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儿》是一代文豪夏目漱石早期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日本文学有数的作品中最受欢迎、最为人熟悉的小说”。作品以作者在地方中学教书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写成。在这部作品里，夏目漱石有意识地使用了典型、夸张、虚构的手法，通过一个青年自叙的形式，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描写这个青年从物理学校毕业后到一所地方中学去教书时目睹的邪恶现实，以及后来从这所中学愤然离去的过程，揭露、抨击了存在于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现象。

《哥儿》之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方面也由于它立足于民族文学的幽默传统，邪正是非表现得十分鲜明。在夏目漱石写作《哥儿》的当时，正是西方自然主义思潮支配整个日本文坛的时期，许多自然主义作家锐意仿效西方近代文学的写作方法，夏目漱石却敢于逆潮流而动，以他丰富的学识和对江户时期平民文学的了解，写出了《哥儿》这部独具个性的作品。日本作家兼评论家伊藤整评论《哥儿》时说，“这是一部将日本式的性格，使用日本式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作品”，它“描绘了典型的日本人”，“主人公的乐天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天真无邪，还有其他人物的日本式的肮脏、气量狭小、卑劣、软弱、充英雄好汉，所有这些都的的确确是日本人的真实性格”。

译本序

哥儿

译后记

夏目漱石年谱

轮船发出“呜——”的一声，停住了。小划子离开岸边，划过来了。船老大全身赤裸着，胯间系着红兜布。真是个野蛮的地方！当然喽，这样的暑热，也实在穿不了衣裳。阳光很强，水面亮得很。你就是目不转睛地瞧上一会儿，也会弄得头昏眼花。问了问轮船上的事务员，据他说俺得在这儿下船。看上去，不过是像大森那样的一个渔村。俺心想：这简直是糟蹋人嘛。在这么个鬼地方，谁能待得下去呀。不过，后悔也来不及啦。俺抖擞精神，第一个跳进小划子里。大概有五六个人也跟着跳了下来，另外又装了四只大箱子，那个“红胯兜”便将船划回到岸边。靠岸后，还是俺打头阵，跳上岸来。然后，俺立刻抓住一个站在岸边的、鼻涕长淌的小家伙，问道：“中学在哪儿？”那个小家伙昏头昏脑，回答道：“不晓得哟。”真是个不开通的乡巴佬！才不过是个巴掌大的镇甸，哪有连中学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哩！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古怪的筒袖的家伙，凑到俺身旁来说道：“这边来！”俺跟去一看，原来是把俺带到一个叫港屋的旅馆来了。一群讨厌的女人齐声说“请进”，俺可就不愿意进去了。俺站在门口说：“请问中学在哪儿？”回答说：“中学嘛，从这儿还得乘二日里的火车。”俺听了更不愿意进去了。俺从穿筒袖的家伙那里，把俺的两个皮包一把夺了过来，慢条斯理地走开了。旅馆的人们，脸上都做出了怪相。

火车站马上就打听到了。车票也简简单单买到了手。坐上火车一看，车厢简陋得跟火柴盒差不多！呼隆——呼隆——刚开了五分钟，就该下车了。俺心想：怪不得车票便宜哩，只需三分钱。俺雇了辆人力车，来到中学，已经下课了，谁也不在。工友告诉俺，值宿的教员临时外出办事去了。天下真有这样不操心的值宿哩！俺心想：要不要去拜访一下校长？可俺太累了，便又坐了车，吩咐车夫把俺送到旅馆去。车夫飞快地跑了一会儿，将车子横撂在一家叫做山城屋的旅馆门前。山城屋这个字号，和勘太郎家当铺的字号相同，真有意思。

旅馆里的人好像是把俺领到了楼梯下面的一间黝暗的房间，这间房热得无法待人。俺说：“这样的房间，俺不住！”回答说：“不巧得很，别的房间都住满了。”说着把俺的皮包撂下就出去了。俺不得已，只好进了房间，忍耐着，不断地擦着汗。过了一会儿，来请洗澡，俺去了扑通跳进浴槽里，三洗两洗，马上就上来了。在回房的路上，俺瞧了瞧，许多凉爽的房间都空着呢。真是些势利眼的东西！向俺扯谎呀！后来，女侍者送客饭来了。房间虽然热，可伙食比起我以前住的公寓好吃多了。女侍者一边服侍俺吃饭，一边问：“客人是从哪儿来的呀？”俺答道：“从东京来的。”于是那个女侍者说：“东京是个好地方吧。”俺回答她说：“那还用说吗。”女侍者将餐具撤了下去，估摸她回到厨房的时候，从厨房里传来了高高的哄笑声。这种事儿不值得一理，俺马上躺下了，可轻易睡不着。不只房间热，而且吵得很，比俺住的公寓的吵闹程度还要大上五倍。俺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清婆的梦，梦见清婆大口大口地吃着越后的竹叶软糖，连竹叶都一齐吃下去。俺说：“竹叶皮有毒，最好别吃。”清婆回答说：“不，这竹叶皮是药呢。”吃得特别香甜。俺不知怎样说才好，刚一张口“哈、哈、哈”地大笑了几声，就醒过来了。女侍者嘎啦嘎啦地正在打开防雨板。今天又是个天空的底被钻透了似的天气。P17-20

一

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常常是多方面的。《哥儿》的作者夏目漱石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曾经用愤怒的笑、嘲骂的笑、调侃的笑，对金钱万能的社会发出鄙夷的诅咒，为知识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愤愤不平；他也曾用明朗的笑、健康的笑，来表达他对正义压倒邪恶的愿望。到了创作后期，他逐渐收敛起正面批判日本近代化弊端的锋芒，转而拿起解剖刀来剖析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心理机微，揭示生存于日本近代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伤害而最后又不能不伤害自己的孤独的绝望感。夏目漱石追求的主题不断变换，必然带来他创作风格上的不断改变与创新。从大体上来说，他的前期作品受到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某些影响，具有绚烂的浓重色调，构成作家独特的幽默风格或俳人趣味①；而后期的风格则渐趋平淡自然，以适应作家剖析心理机微的需要。不管是哪种风格，都体现了作家的个性，《哥儿》以及处女作《我是猫》的语言和风格，可谓独树一帜，空前绝后。作者曾在书简中告诫过他的学生：“说来奇怪，我讨厌模仿我的特点的文章。对于那些不去模仿我与旁人共通的地方，而是特地去模仿我个人特点的作品，我总感到写这种文章的人是缺少个性的。”这段话说明了他对艺术必须具备个性和独创性的见解，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他的作品一——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不为当时“排斥技巧”的自然主义文学所动，敢于反驳自然主义作家的责难，走自己的路。

二

《哥儿》是一部中篇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是以作者十几年前在地方中学教书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写成的。但他并不像当时自然主义派作家那样把作家自己客观化，或把周围的人作为模特儿来如实地描绘。他认为用这样的写作方法来标榜作品的真实性未免太狭隘、太平庸，不能真正打动读者。《哥儿》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这种信念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自然主义评论家们责难他的作品带虚构性的一种回答。在这部作品中，他有意识地使用了典型、夸张、虚构的方法，使得《哥儿》成为“在日本文学有数的作品中最受欢迎、最为人所熟悉的小说”。

这部作品的主题在于揭露、抨击存在于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现象。作品通过一个青年自叙的形式，写这个青年从物理学校毕业后到一所地方中学去教书时目睹的邪恶现实，以及后来从这所中学愤然离去的过程。由于作者的创作态度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从而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也都分为正义与邪恶两大类，泾渭分明。在邪恶势力方面，有绰号为“狗獾”的狡猾的校长，有绰号为“红衬衫”的阴险的教务主任和绰号为“蹩脚帮闲”的胁肩谄笑、下流无耻的图画教员；在正义的一方，有哥儿这个憨直的新教员，有绰号为“豪猪”的爽直豪放的数学课主任，还有遭受邪恶势力无端迫害的、绰号为“老秧南瓜”的英语教员，以及一群在邪恶势力下唯唯诺诺的人物。

《哥儿》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在于作者对日本社会中作为官僚机构一环的教育制度的不满。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教育官僚统治着一切，只允许下属对他们阿谀奉承，推行形式主义、盲从主义的教育，而不允许任何异己者的存在。在这种环境里，尽管整个日本社会在走着近代化的道路，但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却是什么“忠君”、“德化”之类乌七八糟的封建意识与近代科学技能的奇妙结合。明治天皇政府为了造就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国民”，必然要保留教育制度中的某些野蛮性、落后性和虚伪性。而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产生的倾轧与暗害等等不正行为，也就必然肆行无阻。作者就是把存在于当时日本教育界的这种丑恶现实，用语言加以艺术的集中和概括。尽管表面上写的是一所地方中学，其实，这所中学不过是作者艺术构思中一幅带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作者成为作家之前数十年厕身教育界所郁积的感受的一次情不由己的喷射而已。这一点难坏了日本当代具有考证癖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查遍了作者在松山中学教书时的材料，发现作品中带有文学士头衔的“红衬衫”并无可与之相当的实在人物，而有这个头衔的只是作者本人。于是他们就只好提出“分身说”，认为这个“红衬衫”是作者自己的分身，而所谓分身，就是由作者来揭示自身内部世界的隐秘。这样一来，就完全抹杀了作者作为一个作家的炽热的正义感，从而也就否定了这部作品本身具有批判精神的重要意义。作者发表这部作品的当时，在致友人的信中就曾经这样写道：“拙作如蒙推赏，不胜感激。我想，不仅中学，就是高校、大学，都不会有‘豪猪’这类人物。但像‘蹩脚帮闲’之流却到处可见。我本人就在中学里目睹过两三个这种类型的人物。在高校里，毕竟很少无耻到如此地步之徒(当然与之相似的，大有人在)。总之，这可能是因为在高校中不需要去逢迎校长之故吧。其所以看不到‘豪猪’、‘哥儿’这类人物，并非不存在这类人，而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人，就会被免职，也就不可能存在。不知尊意以为然否。”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教育界的腐败现象的愤懑。可见《哥儿》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也好。反面人物也好，都是现实生活作用于作者头脑的结果，作者一反日本近代文学中习见的“圣人也是强盗，强盗也是圣人”那种灰色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爱憎分明地揭示了邪正两种人物，抨击了现实社会。因此，对“红衬衫”这个人物，是不能用什么“分身说”来加以解释的。

日本近代文学中并不乏批判日本近代教育界或教育制度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反映了日本教育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腐败现象；石川啄木的《云是天才》抨击了日本教育制度的保守和落后；中野重治的《老铁哥的故事》揭露了日本近代教育中的虚伪性和封建性，等等。这些作品在批判日本近代教育方面，虽然各有一定的深度，但它们的基本主题往往别有所在。唯有《哥儿》这部长达九万余字的中篇，自始至终贯彻了作者的这一鲜明的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取得了十分完美的艺术成就。

三

《哥儿》采取的是喜剧式的手法，主要表现在作者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夸张描写。当然，作者在作品中力图将主人公哥儿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动人的形象，而这部作品的最大魅力，也的确有赖于它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人物鲜明而又复杂的性格。

作品喜剧式的夸张手法，还表现在这部作品中所有次要人物的身上，以及对环境的描写和事件结尾的处理上。  首先，作者利用主人公哥儿喜欢给周围的人分别起绰号的习癖，很自然地给许多人物赋予了形象的特征。这些绰号，如“狗獾”、“蹩脚帮闲”、“老秧南瓜”，都是和日本社会中尽人皆知的民俗、风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者除了利用这些绰号取得联想作用和滑稽效果之外，并没有放弃对这些人物特征的细密刻画。作者不仅在这些人物的体态、动作上赋予他们可厌的特征，更主要的是使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狗獾”道貌岸然的伪善面孔，“红衬衫”巧言令色、笑里藏刀的阴险性格，“蹩脚帮闲”下贱卑鄙的丑态，“豪猪”豪放爽直的性格，“老秧南瓜”的那种逆来顺受、失掉了任何反抗意志的可怜相——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凭借这些人物略带夸张的会话，生动地体现出来的。就是那些庸碌保身的其他众多教员，虽然着墨不多，也是根据这些教员各自的身份、习癖，三言两语、惟妙惟肖地传递出各自的神态。这种利用人物对话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手法，也是来自江户文学中滑稽小说的写作传统。当然，作者沿用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加强讽刺。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集中揭露邪恶势力的戏剧性场面，一个是为了讨论如何处置学生捉弄教员而召开的会议，另一个是校长与教导主任暗地里迫害“老秧南瓜”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去为他开欢送会。这两个场面，已离开了作者贯穿全书的幽默主调，而是出自作者对这种丑恶现实的痛心疾首，是作者为揭开这种脓疮腐肉而发出的呼喊。鲁迅先生说得好：“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这种丑恶的场面，古往今来，又何尝少见。只是由于作家夏目漱石把它真实地再现出来，便成了对日本教育的强烈谴责，成了对伪善的、堂皇的言辞的绝大讽刺而已。

四

《哥儿》之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方面是由于作品分明的爱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没有沦为一般通俗的道德小说，也没有沦为通俗的滑稽小说。它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主人公哥儿既是事件的叙述者，又是冲突旋涡中的主要参加者。因此，哥儿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必然要从哥儿自叙的口吻当中，从哥儿叙述事件的字里行间出神入化地显示出来。

日本的“落语”，在作者写作的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名手的技艺”，一种高度巧妙的语言艺术。许多著名的艺人，全凭模拟“落语”中经常出现的庶民阶层人物(他们通常被赋予阿熊、阿八这类名字)的口吻，绘影绘声地表达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哥儿》的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本身独具个性的叙述口吻，通过他与其他人物进行对话时的快人快语，通过他对周围事物所做出的真率的反应与判断，使他的复杂性格、可爱之处、可笑之处，一一立体地再现出来。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哥儿这个人物性格的传统继承性，就不能不说明一下作品中哥儿反复引为自豪的“江户儿”这一传统概念。因为哥儿鲜明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将长期以来一直为群众所熟悉的“江户儿”的气质，加以发展、予以再创造的结果。

在明治以前的江户时期，江户儿气质的形成是武士阶级的精神习尚折射到平民阶层的一种意识反映。它具体体现在游侠精神上。所谓“男达”精神，所谓“男子汉的意气”(“男气”)，指的都是这种平民的游侠精神。如传说中的幡随院长兵卫、唐犬权兵卫，原都是市井中半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标榜抑强扶弱，惯打不平，重然诺轻生死，尚侠仗义。于是一般平民便把他们作为理想化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民众反抗封建压迫的理想。到了江户后期，十返舍一九①脍炙人口的作品《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又塑造了另一种“江户儿”气质，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都是一种低俗的、轻浮的、滑稽的、超越道德规范的喜剧式人物，他们以“江户儿”自负，所到之处，瞧不起地方的文化、风习、方言等等，引发了无穷的笑料。这种以“笑”本身为目的的创作意图，尽管卑俗，但作为对封建名教意识的一种反动，作品中的人物仍一直活在一般老百姓的心中。

作者正是巧妙地吸取了这一民族文学传统中有益的养分，去掉它的卑俗部分，把它纳入近代文学的严肃主题中来。如：哥儿刚正不阿的人生信条，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正义感，对弱者、受害者的同情，对伪善、奸猾邪恶行为的疾恶如仇，对自身错误的坦荡胸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这个人物可贵的品质。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哥儿这个人物加以神化，而是在赞扬的同时，也刻画了他的许多弱点。在本书一开始，作者就向读者展现了这个人物少年时期性格上的鲁莽、浮躁的一面，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就更加暴露出他的轻信、盲动、急于判断、容易上当受骗等种种复杂性格。特别是他继承了“江户儿”浮薄气质的一面，对地方的风习、语言具有轻蔑的心理，表现出一种来自大都市东京的盲目的优越感。所有哥儿身上的这些弱点和他本质上的许多优点，形成了主人公复杂多歧的立体性格。当然，哥儿性格上的许多弱点，又是和这个人物的单纯、憨直、爽朗的个性，以及不谙世事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使读者把同情集中在他充满正义感的可贵品质方面，而对他的所谓“江户儿”的另一面——轻浮鲁莽的弱点，则作为一种稚气与憨态来加以宽容。作者这样刻画哥儿，不但没有破坏这个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反而增添了渎者对这个人物的亲切感。

一部作品能否为读者所喜爱不衰，除了它的思想高度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和它是否采取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有重要的关系。作者在写作《哥儿》的当时，正是西方自然主义思潮支配整个日本文坛的时期。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许多自然主义作家锐意仿效西方近代文学的写作方法，很少有人想到发扬文学的民族传统问题。作者当时置身于文坛圈外，以他丰富的学识和对江户时期平民文学的素养，敢于逆潮流而动，写出了《哥儿》这样独具个性的作品，这正说明了作家的难能可贵之处。日本的作家兼评论家伊藤整在评论这部作品时，特别着重指出了这部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特点。他写道，“这是一部将日本式的性格，使用日本式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作品”，它“描绘了典型的日本人”。他又说：“主人公的乐天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天真无邪，还有其他人物的日本式的肮脏、气量狭小、卑劣、软弱、充英雄好汉，所有这些都的的确确是日本人的真实性格。”伊藤整的这番话，抛开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整体意义不谈，至少在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问题上，道出了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够赢得日本读者喜爱的秘密所在。  五

《哥儿》的艺术成就有许多值得特别重视之点。这部作品严谨的结构，在日本近代小说中是属于少见之列的。它紧紧围绕着事件的展开，从交代哥儿幼年性格的形成过程，到开始去地方中学教书，到矛盾和冲突逐步形成并深化，以及最终的喜剧性的收尾。整个情节可谓安排得首尾呼应，致密而工整，几乎无一闲笔。这和日本近代“私小说”的无情节性和自然主义文学的无冲突性相比，显得十分突出。

《哥儿》受到人们喜爱的另外一点就在于它充满了幽默风趣的语言，夸张地描绘出人物的性格。作者使用的语言，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作品给读者以幽默感，是和主人公的“江户儿”性格的弱点密切相关的。如作品的开端，通过主人公自叙的口吻，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主人公幼年时期的许多鲁莽、冒失、憨态可掬的行为，使读者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但在这些可笑行为的背后，却又分明可以看出这个少年的许多可贵的品质。这一点，作者经常使用的是对比与衬托的手法，如用哥儿的哥哥阴柔的性格来与哥儿爽直的性格相对照，用女用人清婆对哥儿的无私的爱，来衬托哥儿坦荡、洁白无垢的生活态度。又如哥儿初到学校，校长对他大讲教育精神，提出什么必须“被仰为全校的师表”、“广施个人的德化”，而凡事认真的哥儿听了之后，认为自己根本做不到，决心将委任状奉还给校长。这种正反两面的对比手法、对人物夸张的描写，当然不只限于校长。在刻画所有人物的性癖和言行上，在叙述许多事件与重要场面时，都尽量使之体现出这一特点。又如在作为“哥儿”对立面的人物“红衬衫”身上，作者就把他那巧言令色的性格特点以夸张的语言进行了揭露。又如在“蹩脚帮闲”身上，作者就把江户时期“滑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帮闲人物的许多习癖与语言特征赋予这个人物，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可笑而又可鄙的市侩。作者夸张的语言，甚至也不放过作品中作为事件发展必不可少的点缀人物，如哥儿的第一个房东、绰号为“假银”的市侩式的人物，以及第二个房东，一个穷士族出身的、既善良而又庸俗的老太婆。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口吻与习癖，将他们的性格刻画得妙趣横生。

作者在驾驭语言方面，表现出作家“写生”的功力。他是在他的朋友正冈子规、高滨虚子一派所提倡的“写生文运动”和“俳句革新运动”的触发下进入创作生活的，因此，他的早期作品，包括《哥儿》在内，不但受到以滑稽、飘逸而取胜的传统俳谐精神的影响，而且也十分注意如何去刻画一些细节。如作品开头写哥儿与清婆在车站分手的场面，以及描写高知地方舞蹈“抡刀舞”的场面，都显示了作者在刻画细节时驱使语言的卓越能力。

六

《哥儿》是一部立足于民族文学的幽默传统、邪正是非表现得十分鲜明的作品，它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是绝非偶然的。主人公那丝毫不受污浊世界玷污的洁白心灵，那明朗的乐天精神，投合了广大读者的癖好。但仔细分析起来，主人公哥儿并不是完全值得欣羡的人物。

诚然，在主人公身上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他的可贵品质，但哥儿那种来自“江户儿”气质的侠义肝胆，他那最后与“豪猪”共同采取的、对邪恶势力饱以老拳的行动，不过是快意一时，只图发泄个人郁愤的行为，痛快诚属痛快，但一走了之，又于事何补？而受到哥儿与“豪猪”痛打一顿的“红衬衫”与“蹩脚帮闲”之流，不难想象他们事后仍然是黑暗现实的主宰者，仍然要为拔去“豪猪”和哥儿这类眼中钉而额手称庆。也就是说，哥儿这样的正义人物，既不是现实的能动变革者，甚至也不是现实的批判者，充其量不过是个洁身自好者而已。特别是哥儿被邪恶的现实排挤出去的时候，由于个人的郁愤得到了发泄这一喜剧性的收尾，丝毫也未见到主人公为现实而思索，为现实而继续战斗的影子，这也就难怪主人公在回到东京后，安于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时时用回忆清婆那种无私的、纯朴的爱——这种爱毕竟是立足于旧时代的思想意识之上的——来温暖自己的心了。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哥儿》这部喜剧性的作品，尽管通篇充满了哥儿乐天的、爽朗豪放的“笑声”，但从他的整体行为来看，从他的登场到他的离去来看，对于现实的矛盾，他不过是“无解决”的解决，因此自不免成为一个落入喜剧中的悲剧人物。

刘振瀛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译毕《哥儿》，聊赘数语，一方面自庆释去重负，一方面也聊以表示自惭。

翻译《哥儿》这样的作品，译者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某种不安。因为在如何传达这部作品的特异风格，如何传出原作的语言妙味以及其他蕴含在原作中的种种要素，都给译者很大的负担。译后通读，总觉得才微力绌，手不应心，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无负于原作的意趣，对此，译者不能不深感担心。

翻译之为事，信固不易，雅则尤难。译者所理解的雅，当然不是那种不顾原作，但求雅驯之谓；而是指力求传出原作的风姿、它的特异的风格与韵味，也就是原作固有的美。就《哥儿》这部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夏目漱石的创作个性，语言运用上的民族传统，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此等等，都是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一一加以推敲与玩味的。但是这只是做到了应做的一半，即使是对原作的精神体会了、消化了，一旦逻译到文化背景和民族语言传统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民族文字来，其整体效果必然大为减弱。特别是像《哥儿》这样全篇充满了幽默风趣、民族语言特色极为浓重的作品，更加重了译者落笔的为难之感。

同一个作家，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也往往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如同是夏目漱石早期作品的《我是猫》和《哥儿》，尽管都以幽默、讽刺见长，但在语言风格上仍然各具特点。前者的幽默感——它的诙谐、调侃、揶揄、嘲讽，都来自作品中特定的人物身份，来自所谓现代竹林七贤式的“清谈”，从而这部作品的语言，也就忽而希腊罗马，忽而老庄儒释，忽而方言俚语，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哥儿》的文体风格，又别具一格。《哥儿》的文体，首先发挥的是哥儿自叙口吻的妙味。哥儿不像《我是猫》中的那群高级知识分子，哥儿既不会言必称希腊，也与老庄的思想无缘。在哥儿的血液中倒是渗透着一般的庶民精神。哥儿经常以“江户儿”自诩。所谓“江户儿”，它起源于江户时期带有半流氓无产阶级的侠客式的人物形象，是经过民众加以理想化了的艺术典型。原作者正是把这种令民众有亲近感的“江户儿气质”，赋予哥儿身上，并加以现代化，使之切合哥儿的社会地位，塑造出哥儿的鲜明性格。《哥儿》是一部自叙式的作品，在语言上必然取决于哥儿的性格特征。因此，在翻译《哥儿》这部作品时，哥儿的叙述口吻，是粗不得、雅不得的。过粗则不合哥儿作为中学教员的身份；过雅又会有损于哥儿的庶民本色。过于书面语化，会失去哥儿那种明白如话、径情直行的口吻特征；过于口语化了，又会显得语言拖沓，失去原文蕴含的余味。这种文野、雅俗的分寸，在译语的选择上，经常使译者陷入搔首踟蹰的境地。

《哥儿》自叙式的语言特色，还表现为哥儿在自叙过程中时时掺进转叙其他人物语言的描写手法，这是日本民众所喜爱的铺陈事件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法，使人宛如倾听一个口齿伶俐的讲故事的人，绘声绘影、娓娓动听地在转述现场的情景。在日语中，无论是哥儿的自述或对他人话语的转述，许多场合都可以省去主语，从而使这种叙述，在行文跌宕开阖之际，取得简练而生动的效果。但在汉译中却不得不补进许多主语，削弱了原文简练生动的特色。  《哥儿》中的滑稽幽默感，移植到汉语中来，也往往会变得黯然无光。《哥儿》中许多人物的滑稽绰号，如“狗獾”、“蹩脚帮闲”之类，不可能期望中国读者也像日本读者那样唤起同样丰富的联想。至于其他由谐音词、俏皮话引起的谐谑的表现，有些也是很难找到等值的译语的。特别是这个以“江户儿”自诩的哥儿，经常在他的口吻中流露出他那既正直朴诚又轻佻浮躁的复杂性格，这种复杂的性格，正是原作赖以唤起读者幽默感的艺术魅力所在。又如作品中往往利用东京话与地方话的对比，以显示哥儿轻佻自负的一面，从而酿成笑料。这些都是这部作品语言的轻妙、谐谑之处，企图完全传出原作的神态，也是十分困难的。日本的评论家曾经指出，《哥儿》的语言脱胎于日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落语”(类似我国的单口相声)。正像我国相声之难于逻译成外语一样，《哥儿》译成我国语言，也会遭逢类似的困难。

译者在这里之所以缕述了这部作品的翻译之难，一者是为了省察拙译的不足；二者也是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原作的艺术特点，从而说明这部翻译作品不过是力求其略近于原作的仿制品而已，其他诚非所敢奢望。

我国目前已有《哥儿》的一种译本。这次译者之所以不自揣谫陋，应邀逻译这部作品，目的无他，只是出于如下考虑：像夏目漱石的《哥儿》这类风格独特的作品，似乎以有多种译本为好，这样，庶几可以由不同的译笔、译者不同的力点所在，使原作从多方面得到照明；同时也可以唤起更多的有兴趣的人来参加这一工作，相信最后必将能出现一个真正完美的译本，则译者的所愿也就达到了。

刘振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