体(阿玛体拉斯)是日本人心中的大柱,伊扎那基·伊扎那未(神仙)们绕御柱而产出众神与疆土。由此可见,两国都有天孙降临的同类神话。基于这种同类神话曾经产生过歪曲事实的《日朝同祖论》。然而,即使是同一源,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同一祖先。从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来的祖先们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以后,在江户时代才真正形成了这种独创的日本文化。
P3-5
当我译完本书的时候,窗外已是雪花纷飞的白色世界了。在这自然的白色世界中译者把这别开生面的一个“白色世界”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本书是当代日本著名比较文化学家,比较民俗学家,哲学博士、教授、国际性学者——金两基先生的一部重要专著。作者运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分析、论述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外部行为及其深藏在其行为内部的深层思维结构,即日本-韩国文化模式的差异。通过对心态、民俗、信仰、文艺、建筑、工艺、历史等方面,从宏观和微观两种不同角度考察了两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批判了由于历史的误会(歪曲)而产生的日本学者对韩国文化的一些偏见;从而得出了两国文化虽同一渊源,但后来形成两个不同质的东亚文化的这一结论。另外,书中还大量地介绍了韩国的民俗风情,这又使我们耳目一新。
作为最有影响的日韩比较文化学家,作者占有最新颖、最权威的素材。他生于东京,长期生活在日本,并精通日语、朝鲜语及英语。作者曾在韩国和美国任多年的客座教授。作者以日韩双方之外的第三者角度客观地比较和考察了两国文化,因而很少有偏见。
本书原名为《辣白菜与咸白菜——日本·韩国文化比较论》。本书的定名是别具匠心的。对此一点,本书开头部分就做了有趣的论述:从外观和材料来看(均用白菜腌制),韩国辣白菜和日本咸白菜极为相似,但是一旦吃起来其味道却全然不同。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特质。两个民族也是如此,两国人的外表极为相似(世界上再也没有在外表上这样酷似的两个民族了),然而其内部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以及所创造的文化就有很大差异。
本书文笔畅达、清新朴实、风格幽默、对比鲜明,具有较大的可读性。在日本,本书填补了日韩文化比较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是一部公认的日韩比较文化论杰作。本书的影响已超出日本国内,远及韩国和美国等地。
那么,本书的引进,对中国读者有何借鉴价值呢?译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一、日韩文化是以中国大陆文化为母体而形成的两个既相似又独立的东亚文化,所以比起分别研究,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更有其特殊意义。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某些新的发现和启示,这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本身也有很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二、译者认为当代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学术研究模式有不同之处:中国人善于综合研究,喜欢从宏观理论上做文章,而日本人、韩国人精于分析,往往重视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的、实证性研究。比起前者,后者更有现实意义。我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另外,本书在体例和研究方法上也会对我们有所借鉴价值。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李铁军、王前、吴明诗、李跃、佟军等同志和我爱妻崔贞实的热心协助。本书作者金两基博士对中译本的出版,始终予以最热情的关怀。所有这些,都是译者难以忘怀的,在此表示衷心的谢忱。
原书卷末的《索引》暂略。另外,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译者加了若干注解。译者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译文中谬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学界前辈与同龄的朋友们不吝指正。
金文学
我是直性子,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有人常常问我:“您的想法是什么?”使我有些为难。对所问回答不出,这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想法”呢?平时,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吸尘器,随手把身边的任何东西吸进体内。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就在我的体内发酵,变成一种声音释放出来。这样将平时发出去的声音又重新收集起来编成了本书。
人们常说:“从日本人的角度难写日本人,从韩国人的角度难写韩国人。”那么,我是怎样写出了韩国和日本人都难写的东西呢?这只好请读者阅读本书了。无论如何,本书里收录的内容都是出自上述视角的热门话题。这些都选自我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文章,在内容上没做补充。如果书中存在不足和谬误的话,我想在目前正构思中的《日本人及其文化》里进行纠正和补充。
韩国和日本总是同时占据着我的心灵,在我心的大地上两者犹如两条平行的河流一般奔腾不息。在一瞬间,我既是韩国人,又是日本人。并且我可以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能够理解两国。这是如同我本人一样,在日本生长的第二代韩裔日本人所共有的特性吧。十几年来,我踏遍韩国各地,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我对韩国非常熟悉,还可以熟练运用韩国语言文字。在这一点上,我和一般的旅日韩国人多少有些区别。就这样我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两面人”。两面人的生存空间似乎给我创造了非常方便的条件,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孤独的空间。随着“两面人”生活的深入,我开辟了自己的主题性,这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我常常置身于那“两面人”生活中,可以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柳宗悦基于错误的朝鲜史观,得出了关于“韩国的美都是悲哀的美”这一定论。我曾指出它的错误,这种认识也是来自那孤独的生活空间。虽然也有人说宗悦后来认识到了他自己的谬误,但就他的生涯来看,实际上其见解并没有改变。他在去世前四年(1957年)发表的《日本的眼睛》里,还明确写道:“……生产无花纹的陶瓷最多的是韩国。这是由……历史和自然造成的……它命里注定了脱离色彩之世界,因此韩国没有染织品,国民都喜着白衣,他们没有插花赏花的乐趣,连玩具亦非常缺乏。”
我通过“白”这个问题,对宗悦所进行的批评,没有仅仅停留在色彩的争论上。我把讨论的话题扩展到“民艺的本质论”和日本人的朝鲜(史)观的根本问题。关于这,韩国也做了广泛的评介。我对宗悦的批评并非出于简单的一时的想法。书中的任何一篇都是基于我的实际体验,经过自由自在的深思熟虑而得来的结果。在本书里几乎收录了我所有用日语撰写的有关民间工艺的论文。由于篇幅所限,将神话、戏剧、石雕造型、游记等方面的文章省略了。
我请福田启三先生自由编集。由于他编集水平的高明,本书读起来令人爱不释手。书中尽量避免了内容上的重复。我将《寻求民众文化的内核》一文进行改扩的就是《从“民艺”到“民学”》,这里多少有些重复。前者曾作为我呼吁成立“民学会”的倡导文章,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篇什甚是值得纪念的文章,因而一并收录在内。
于横滨·三溪园
197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