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 妹
我一直觉得我俩的生活就像是那片土地上的颜色——她的是羊胡子草的绿油油，而我的则是地下水的黑黝黝，就像男人们狠劲儿一锹挖下去就能看到慢慢渗出来的黏稠泥水的黝黑。
记得十五岁时，我常在傍晚穿着明黄色的袜子，骑车穿过那片黑乎乎的泥塘向舞厅奔去。姐姐一般都呆在家里。虽然我一路小心地避开那些泥塘，可总免不了在背上留下点点泥迹。我跳舞时，那些穿着厚重蓝色外套的男孩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常常斜靠在我的自行车上，在夜色中偷偷分享香烟，我也加入了。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在我的车篮里插了一朵香百合。后来，那些穿着青灰色西装的人都靠在我身上，眯着眼睛，头像老鹰似的往前勾着。有时，我会把手伸出去，越过他们的肩膀，用手比划或者刻出一个东西来，有鼻子有眼的，就像个小人儿，我用他来寻找生命的含义。
有个留着两撇八字胡、胡梢花白的老男人带我去的是卡斯尔巴公厕。这人是个海员，身上有股很冲的缆绳味儿和霉味儿，外加老水手的无赖劲儿。那地方有海滩，有浓荫，山坡上满是石楠花。一个农民小伙儿在我身上耕耘的时候，我伸手在圣母的雕像和纪念爱尔兰亡灵的凯尔特十字架②之间做了一个问号的形状。乱交就是我的签名。我那时候长得像个细腰的沙漏，脑袋上一头枯草，眼睛绿得跟酒瓶底似的。有人带我到阿奇尔岛③吃冰激凌，然后我们在石岸上抠下了些紫水晶，接着又爬上了广播塔。后来，等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明月当空，而自己则睡在悬崖的边上，大西洋的海浪就在下面拍打着。第二天，我父亲在餐桌上跟我们说约翰．肯尼迪总统已经把人送到月球上了。“真丢人，”他看着我说，“费了半天劲，发现那里除了一堆灰尘以外什么也没有。”那时我的腿脚更加利索了，可以走到舞厅去。只是周遭的泥塘又湿又黑，必须小心。那个送我香百合的男孩又尝试了一次，这次他还加了一朵从警察局偷来的金莲花。我的身子还是在各处狂欢着。我父亲常常等我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伍德拜因牌香烟④。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在一家印刷店里听人叫我“小娼妇”。还有一天，我在房间收音机里搜索卢森堡电台的时候，听到他在啜泣。
我的姐姐布里吉德不时爆发强烈的厌食症。她常常在课后一个人溜到泥塘旁，偷偷躲在一块大岩石后边没人的地方。她总是手里拿着《圣经》，袋子里装着学校的三明治。到了那儿，她就像只知更鸟一样蹲着，一点一点地撕下面包，祭祀一般地抛洒在周围。这块石头可是有来头的——行刑的时候，这里是用来做弥撒的。我有时会在远处偷窥她。我的姐姐自己瘦成了个骨头架子，可却还在扔面包。有一次，我见她在石头上拿着父亲的钳子慢慢地把左手中指的指甲给拔了出来。她这么干只因为听说十七世纪克伦威尔的手下就是这么对待竖琴师的，只为了让他们没法拨弄琴弦、弹奏音乐。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她的手指流了好几天的血。她给父亲的说法是自己不小心被学校的门夹到了。父亲对布里吉德的情况毫无察觉，几年前母亲去世——母亲是在外出散步的时候被一阵风刮下悬崖的，’之后，他就一直沉溺在哀痛中不能自拔。从那天起，布里吉德就开始活得跟个殉道者似的。人们都怜爱她文弱白皙，可是却从来不知道她那孱弱的身体里都藏着些什么样的念头。她从来不去舞厅。自然，她脚上穿的是修女们标准的褐色袜子。袜子里的两条腿瘦得跟芦柴棒一般。我们之间很少说话。我也几乎没有主动跟她聊过。我嫉妒她那闲置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消耗，可是我还是像姐妹一样，不计嫌隙地深爱着她。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躲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挤作一团，蜷缩在毯子里，心里满是困惑，我干吗要非法穿越加拿大边境，去一个并不欢迎我的国家，见一个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的姐姐呢？
后备箱里又黑又冷，又挤又闷。我的膝盖紧紧地顶着我的胸，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还有令人窒息的灰尘随着冷风不断灌进鼻腔里。我们可能还在魁北克的辖地内。每停一个红灯的时候，我都以为是到了进入美国缅因州的边境站。等最后到了，我们要停在冰冻的河流旁边，到上面去溜溜冰，吹吹风。只有我跟迈克尔，在冰上疯一下。当然，也许只是想想而已。P1-4
与海明威、凯鲁亚克、科马克·麦卡锡、布鲁斯·查特文一样，麦凯恩在人的情感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衄约客》
麦凯恩的文字充满着诗意和想象，他的双手既有力又坚定。
——《纽约时报》
麦凯恩建立了一种关于悲伤、成功、欢笑与致命悲剧的叙事，在精准的语言与叙述技巧中展现了他令人钦佩的写作能力，其高雅的形式如同散文。他的文字充满天赋又历经锻造，只有极少数的爱尔兰作家能像麦凯恩这样准确又灵巧地掌握这种写法。他是一种珍稀动物，一个真正的作家。
——《爱尔兰独立报》
一个引人注意的来自爱尔兰之外的声音。这些故事深入而又夺目。
——埃德娜·奥布莱恩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
《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博，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从《姐妹》到《丢失的小孩》，从《装满墙纸的篮子》到《一个硬币有几面》，科伦·麦凯恩的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都是关于远远放逐和流离失所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们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方式，试图回归故里或者逃离家园。无论是一路遵循修女姐姐足迹的妹妹，还是从儿童之家短暂逃离的帕德里克。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情感的精准把握令淘气、自信又多变的麦凯恩成为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黑河钓事》收录了《姐妹》、《恩里克的早餐》、《装满墙纸的篮子》、《黑河钓事》、《兴冲冲，向前走》等短篇小说。
《黑河钓事》由科伦·麦凯恩编著。
科伦·麦凯恩，1965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受其当记者的父亲的影响，自小喜欢说故事，立志成为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进入都柏林理工学院攻读新闻学，后成为《爱尔兰新闻》的一名记者。
《黑河钓事》是作者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融合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体验，探讨了人们流离失所的生活和回归家园的可能性。
